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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北天南叙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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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ina:
2007
Izdava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ISBN 13:
9787108014573
ISBN:
79aa2618-21f9-4d5c-9159-6bce4b63794d
Fajl:
AZW3 , 1,22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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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书:清史寻踪

Godina:
2017
Jezik:
chinese
Fa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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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封面

玉垒浮云 ——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

旧业已随征战尽 更堪江上鼓鼙声拉班追击战

8月14日

“这种敌人”

新腊戍之役



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

忆田汉

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

附录 也谈“猛将阙汉骞”

费公诲我,我负费公



方知大藩地 岂曰财赋强摩天楼下的刍议

怎样读历史

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



江淮度寒食 京洛缝春衣为什么威尼斯?

重游剑桥

英伦鸿爪

斯堪的那维亚

再叙瑞典



卧龙跃马终黄土 人事音书漫寂寥沙卡洛夫

萨达姆

克伦威尔

霍布斯

崔浩

母后伊莉莎白

白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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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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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垒浮云

——书于《地北天南叙古今》卷首


这本集子收录了我过去曾在各处发表过的二十六篇文字。最早的刊于1944年,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最迟的则出版不久,仿如昨日。虽说当中有些文字带着旅游性质,有的则暴露着个人经历,全书的范围可以概说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之耳闻目见与脑内的构思。积之则提供了他的历史观之侧面背景。正因为其不拘形式可以补助有体系的文章之不足;也因为全书缺乏长篇大论,读者也可信手翻来,随时释卷。

只因为不能令一部书完全漫无头绪,与编辑先生、小姐们商量之后,将这二十六篇归纳为五类,分别为“缅甸战场的闻见”,“五十年来的抚今追昔”,“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实用”,“欧游观感”和“古今人物”。只是这样的分类仍不能全部囊括各篇的内容,也无从避免彼此间的重叠,所以又各用唐诗两句为题。诗歌的好处则是放漫不拘形迹,有时则又辞句隐蓄,不全受一般修辞学的限制。

我想读者具有同感:我们今日已面临着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只举着近身一例:自从1945年内战之展开,已使近两百万的军民,于极短期间自大陆移居于台湾。这即已是中国历史里自洪荒以来未有的事迹。因为如此,再加以很多类似打破纪录的变故,使我们过去用以衡量历史的尺度至此大体失去效用。再瞻望着最近台湾海峡两岸人事的转变,也使我们领悟到内战之真意义并不是所谓无产阶级清算有产阶级,而是中国需要彻底改组迎合全世界潮流所带来之不得已的动乱。其中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要剔除农村里阻挡着全面改革的各种障碍,所以为患至烈。台湾这方面倒可以因利就便,只引用了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再配合美援,即先期完成了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能迅速地存积资本,发生了领导的作用,这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一眼看清。也因为如是,当日各方面依据意识形态所写的历史也因为时过境迁,今日都亟待修订。

有了这半个世纪的动乱,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之发展如仅以各人的人身经营评判,有时也确是残酷少恩。中国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有,亦不为桀纣而亡”的说法,也能在很多的场合上适用。可是在长期间里引用着超过人身经验的眼光看来,历史之衍进却不可能全部出诸偶然,到头也仍具备它的合理性。此中的关键在我看来即是黑格尔和卢梭所说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这一观念之不可磨灭。

大凡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遇到社会环境剧烈的变化,承受着内外空前压力之际,人民铤而走险,在此时发生战争与暴动,初看起来,必是激情多于理智。一到事后,有了前后史迹之纵深,则使我们了解当日牺牲了十万百万以上的人命,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乱,其他则盲目附从。尤其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尚不可逆转,更不能轻易地指斥其为一种错误,免不了当中尚有公共意志在。在这种情形之下,纵使此局面与我们个人的志趣和期望相违,我们也应当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虚心考究其积极性格。

中国历史里虽然没有与刻下完全相同的前例,可是经过长期大幅度变动之后重新创造帝国的事迹却也有好多起,当中以秦汉帝国崩溃之后通过魏晋南北朝之一段分裂的局面至隋唐之勃兴的例子最为显著。当日法制简单,中枢的存在全靠能向全民直接地抽税。思想上的统治则依赖于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学说以儒家、法家、阴阳家利于中央集权的教条混合一起解释而为自然法规(natural-law),再加以东汉以来注重星象图谶等神秘力量作行政的支撑。一到公元3世纪“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亦即是将小自耕农兼并,将以前向政府当兵纳税的人收束为奴,并为“部曲”,中央政府一筹莫展。一到内忧外患兴起,各大姓更筑“坞”自卫,有了私人军事力量的根据。统一的中央政府既失去了凭藉,此期间道家和佛教思想风靡一时,也不过在注重各个人之超脱,中国缺乏有体系的组织逾三个半世纪。

我们再翻阅重新建造新帝国的程序,其历时之久费功之多,远超过以前的想像。最初主持重新统一之工作者不为李唐王朝,也不是杨隋王朝,而是北魏拓跋氏,亦即迄至公元3世纪; 汉亡时仍无文字无居室的游牧民族。从本书“崔浩”一篇也可以看出,当日拓跋民族利用了他们人文简单的长处,在初期汉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南守北攻的政策,将其他游牧民族强迫改业为农民,构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新国家,不到羽翼丰满不问鼎中原。有了这种基本的工作,政府才能确切地掌握到全民。以后纵再度经过分裂与合并,汉化与反对汉化的各种阶段也透过了北齐与北周,仍然由于这小自耕农为主的体系才能奠定了隋唐大帝国全体人民当兵纳税的基础。以后的租庸调制、府兵制、律令格式等等系列无不依靠这下面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为基础。这样一来,新帝国近乎人工孵育而成。所有高层机构、低层机构及当中法制性的联系全未得到由刘汉王朝遗传过来的好处。这种亘世纪超过人身经验,也透过朝代的筹划,除非我们相信冥冥之中确有天神作主,只能称之为公共意志之所获得的成果。即像崔浩本人死于非命,在历史家的笔下也只成为了一个三等角色,却已在言行之间表示着这样一段公共意志的存在。

恐怕刻下不少的读者还没有想到,今日之中国不论是在大陆或是在台湾,也是由重新创造而产生。彼此得自满清的都很少。不仅在法律、军制、财政、税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与前朝缺乏联系性;又纵算在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调,这样的价值至今已只能作为私人操守之南针,已不复为组织国家与社会之纲领。如果本世纪的初年中国还是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迄至世纪之末已是“十年之后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以前全靠宗族邻里乡绅保甲以传统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国则已进入一个带高度竞争性的世界里,以国民经济的活力为衡量国运盛衰的尺度。以当中几十年内变化之大则可以想见改革过程中动乱程度之深。

在最近十余年内,我已经在各处用中英文发表,以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要是其间功绩不归于各个人,至少要归于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其所以如此,也还是当中有一个中国人公共意志在。

在提出这种说法时,我当然知道我没有实切的证据为凭藉。即以上诸人尚且未曾以上述的行动作为他们自己一生事业之总汇。那我岂不是替人作义务宣传而冒犯着一个平白招讨没趣的可能?

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申明:现代历史家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褒贬”。除了一些考据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证据。最重要的,他应能将已经发生的事迹,面对着现状,解释得两头合理化。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应当争取主动。因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争取历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们自己的立足点。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国历史里尚乏成例,在欧洲初期的现代史里却有不少类似的事迹,此间已不及一一叙及。总之则我多年的著作大都与这主题有关,当中一定有局部的错误,也容以后发现更正。这一体系之理论能够与读者见面则是每一册书内都能保持其前后之联系,各书间也能保持彼此之联系。换言之,我的“证据”即是在某种范围之内古今中外的事迹都可以穷极其因果关系,解释得合理化,也与刻下所述的改革衔接。计有:

⊙《万历十五年》,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一剖面,虽说所叙的为晚期,当中组织结构之纲领,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从春秋战国叙至明朝的登场,可是也仍引用现今改革后之立场作基点回溯前去。所以在“开场白”里提及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中国历史“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各篇曾在《中国时报》刊载。

⊙《资本主义与21世纪》,分述历史上其他国家作类似改革的程序,已在《历史月刊》连载,单行本筹备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放宽历史的视界》,大致以论文的方式从明清叙述到现今改革之前后。

⊙《中国的大历史》,将以上各书内容按时间的顺序综合。也加强了明清及民国初年的叙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学者,已由《历史月刊》及《民生报》连载。单行本预计明年成书。

⊙以上《万历十五年》已有英、法、德、日文本和大陆出的简体文字。《大历史》已出英文本,日文本正筹备中,《放宽视界》之一部已曾英译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赫逊河畔》希望不久可以出大陆版本。

本书也可以说是在正式论文之外提供了参考的线索。我认为读者需要了解中国在20世纪的长期革命时,不要忽视17世纪英国之经历的参考价值。这一点已由《怎样读历史》说明。即《克伦威尔》和《霍布斯》各篇也针对着当日英国发生的问题,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提出了可供参考之处。

书中的《重游剑桥》、《英伦鸿爪》和《母后伊莉莎白》原系应《中时晚报》时代副刊的邀约而作,注重旅途情形,可是现在看来,也仍离不开一个教学历史的人所留下来的观感。我和内子因往英国的次数较为频繁,逗留也较久,更因着语言的方便,就有了一段稍微深刻的观察之机会,历来也钦慕这国家苦心孤诣地一意维持传统之性格。可是以最近的情形看来,此邦已愈像美国,伦敦也越像纽约。究其原因也仍是经济发展之所致。因之也回忆到1973年剑桥的人士辩论英国应否加入EEC(欧洲共同市场)时邻居人士抗议着:“英国要给欧洲大陆吞并去了!”(England will be swallowed up by Europe!)实际上现代经济愈展开,每个国家之独特形貌及作风必受国际间接触的关系而冲散减低,影响所及甚至以前之优雅恬静和社会上合法守礼的态度也可能随着而减退。这也可以看作过去英国人士坚持“光荣孤立”之一主因。反面看来,以前有这些优美的成分在,大体上也只有社会上一部分之人士才能欣赏,此因其带服务性质之事业尚未大规模的普及化,这样的事业只专重于质量而不及在数量上全面扩充之故。即此也可以想见其优美之代价大部由低层阶级单独的付出。更推而广之,中国近几十年来,过去有“文化大革命”,近日又有“防治精神污染”的运动,又何尝不与类似的矛盾有关,只是提倡的人愈将实际的问题解释得抽象化,愈受意识形态的支配,愈走极端而已。

我们旅行于其他的国家也不自觉的在有些地方沾染着某些高级市民的观感(因为旅行时总是受人服侍),同时又感到通货膨胀的压迫。平心静气的想来,则领悟到现代经济之展开具有孟子所说“独乐乐不若与众”的逻辑在,总之即是无可抵挡。至此《英伦鸿爪》一篇也可以与书中《摩天楼下的刍议》同时看去。过了时的社会价值不复成为构成国家与社会的纲领,前已言之。可是我们也还是希望人类精神上和伦理上共通的长处仍能保留,作为一般人处身立世的南针。因为所说已逾越于历史的范围,故曰“刍议”。

普通我们对着历时已久,与个人的人身关系较稀之事物容易作斩钉截铁的论断,有时甚至可以在三言两语之间说得义无反顾。及至提及与我人实际接触的事物,则不容易于是的处置,有时即在下结论之际亦免不了一再踌躇。在这些地方虽长期学历史的人不能避免。既知道自己有些弱点,则只有心存警惕。写轻松而无一定格式的文章则有一种好处,可以使作者和读者同时理会到思潮的线索与矛盾之所在。可是我发表这样的文字,当然不是暴露我自己的信念不深,劝说读者对我所说不要过度认真。而是与读者共勉,接受历史之仲裁。因为我有了一段从中国社会里实地体验以后又在外彻底思索比较的机会,深切地感觉到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不仅不能因个人情绪上的反应而取决,多时尚超过小范围内我们自以为引用理智所作的判断。《为什么威尼斯?》从长沙车站牵扯到缅甸丛林,又从威尼斯河上的红绿灯提及里昂教学的明烛,也是贯彻我历来的宗旨,将眼光放宽放大。有了大范围、长时间、远视界的历史眼光之后才敢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容再构成一种特权阶级。《从绿眼睛的女人说起》也保持类似的观点,其重点则在指出历史上西方人士所提出之“自由”与“个人主义”有了很大的差别。

我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现代化,无一不企图用商业管制的方法代替过去以农业作主的管制方式。这样的法制能够付诸实施要在所有的经济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一经施行,则以私人资本为主体并且尽量保障其牟利的体制为资本主义,在内中渗入公众的资本,也借社会之福利之名目限制私人财产的体制则为社会主义,两者只有相对的不同,无实质上基本的差别。至于完全不承认私人财产的权利,虽称为共产主义,只有“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共产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三种实用上的形式。第一种见于初民社会,第二种由私人团体组织,却始终没有一个长久存在的例子。第三种形式见于苏联及中国大陆,现在看来,也只是非常期间经济动员的一种办法,不能长远的立足,否则不会引用今日的经济改革。

在我研究各国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以其能进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为转捩点。一般的在达到这局面之前,需经历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可是也有极少数的例外。1990年我们参加李约瑟研究所的第六届中国科技史会议后,去挪威、瑞典、丹麦巡行一周。书中也有两篇文字,记述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所见之外,涉及这三国的历史。这三个国家能避免上述大规模的变乱与暴动,由于她们能够向外大批移民,也能够在开发她们的资源时与外间各国的经济配合,如丹麦之全面以畜牧业代替耕种,挪威之开发水电,瑞典之利用木材与铁砂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功效,至此也使我们更感到地缘政治的重要。至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能如是,何以中东的国家有原油则不能如是,当中也值得考虑。又这两篇文字成稿之后,挪威极受人民爱戴的国王奥拉夫第五已逝世,王位由太子继承,瑞典放弃了不参加国际组织之宗旨,申请有限度地加入欧洲共同市场。

书中叙人物的两篇《萨达姆》和《沙卡洛夫》可算与现代政局接近,一方面也由于我仍在不断探试将中国长期革命的史迹归纳为世界历史之一部的后果。既提及世界史,则不能只以西欧美国和日本的圈度为限。我希望读者和我保存一段共识:彼此都相信今后很多待开发的国家之去就,仍有左右我人对中国现代史所作结论之可能。这样的可能性对历史学家赋予相当之压力,一方面强迫他们扩大视眼,立即仓皇对付在本人专长之外准备得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又觉得无可推诿。要是我们所讲所说,对当前世界上发生的大问题毫不相关,则要它何用?此中矛盾,已在最近《历史月刊》(1991年8月号)所作《从拉吉夫·甘地被刺说起》提及。

不过全书内一大部分,则是一方面参考已刊印之文字,一方面引用我个人人身经验,说明中国利用抗战而构成新体制的高层机构之情形。举凡《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忆田汉》、《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白修德》各篇都有对这题目发挥之成分。其重点则是“无中生有”。当日国军之军令、军政、军训、军需、军法全非旧式农业社会所能支持,当中种种捉襟见肘的情形,半世纪之前尚且不能公开道说,只是置身重庆、成都、西安、柳州、桂林、贵州和昆明的人士应当有切身的了解。今日这最基本的史实,也不容我们属于左派或右派或前进或顽固可能倾倒或遮盖。当时很多人对国军的批判,大体忽视历史上之背景。刻下将这些详情公布,其目的尚不是掩过饰非。只因为中国近代史里的积极性不予以表彰,所写出的“历史”只有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其实这并非历史,而系作者本人对历史狭隘之反应。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有替我自己矜夸的嫌疑。“旧业已随征战尽”的大标题下重印了四篇四十七年前的旧作,也难能避免批评。然则我既已早就说明我的历史观与个人的人身经验互为出入,中国历来的群众运动尚待将其积极性表彰,我就想不出有何理由,有将自己年轻时参加这种群众运动之详细情形隐瞒的必要。何况文中还提到不少我所景慕的中下级军官。在这卷首即介入缅甸战场之所见,则是树立本书风格,使读者体会我所说实践的意义,了解我研究历史时注重社会下层所产生决定性的力量之由来。虽说这几篇文字稚气在所不免,现在也不予更动,除了部队番号已据实提出之外,其他全部复制如当日之刊载。

至于我有机会写这样的文字,则因1944年驻印军反攻缅甸时,我和另一位上尉参谋朱景熊(亦即《8月14日》中的“小朱”,现在台北)同任前线观察员,多时随第一线部队出入前方,每日以副总指挥郑洞国将军的名义以密码向重庆统帅部提出报告。《拉班追击战》是我任务之开始。前线观察员行动自由,不受部队长约束。朱景熊和我的报告,也无人检阅,径送电台,但具副本向驻雷多的副总司令备案。只是我们成为了高级将领的耳目,必须实践的对报告负责。也真料不到这一年多的工作,构成了我几十年后作历史从业员一种极严谨的训练。

当然的,战场上的艰苦与残酷不尽如这几篇能在战时大众刊物发表的轻松。我曾在八莫附近看到一个阵亡的日兵,还如生前一样的坐在机关枪掩体之后,面上却黑黝着的盖满了苍蝇。我曾在孟拱河畔看到被火焰放射器烧透过的阵地。还有几具直立在战壕内的尸体虽然脸上已烧得一团红黑,却仍因着眼眶与下颏留下的痕迹显示着最后一分钟吁天的情景。我也曾爬上被敌人四七平射炮射穿的战车,也真想不到,弹速如是之大,它们在一英寸半的装甲上所戳洞,竟像截洞机在纸上所截圆洞的完整,圆周全部光滑,内外的边缘也毫无残留多余的钢铁和裂痕。我不禁以手指循着一个圆洞的内壁旋转,想像着当时官兵油煎火化的光景,和装甲兵称他们的战车为“铁棺材”之由来。不过这已与主题越说越远。除了在《为什么威尼斯?》流露了一些个人的情绪之外,这一切只能留在其他的地方发表了(假使还有此需要的话)。

阙德基先生所作《也谈“猛将阙汉骞”》以传统传记手法写出,和《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着眼于当日军令、军训、军需都未上轨道时各人挣扎的情形不同,但是两人能互相印证,也更正作者若干错误,兹征得阙先生同意附载并列,谨此向阙先生致谢。

最后我感谢各刊物的编辑先生小姐们,也珍重的体念到他们和她们让我抽出各篇出专集的好意。





1991年8月30日于纽普兹

10月16日校排后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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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业已随征战尽 更堪江上鼓鼙声





拉班追击战


击破敌人的抵抗线

3月下旬,我驻印军争夺杰布山以南的隘路,与敌十八师团残部发生激战。3月21日开始于康捞河北的阵地攻击。持续达一周。敌我常常在几码,甚至一株大树之下胶着。丛林中,隘路内,敌人坚强工事之前,既不能展开多量兵力,也无从施行细密的搜索,我新廿二师六十六团奋勇以冲锋枪、手榴弹——寻求敌人步兵与之接战。该团过去在腰邦卡,曾经以一敌六,创造以劣势兵力获得辉煌战果的奇迹,这一场战斗,更使该团的军旗生色。双方的火线由二十码而十码,推至五码,甚至接触,重叠,交错。而这样一条犬牙交错的战线,随着敌我的接近,因为攻守两方战斗精神的旺盛,以致处处开放着投掷兵器的弹花。战斗最惨烈的两日,步兵勇士连续以手榴弹投入敌人掩体的火口内,但是被敌人在未爆发的瞬间拾着投掷回来。在某一处工事之前,相持达几十分钟。3月26日,我军攻击敌加强中队阵地一处,敌官兵九十七员顽强抵抗,战斗结束,我军发现敌尸九十四具,残存三人狼狈逃遁,某班长拔出刺刀作飞镖,中其中之一人。27日,六十五团继续攻击高乐阳附近的阵地,团队长是一位勇敢、好沉思,主张 出敌意表的将才。他的攻击准备射击,耗用了近两千发的炮弹,然后找到敌人阵地的弱点,施行中央突破及分段席卷。28日敌人不支溃退。十天之内,我军为敌掩埋三百具尸体(计算敌军伤亡当在一千以上)。掳获敌炮四门,轻重机枪十二挺。

同日一一三团迂回至敌后的一支队,以及密里尔将军统率美军相继到达敌后交通线上。虽然敌军在以西的丛林内另辟了一条汽车道,但是主要抵抗线既被击破,侧翼又受威胁,不得不望南逃命。29日之后,我军开始纵队追击,30日清晨,超过交通要点沙杜渣,一日进展约十英里,步兵在丛林战中有此速率,实在令人敬仰,以致30日午间,我们以指挥车追随至六十五团后面,久久不见第一线营的踪影,为之深感惊讶。

找到窦营长

那天,我们到第一线营去。

我们午前11时由六十五团指挥所出发,一路经行山腹,路幅宽窄无定,路面又未铺砂石,车行非常不便。沙杜渣以北,辎重部队的驮马不绝于途,车行速率不能超过五码。这条路上还没有经过工兵搜索,半点钟以前,一匹驮马正遇着触发地雷,左前蹄炸掉了,尸骸委曲地躺在路侧,地上一摊鲜血。驾驶兵换上低速排挡,眼睛不停地注视在路面上,左右摆动着方向盘,处处吸动着车上人员的神经,使我们感觉着若断若续的紧张。

沙杜渣是孟拱河北渡口的一片林空,原有的几十家民房,只剩焚后的屋柱,与附近弹痕寂寞对照。但是这些战场景象与丛林内的尸堆相比,则感觉得太普通,太平常了。

车子沿着渡口弹坑转了几转,我们进入了孟拱河谷。

这一带树林仍旧很密,路左是孟拱河的西岸,碰巧在一堆芦草空隙处,可以望见西阳山(Shiyang Bum)上的晴空。

路上几百码的地方没有一个行人,我们好容易遇到一个通信兵,但是他也不知道第一线营的所在:“刚才还在前面一英里的地方,现在恐怕又推进了。”

道路笔直,好像森林里面开好的一条寂寞小巷,路面松软,车轮在上面懒洋洋地走着,丛林里面各种飞禽与昆虫很活跃。

在孟拱河第一道河曲处,我们终于遇到了一群祖国的战士,但是他们并不属于第一线营,他们是一一三团派出的敌后支队,他们在两个星期之内,爬经三千英尺的丛山,迂回三十英里,经过人类从未通过的密林,自己辟路前进。在河东岸,他们以机关枪奇袭敌人的行军纵队。在河西岸,他们掳获了敌人一部汽车,击毙了敌人几十名,前面一百码的地方,还有敌人遗弃的尸骸。他们正拟北进沙杜渣,不期在公路上与六十五团会师。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正待接受新命令,但是,他们已经快三天没有吃饭了。

这些弟兄们精神体格非常之好,他们正在打开罐头,填塞着空了三天的肚子。有的已经坐在道旁,燃着一支香烟。这里隔第一线营不到三百码,已经听到前面的机关枪声音,我们跳下了汽车,果然在道 左树林下面僵卧着两具敌尸,苍蝇飞在死人的面上,酝酿着一种奇臭。

我们到了第一线营,战士们散开在公路两旁,右面森林内,相去不到五十码,第六连正在向西搜索,不时有几声步枪,有时有三四发冲锋枪的快放,敌人三八式步枪刺耳的声音,夹杂在里面。

“屋务——”

敌弹弹头波正在冲开空气前进,可是道路上往来的通信兵、传令兵和输送兵都是伸直腰很神气地走着,我们也学着挺直着腰。

在一棵小树下,我们见到了闻名已久的窦思恭营长,他是第一位率部至敌后,首先以寡敌众的青年将校,同行的郑参谋替我们介绍。

窦营长告诉我们:发现正前面敌军一处掩护阵地有两挺机关枪,第六连正在与敌人保持接触。左翼孟拱河可以徒涉,已经与隔岸友军联系好了。右面森林里还有敌人的散兵和狙击手,第六连正在向西搜索。右侧敌人另外辟了一条公路,可以走汽车。这方面友军还在我们一千码后面。

郑参谋另有任务,将指挥车驶回去,我决心留在营指挥所看看战斗的实况,约定请他明天日落时候派车来接我。

阵地之夜

现在我看到他们的指挥、联络与战斗了。

傍晚,第一线连搜索兵回来报告:“正前方两百码公路两侧有敌 人,携有机关枪,右侧森林里有敌人,右前方草棚里面也有敌人。”营长决心在附近构筑工事,准备明天拂晓攻击;一声命令之下,几百个圆锹、十字镐,向泥土内挖掘,有些士兵拿着缅刀在砍树杆,准备作掩盖。

我卸下了背囊与水壶,坐在背囊上与窦营长安闲地谈着。

我发现窦营长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喜欢把钢盔在布军帽上重叠的戴着,到了没有敌情顾虑的时候,就把钢盔拿下来,用不着再找布帽。还有,他的步枪附木上有一处伤痕,后来我才知道是泰洛之役炮弹破片打中的。

“敌人很狡猾,今天晚上说不定要来夜袭。”

“我很希望能够参观你们的夜战。”

电话铃响了,通信兵接着,将耳机交给营长:“窦先生,第六号要你讲话。”

我在旁边听着,窦伸过手来,对我说:“黄,请你把航空照片给我。”我从图囊上把航空照片递给他,依旧听着。

“喂!你是六号吧,喂,你前面应该有一片林空,大概三十码长,五十码宽,有没有?通过前面第二个林空就是拉班了……有房子没有了?……河左边有一道沙洲,有没有?……还看不到吗?你们隔拉班只有两百码了。六十四团还在我们后面一千码的样子,今晚上你们要防备敌人夜袭……茅篷里面还有敌人?……喂,你等一等,我自己来看看。”

窦放下电话机,对我说:“黄,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到第一线去 看看。”

“我很想跟你去看看,不会妨碍你吧。”

窦戴上了钢盔,一面说着“没有,没有……”,我已经跟在他的后面,更后面,还有窦的两个传令兵。

我们彼此保持几步距离,沿着公路前进了一百七十码,到达第六连的位置。这里有一座茅篷,右边有一处林空,和航空照像完全吻合。前面五十码还有一座茅篷,敌人的机关枪就在缘角射击。右前方突然一声“三八式”,弹头波震动着附近的枝叶,我们的步枪和机关枪马上向枪声起处还击,枝叶很浓,看不见敌人。

窦指示了连长几句,我们依旧还回营指挥所。

夕阳照着河东来去的运输机,这家伙正在树顶五十码的低空投掷给养。枪声较稀,伙伕蹒跚着送了饭菜,美军联络官也来了。

我们在小树枝下打开饭盒,里面有咸肉与豆荚,联络官带来了啤酒,他用小刀把啤酒罐弄破,啤酒泡沫溢在罐外。

就在这时候,前面很清脆的一声,窦的传令兵叫着:“敌人炮弹来了!”我们卧倒,尽量地使身体和地面平贴。

“屋务五务——”弹道波浪很尖锐,然后“空统”!炮弹在我们后面一两百码的地方爆炸,爆炸的声音既清脆又沉闷,丛林里面有回响,还听得着几根枝干的断折声。

第二炮比第一炮落得更近,敌人在修正弹道。

炮弹一群一群的来了,敌人山炮连在施行效力射,空中充满了弹道波,一百码以外,落弹爆炸声音堆砌着,我仿佛看到孟拱河的河水 在震荡,但是河东的给养飞机依旧在盘旋。

窦贴在地上和部队在通话,我回头看去,我们的豆荚和啤酒,在我们匆忙卧倒的时候都打泼在地上了,我拾起一个啤酒罐,罐内的液体已经只剩三分之一。听敌人火身口的声音,还是四个一群的在吼。

入暮以后,炮声较稀,我们嚼着冷饭与剩余的咸肉,窦一面吃饭,一面和美国联络官讲话:

“McDaniel上尉,你要升少校了。”

“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们都说,你下个月就要升少校。”

“或者——或者可能。”

“为什么要说或者呢?”大家都笑。

送小炮弹的货车,为贪图倒车容易,一直开到敌兵出没的林空里去了,副营长和传令兵张大着嗓子叫他回来:“你们上去送死呀!”但是驾驶兵居然在林空里将车子倒了一个转,很敏捷地开回来,防滑链条打在地上铛铛的响。

暮色更浓,森林虽然经过一天枪弹炮片的蹂躏,还是表现着一种幽静阴沉的美。

我和窦睡在一个掩蔽部内,面上手上都涂了一层防蚊油,一只蚂蚁跑进我的衣领,我想去抓它,身体蜷曲着不能翻转,感觉得很苦恼。现在枪声炮声同时来了,我们的前面,右面和后面都有机关弹在射击。

今晚敌人果然来夜袭,我们岂不是占领着一道背水阵?

敌人炮弹虽然都落在我们后面,我又记起窦营长的一句话,“如果敌人炮弹多的话,或者会沿着公路来一个梯次射”。

背水阵,梯次射,这些念头不住在我脑内打转,我又记起今天是3月30日,明天31,后天就4月1日了,掩蔽部外面电话兵唠唠叨叨的在炮火下利用电话空闲和同伴谈着不相干的事,五码之外,步哨叫着“哪一个”?我感觉烦闷,潮湿空气令人窒息,瞧着窦一会听电话,一会翻过身又睡着了……

那一晚没有夜袭,也没有背水阵和梯次射,我那阵烦闷的情绪不知在什么时候渐渐平静下去,我的呼吸渐渐均匀,也就一睡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是3月最后的一日。

拂晓攻击没有实施,敌人都后退了;但是我们搜兵前进了不到一百码,又和敌人接触,掷弹筒,“三八式”,从树叶丛里飞过来,我们也回敬以冲锋枪。半小时内,前面射击得非常热闹。

电话铃又响了,第一线连报告:“正面敌人后退了一百码,右侧翼没有敌踪。我们斥候向西搜索半英里,没有发现敌兵,也没有发现六十四团友军上来。……”

“正面敌军非常顽强,我们前进,他们射击得一塌糊涂,我们一停止,他们藏起来一个也看不到……”

窦决心亲自到第一线排去视察,我跟着他一同去。

我们有了前面林空的一半,第一线连已经逐渐渗透至右侧林缘,一路大树根下,都有第一线连的急造工事。左边公路与河岸相接,河岸有几棵大树,一堆芦草,我们可以看到河里的草洲。这就是拉班,地图上用大字写着的LABAN。我真奇怪,地图上的家屋,这里连踪影都没有,这里只有几座茅篷,看样子还是新近修筑的。

机关枪和小炮射击手对着公路上和林缘的出口,小迫击炮弹药兵正在打开一个个弹药筒,他们表现得那么安闲和镇静。

邱连长引导我们分枝拂叶地到了第一线排。弟兄们卧倒在大树下面,有的把橡皮布晾在树枝上,还有人吸着香烟,树干上两公尺以内都是枪炮刮穿侵透的弹痕,偶然还有“三八式”刺耳的“卡——澎!”我真羡慕这些祖国健儿们安之若素的态度,这时候说不定可以飞来一颗枪榴弹和掷榴弹,说不定会掉下来一串机关枪的弹雨。恐怕这几个月来的阵地生活,已经使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紧张了。

“这前面二十码的茅篷里面就藏着敌人,——”邱连长指向前面。

我蹲下去只看到丛林里面一团青黑,或者最黑的地方就是所指的茅篷,但是看不到敌人。

我看到营长给连长当面指示,说话的时候两个都站着,去敌人只有二十码。

“我想敌人正面虽然宽,当面敌人没有几个人了,我们得马上攻上去,无论如何得把道路交叉点先拿下来。第五连配属一排给你指挥,警戒右侧翼。——你小迫击炮弹够不够?……”

“够了。”

“你尽管射击,我叫他们再送几百发到营指挥所,——要是右翼李大炮他们早一点上来更好。迫击炮我亲自指挥,山炮连的前进观测所就在你们这边吧?你叫他们延伸射程——”

“请给我一个救急包?”

攻击开始之后我跑到炮兵观测所,那边靠孟拱河很近,左右都很开阔,是观战的理想地点。

我看到他们一个个前进停止,看到他们射击,同时敌弹的弹头波也在我们头上成群地飞过去,我们选择的地形非常之好,对直射兵器毫无顾虑。

敌人知道我们步兵脱离了工事,开始向我们炮击。

“屋务五务——嗤!空统!”第一炮在我们后面两百码处爆炸。

“屋务五务——嗤!空统!”第二炮在我们前面一百码处爆炸。

这两发试射的炮弹既然这样接近,显示着敌人已经选择这一片林空附近做目标。一群炮弹落在营指挥所的右侧,一群炮弹落在前面树林里,一群炮弹落在正前面空旷地,带给了我们塞鼻的烟硝味,一群炮弹落在后面孟拱河里,激起了几十码高的水柱。

我们冲动而忍耐的蜷伏着,但是炮兵观测员和炮兵连长正在听着敌火身边声音,他们对着射表讨论,然后:

“三二○各一发——三一四各一发——二九八各一发!”指示我们自己的炮兵阵地。

我们的听官确实应接不暇,敌人的炮弹有山炮、重炮和迫击炮,现在我们的炮弹群也充塞在空间了。

冲动着,忍耐着,蜷伏着,四十分钟之后,敌弹才离我们远去,我瞧着一位受伤的弟兄,头上缠着救急包,口内不停地叫着哎哟,三步两步的经过我们的位置。另一棵大树之下,一位弟兄伤了背脊,他静静地俯卧着,战友们帮他撕开背上的衣服。还有一位弟兄腿上沾满了鲜血,身体靠在歪斜的树干上。他的一身都不能动,但是痛得将头部前后摆,眼泪淌在面上,我看着旁边的士兵替他包扎,我问他:

“你们救急包够不够?”

正在帮他包扎的士兵抬起头来:“有吗,请你再给我一个救急包。我的两个都给他们用掉了。”

我分了一个救急包给他,这时候担架队已经扛着沾满了新痕旧印血迹斑斑的担架跳着跑上来。

这一次攻击,我们前进了两百码,迫击炮连一位班长殉职。刚才还是一位勇敢负责的干部,半点钟内已经埋葬在阵地的一端。第六连也阵亡了一位弟兄。

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雨,一点一滴,落得非常愁惨,我冒雨跑到那位班长的新坟上去。林缘附近,士兵们正在砍着树木,增强新占领的阵地。刚才用作迫击炮阵地的地方,现在只剩得纵横散放的弹药筒和刺鼻的烟硝味。前面很沉寂,只有几门小迫击炮和小炮,为了妨碍敌人加强工事,半分钟一次的盲目射击着。

阵亡者的武器,已经给战友们拿去了,坟边只剩着一个干粮袋, 里面还剩着半瓶防蚊油……

雨落得更大了,一点一滴掉在阵亡者的新坟上……

那一晚

那一晚我并没有回去,森林里面我听到右翼六十四团的机关枪和手榴弹越响越近,快要和我们并头,部队长因为雨声可使行动秘密,又加派了第一营另辟新路到敌后去。这都是很好的消息,我想再待一夜。黄昏之前我打电话给郑参谋,叫他不用派车来接我。

相处两日,我和营长以下树立了很好的感情。我才知道我们的军官都是面红红的像刚从中学校出来的男孩,但是事实上他们比敌人留着半撇小胡须好像都是兵学权威的家伙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看到这些干部早上挤出牙膏悠闲的刷着牙齿,或者从背囊里拔出保安刀修面,我才知道,他们并没有把战斗当作了不得的工作,仅仅只是生活的另一面。

起先,我总奇怪,这些弟兄们作战这么久,怎么一身这么洁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任务稍微清闲或者调作预备队的时候,就抽出时间洗衣,一路晾在树枝上,随着攻击前进,至晒干为止。有时候看到他们吃过早饭就将漱口杯紧紧的塞一杯饭准备不时充饥。有些弟兄皮鞋短了一只,一脚穿上皮鞋,一脚穿上胶鞋,令人触发无限的幽默感,也令人深寄无限的同情。部队里的工兵和通信兵,技术上要求他们紧张的时候松弛,松弛的时候紧张,而他们也就能够做到那么合乎 要求。……

一位弟兄分给我一包饼干,我知道他们自己的饼干都不够,但是他们一定要塞在我的手里:“这是上面发下来,你应该分到这一包!”

另一位弟兄帮我培好掩蔽部的积土,然后笑着说:“保险得很!”

那一晚我有我“自己的”掩蔽部,窦的两个传令兵找了很多迫击炮弹筒,替我垫在地面,筒上有一层桐油,我再不感到潮湿,我把背囊里的橡皮布和军毯,学着他们一样,好像在钢丝床上慢慢地铺得很平,再不想到背水阵和梯次射,很安稳地在枪炮声里睡着了。

桥底下的大尉

早上,我爬出掩蔽部,在朝气里深深呼吸,抬头看到四月份的阳光。

窦和他们的士兵忙碌得不得了,我们的重炮、山炮、重迫击炮、轻迫击炮一齐向敌人射击。第一营开路威胁敌人已经成功,又和我们并肩了,我们准备奋力一战。

昨天炮弹落得最多的地方,今天是我们迫击炮阵地,我看到射击手将鱼雷形的重弹一个个向炮口内直塞,然后这些怪物以五十多度的发射角直冲而去。敌人炮弹也不断向我们飞来,五码以内,窦的传令兵拾起来一块两英寸长的破片,生铁的温热烫手。但是这时候每个人只想着如何发扬我们的火力,每个人都竭心尽力于本身的工作,大家都感觉得敌弹的威胁轻微不足道了。

射击手依然将炮弹一个个塞进去,炮口很顽强地一个个吐出来。这时候只少了班长;班长长眠在炮盘右面三十码的地方,已经经过十六小时了。

步兵勇士们好容易耐过炮战完毕,现在是他们活跃的机会到了。他们长驱直上,前进了五十码,一百码,一百五十码,我们越过那几座茅篷。昨天,我们还仅仅看到河上草洲的一个角,现在我们已经在草洲的右前面。第一线连还不断地在推进,机关枪和手榴弹震动着丛林内的枝叶与孟拱河水。

右边丛林里发现一具敌人的尸体,我和窦的一个传令兵去搜索,我们彼此掩护着前进,恐怕遭敌人的暗算。进林十码处我们看到两顶日本钢盔和一顶军便帽,草堆上躺着一具敌尸,颈上腮旁都长着一些胡须,绿色军便服上凝结着血块,机关枪子弹穿过他的喉头和左胸部,地上一堆米饭,一群蚂蚁……

我拾起那军便帽,里面写着:“×××——四七七部队”(以上×××在原文刊出时,曾载当时阵亡日兵真实姓名。现本避去不录)。

传令兵把他的尸体翻转过来,在他的身上找到两张通信纸,上面写着:“菊八九○二部队第二中队”,此外在一个小皮包内找到长崎什么寺的护身符和一块干硬了的牛肝,那牛肝是什么意思,我至今还不懂。

传令兵很怅惘,没有他所要的日本卢比和千人缝。

我们回到公路上。一棵大树,被炮弹削去了一半,地上躺着一个士兵的尸首,破片打开他的脑部。传令兵打开他的背囊,背囊里还有 一箱重机关枪子弹,看样子是弹药队跃进的时候被炮弹击中的。翻开干粮袋,干粮袋里有一包白锡包香烟和一包饼干。

传令兵拆开饼干,一面说着:“昨天发的饼干都还舍不得吃,现在又打死了。黄参谋,你吃不吃?”

我默默地摇了摇头。

我们继续前进。沿途看到担架队抬下来几位负伤同志,我们又穿过两个林空,循着公路向右转,跨过一座桥,桥底下歪倒着一个敌人的尸体,头浸在水内。

好容易追上了第一线连,全身装具弄得我汗流浃背。

邱连长给我看他新俘获的一枝手枪:

“你看见桥底下的尸体没有?”

“看见的,头还浸在水内。”

“这是敌人的一个大尉,手枪就是他送我的。”

树枝上晾着水湿的地图和日文字典,这也是桥下大尉的遗产。

我得了一个大尉领章和一张十盾的日本卢比。

前面还在推进,机关枪还在怒吼。

敬祝你们攻击顺利

缅北四月的气候是这样的毫无定算,午前还是大晴天,午后就下倾盆大雨。我没有找到汽车,只好包着橡皮布回去,路已经被雨水冲为泥坑了。

我在雨中蹒跚着回去,离前线渐渐远了,雨声里,还听到敌人向我们步兵阵地不断炮击。

窦营长,邱连长,六十四团,六十五团,新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一步一步离你们远了,但愿你们攻击顺利,早达孟拱!





1944年4月10日寄自缅北

4月21日、23日、24日重庆《大公报》

贵阳广播电台播送





8月14日


8月14日,中美混合机团的朋友们在印东基地庆祝空军节;他们邀请我们去玩,我们一窝蜂似的涌去了。

一到那边,我们才发觉他们几十个队员们住在草地的帐幕区内,连一个勤务兵也没有。我们这一群内还有两位将官——龙师长和盛书记长,他们自队长以下给我们以优渥的招待,忙得每个队员都当差,我们感觉得不安之至。于是我们到外面乱跑免得太麻烦他们;朱参谋找到了一位飞行员是他军校时候的同学,他们去谈空军里的生活去了;小钟到飞机场去看P-47;我不知如何钻进美国帐幕区,我被一位照相专家吸引住了,他说他是航向员,照相不过是玩玩,但是事实上他担任拍摄全队的生活照片。

等到回到他们的餐厅时,朱参谋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他就在一角落向我们广播,他说:这些队员都在美国受过训,他们的待遇不过和陆军差不多,他们自作战以来还只掉过一架飞机,没有损失过一个人员,他们的军士级人员都戴人字臂章,和美国军士一样,不过质地是红的。

他们的中国队长是吴超尘,最近才升少校。我说好像在哪里看见过他的名字,但是记不清在哪里了。这位队长身体不高大,说话的时候也是柔声柔气的,和美国队长(也是一位少校,他的名字我忘记 了)的粗肥体格成一个强烈的对照。说到这位美国队长,令人不大相信他是一位飞行人员,看上去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体重起码有二百五十磅,眼睛是大而蓝的,面颊是红的,就像一位惯喝啤酒的中年人。但是他的精神非常好,工作效率非常高,那天,他自己就亲自率机群去轰炸,听说他历来常常如此。

还有中国方面的张副队长,是一位热情流露在外面的东北青年,他曾亲自驾车邀我们参加庆祝会,并且一块去找新六军商借军乐队和向汽车兵团请业余剧团参加表演。所以我们好像很熟,真想不到这次一晤面,我们就生出了这么多事。当时他又替我介绍他们队里的作战参谋崔上尉,崔上尉是“八一四”以来的老将,他和我们谈淞沪和武汉时代的古战场,以及后来在成都驾轰炸机逃警报的险遇,他又感慨地说,他们在陆军里的同学,都当少将了。我们很同情地说,我们觉得你现在的地位比陆军少将好。

在他们的餐厅里我们还认识了美国方面的作战参谋(他们叫做OPERATION OFFICER)西格菲司上尉,这是一位浅褐色头发,淡蓝眼睛的小孩(大概二十二三岁),他不大说话,但是他的精力到处想找地方发泄,看着他静静地坐在那儿,可以窥见他的内心正在想着什么激动的玩意。后来我们听到人家说:他是十四航空队里的出色人物,他有炸沉敌人十四条舰艇的纪录。但是看他的样子不过是一个带稚气的青年,顶多不过是一个棒球选手而已。

九点钟左右,他们集合升旗,什么东西都是双份:中国国旗,美国国旗,中国空军旗,美国空军旗,中国队长和队员,美国队长和队 员,中国和美国军士,跻跻跄跄,站满了一大坪。所不同的,我们有两位将官率领着我们观礼,他们没有;他们找来了几位美国飞行护士小姐,我们这边没有。

升完旗之后就举行纪念仪式,这种仪式单调而冗长,完全中国式的。一下稍息,一下立正,美国带队官不懂这些礼节,就只好看着中国队的值星官动作,有时候也不免做错,而适得其反。太阳越晒越厉害,演讲的越来越多,美国朋友们听不懂,也耐不惯,有些顽皮一点的军士就慢慢地,很自然地坐在地上了,还有些也不报告,就径自走了。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刻板严厉和美国人的活泼随便。我不在这里讨论哪一个好;我只记得去年,我们在德里参加联合国日的时候,全典礼只有国旗,军乐队,五光十色的制服和轻快的纵队行进,没有一个人演讲。我觉得,我们国际性质的集会里所有的仪式还是轻快一点的好,就是纯粹中国人的集会里,最好也弄得简单一点,请演讲的时候尤其不要把所有有地位的人都拖出来应酬一下,因为在台底下肃立听几小时的味道实在不好受。

好容易典礼完毕,我们回到餐厅,崔参谋告诉我,他们今天下午还有任务,恐怕要派飞机出去轰炸。很早以前我就希望有机会随机观战一次,因为地面战斗我已经看得够了,总不能脱离那一范畴。空战、轰炸,这是多么有刺激性的节目!五千英尺的灵感,高速度里的偶然性,简直要使我们心醉!恐怕那天是中国空军节,他们对于观战的座席特别慷慨吧。我们和崔,西格菲司商量,西格菲司去请示,回头他告诉我们,陆军方面的同事们如果想去观战,你们可以去五个。 他还把左手五个指头伸出来,用中国话讲:“五个!”那一下使我们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朱和小钟还在帐幕里休息,我跑去大惊小怪地告诉他们:“喂,他们去轰炸,我们可以坐他们的飞机去,还有座位,你们去不去?”

他们当然说去,我们六只脚板劈劈颇颇地跑回餐厅,马上跑去报名。五个人已经足数了。第一个是吕德润,那时候他还在军部兼秘书,他比我们先来一天,到此的目的就是随机出征。此外就是我们三个和凌课长。凌课长天性好动,好奇心比任何人大。据说在雷多的时候,无论是谁的车子,也不管开到哪里去,只要给他碰到了,他总要跟着去,这次,他更没有不去的道理。

西格菲司一定也很赞成我们这种莽撞,但是他笑着说:

“你们四个人可以随着编队参加中空轰炸,一个参加低空轰炸……”

他的话没有说完,凌课长抢着说:“那么我参加低空轰炸。”

西格菲司接着说:“低空轰炸是去破坏腊戍附近的一座桥梁,炸完就走,非常危险……”但是凌课长接着:“Me——Low——Altitude。”

我想和他妥协:“课长,西格菲司上尉讲低空轰炸很危险,你是一个课长,出了事不大好;并且,我这里有照相机,让我去算了吧,拍几张照片回来大家看看……”

但是他一干二脆的坚持着:“我去低空。”

我真后悔在雷多的时候不该把空军节的消息告诉他,假使在平 时,我一定要和他争执辩论一番。但是现在许多人面前,他是中校,我只有尊重他的意见。于是他一个人参加低空轰炸,我们大伙参加中空轰炸,事情就是这样决定了。





指挥车停在餐厅外面,他们说吃完就出发,并且要快,所以我们那一顿午餐,极尽狼吞虎咽的能事。这一次轰炸要飞行三个多钟头,我不知道是多吃东西还是不吃东西好。加以没有参加低空俯冲轰炸的机会,多少有些不快,那一顿饭更吃得莫名其妙了。

刚出饭厅,看到凌,朱,钟,每人借了一件飞行员的皮夹克,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借来的,仓促之间,我也借了一件毛绳衣,加上我自己的毛绳衣,想总也可以对付了。后来我才知道完全用不着,这三小时内,我们连穿一件毛绳衣的需要都没有。在野人山一带飞行时,我们坐上C-47也飞一万三四千英尺,那天我们最高却只飞到一万一千多英尺,有许多飞行员始终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背心,就像在雷多区开卡车一样。

现在,我写这篇纪录的时候,虽然事隔多月,一切印象如在昨日。我记着人员坐满了小指挥车,大卡车小卡车的簇拥到司令台下,有的攀在车沿上,有的坐在引擎盖上,和电影里看到的毫无二致。下车到布告处,每一组飞行员,航向员,通讯士和射击士的姓名已经用打字机打好钉在布告板上(都是用罗马拼音),连我们观战人员也在内。我赶紧找人介绍认识我那一组的飞行员,名单上写的K. L. CHANG,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做张广禄,我又赶快记住他的面孔,是一 位眼睛眶很深,头发墨黑的青年。那时候大家聚散在走廊上,我随时注意着张的行踪,恐怕一下出发找不到人,把我遗忘掉了。

那天九架飞机参加中空轰炸,轰炸的目标是MOHNYIN村内敌人的仓库和军事设备。那时候中英部队正沿着铁道线前进,MOHNYIN是敌后三十五英里的一个重要补给站。九架飞机内,有三架是美国人驾驶,其余都是中国人员。我再看名单:小钟排在美籍人员的飞机内,我们四个人外,临时又参加了两个观战者,这是特别党部的邹干事和新闻记者乐恕人君,西格菲司用铅笔替他们添上去了。小朱由一架飞机换到另一架飞机上,理由是:他高兴坐在他老同学飞的飞机上,西格菲司也用铅笔替他改了。

我只知道他由一架飞机换在另一架飞机上,殊不知他由我们这个编队换到旁的编队!当初派遣轰炸腊戍铁桥的时候,决定只有西格菲司上尉单机去,所以也只有凌课长一个人去观战。到午餐之后,我不知道他们决定再加派一架,正好由朱的同学驾驶,这一更换,朱也跟着到腊戍去了。在那一阵更改的混乱里他们没有告诉我。事后朱说,他自己到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是低空炸腊戍铁桥,现在,我想他是知道的,他的同学一定和他说过。大概是远征腊戍,又是俯冲轰炸,他恐怕好机会给人家竞争去了,所以只说换一个座位,就悄悄跑到两架编队里去了。我一直到轰炸归来吃晚饭的时候才知道这回事,当时后悔得要擂自己一顿。我想:我首先发起参加空军节,又首先提议坐轰炸机观战,现在头等座位一个也给人家坐去了,两个也给人家占去了。到后来几天,我才知道他们坐头等座席可增加了不少的麻烦。

我那样想看俯冲轰炸,因为我看过一套富于刺激性的照片,影写着一架俯冲轰炸机接近目标的情景,各影片的距离是两千英尺,八百英尺,四百英尺和两百英尺,但是从俯冲投弹到拉高,不是照片、电影或者文字所可以表露的,像很多类似的场合一样,真实要体味到这种动作的经过只能凭感觉。所以,从上车到出发我还苦苦央求凌课长和我换一换座位,一方面他不会答应,我也知道这种央求为徒劳。

位次组别排好,到地图室里听美国队长讲解任务。这一间房子,有黑板,有讲台,有一排排的座位,和满壁琳琅的航空照像,和我们常见的教室没有两样。美国队长当讲师,旁边还有一位翻译官当通译。大概这种任务他们是常去的吧,所以没有多少可以再讲的。我只记得他规定投弹时飞行高度是五千英尺,进入目标时角度为一百多少度,什么情况解散队形,什么时候集合,我又记着他叮咛如果有敌机拦截一定要记住飞机的式样或种型等等。





我们真的出发了,崔参谋领我们到降落伞室领了坐式伞和钱袋。这钱袋里面密密地缝着九十六个银币。在缅甸,盐糖、布、线、鸦片和硬币是可以收买人心的东西,也只有这几样东西引得起土人的兴趣,我们学着他们把钱袋系在腰上,多少有点好玩的心理,假使我们真被击落,像半个月前他们队里的一组人那样,跋山涉水的逃命回来,这九十六个卢比就是我们的旅费。

于是我们再爬上卡车,各就各位的到停飞机的掩体里去了。卡车经过一飞机的位置,坐在顶上的人大声叫着飞机的号码,车子停一 停,这一组人跳下车来;到另一架飞机,又一组人下来;到第三次是我们这一组,航向员刘,射击士马,都相继跳下来,我跳下来的时候,他们帮我接住降落伞,这时候我看到飞行员张,通信士,和另外一位射击士也从另外一辆车上下来。

一架B-25张开肚子伸着三只脚停在那里,地上都是敷着凿孔的钢板。这种B-25,初看上去是很不顺眼的,引擎比翅膀还要长,头大身体瘦,满身枪炮林立,后面还是双尾舵。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型轰炸机之一,第一次轰炸东京就是它干出来的。它要飞上云天的时候,才特别有一种美感。这时候刘又告诉我:它现在还在一天天的改良,它们姊妹的名称有,B-25A,B-25B,B-25C,……B-25E,又还有B-25E1,B-25E2……新型的一架架比老型的好。你看过劳森上尉著的《东京上空三十秒》没有?比如说:他的B-25上面就有副驾驶手,我们的没有。

张和他的三位军士在摘炸弹上的保险丝,我也弯腰跑到炸弹下一看。怪不得他们摘了那么久还没有摘完!他们替飞机挂了这么多炸弹!不过我又感觉怀疑:都是这种轻迫击炮弹大小的家伙,用到敌后去轰炸到底有没有价值?后来再想:缅北的目标多半是没有多少抵抗力的村落,有这种炸弹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也就够了,他们的选择是不会错的。

飞机场上遍处引擎响,友机一架一架的起飞了。张广禄催着他们:“快一点,他们都起飞了。”但是只怪炸弹太多了,摘保险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在那九架飞机里,我们大概是第八架起飞的。我跟着他们从机腹的小门里爬进去的时候,感觉得一切都新奇。在机头部这间小舱里,有飞行员、航向员和炮塔上的射击士。机腹的通信士和尾部射击士另外有一间小门在后面。假使不怕麻烦的话,前后的小舱里也可以爬行。当然,设计这种飞机的工程师没有打算还有一个人观战,所以我没有固定的坐席和无线电耳机。我把几具降落伞在张和刘的正后方搭成一个舒服的沙发,把毛绳衣垫衬着凹处。座位刚弄好,张已经把飞机滚到跑道上。没有多少时候就起飞。他们机内人员没有什么通话,司令台上怎么叫张起飞我听不到。我那时候注意到的:这种飞机起飞比运输机简便,调整旋率就很快;他们说,轰炸飞机的跑道比运输机要长,但是我看他们只在跑道三分之二的地方就升空了。

现在我想:我们同来的伙伴们都已升空,马上就要编队了。飞机继续爬高,向左转,又继续爬高,刘已经把起落轮收进了机腹。向上一看,蓝天如碧,气候真是再好没有。我们左边有两架,右边还有四五架友机,我们的飞机赶上左边的一分队里去,好,已经赶上了,这一分队的机长是美国飞行员,他的飞机上涂着美国标帜。这两架僚机却漆着青天白日的国徽,尾舵上也保持着中国空军惯用的蓝白条。但是每架飞机的鼻子上却都涂着他们这一队共同的队标——一条龙跳起来向着旭日。这就是中美空军混合团,我想平常人家说与盟友并肩作战,没有一个单位再比他们确切切了。

那位美国队长,那么胖的身材,那么庄严的面目,也亲自驾着一架飞机向敌阵飞去,令人有滑稽之感。又转了一个圈,飞机更升高 了,看到下面的帐幕只有一块橡皮那么大。九架飞机都到齐了,开始振翼向东而去。但是各分队还是自己为单位飞着,分队间的距离起码有好几千码。

张广禄望着他的长机飞,他的工作很麻烦,有好几十个仪表要看,又有这么多操纵具,头还要向左扭着,以便和长机保持间隔和距离。长机隔我们真近,尾塔上的枪手看得清清楚楚,要是我认识他的话我一定可以和他打招呼或者做鬼脸。张广禄的颈力真强,我要像他那样把头扭上几个钟头,恐怕以后一辈子都摆不正了。

底下巴马布特河在望,公路上各城镇像一幅地图样的摆在那里。在这种编队飞行里面航向员比较闲,刘就和我写出飞过每一村落的名称。他有一大幅航空图,和一只胶质角度板,手里还有一枝铅笔,因为他们航向员随时都要准备用数学。机顶枪塔射击手马应龙老是旋转他的座椅,在没有飞出印度以前,对于敌机倒用不着那样顾虑,但是也要防备万一。况且他的胶质枪塔上没有遮阳板,现在太阳晒得正厉害,所以他口里的口香糖嚼个不停,坐着的转椅也旋转不停了。

里多区和附近那些空军基地,都一飞就过去了,现在我们在山上飞,高度虽然增加,但是并不冷。我觉得轰炸机比运输机还要平稳,速率快了好多,这是感觉得到的。飞上野人山的时候,三个分队稍微密集一点,但是还没有像飞机与飞机间编队的那样密集。并且右边那个分队就显然要比我们飞得高。





到孟拱以后我们飞低了点。这片天空,连一点云彩都没有。下边 的铁道线,右边的英道吉湖,以及铁道两边的山,与地图没有两样。我们的队形更要密集了,并且沿着铁道线飞。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敌人的上空!恐怕我们这样大模大样一来,敌人已经在MOHNYIN放警报了。我回想这几年来,我们到处躲警报,到处都碰到敌人的飞机嗡哎嗡哎呼啸着从天边出现,提心吊胆地看着他们投炸弹,现在易地而处,倒也大快人心!我虽然不是空军人员,瞧着张广禄他们在这里造一点祸害也可以平一平我们的气。我希望敌人的战斗机出现,我记着张副队长讲的,我们九架对他们九架毫无问题。这十五挺枪炮发射起来不知道是怎样景况,突然敌人的机关枪穿进机腹可又怎样惊心动魄!我希望他们干一场,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把飞机给打掉下去了。我也希望看一看敌人的高射炮,但是又觉得不大好,我们队形这样密集,高度又不到两千码,高射炮打来一定有损伤……

我正在胡思乱想,航向员刘递过来一张纸条:“进入敌境。”

这时候身体的反应和在地面进入敌人机关枪射程内是一样的,心跳加快;各种印象虽然一样清晰,但是好像在脑部升高了一点;这时候自己讲的话音调和语气纵然和平常一样(别人可以听不出破绽),但是自己听去觉得不驯熟。假使你对“预期的突然的不幸”想象得更多一点,你会露出马脚,而会被人称为懦夫。事后想去,这种情景是很可笑,有趣,而且愿意再度尝试的。在飞机里面所不一样的是机械与枪炮上的操纵要求一点思考,不能将全部脑力任直觉发展,空军人员,心理上与生理上也经过一番选拔;引擎的响声多少也给人一种安慰。

张广禄仍旧扭着颈子飞,马应龙的枪塔仍旧在左右摇摆,我们可以看到战线的痕迹了。在这走廊内,有一条铁路,有一条和铁路平行的公路,此外,交错着一簇簇的丛林和一片片的开阔地。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那一截公路上车辆还是很多的,现在这边一点活动的痕迹也没有了。我们看到丛林里突然出现的烟雾一闪,那是我们的炮兵在射击(那几天,新一军的炮兵正在英军步兵后面协同作战),我尽眼力瞧去,希望看到下面的步兵勇士,但是没有看到。再飞过去一点,看到一簇树林正在燃烧,火焰很猛烈,连绿色的树叶都燃着了,竖起来的烟柱有两百码高。我用右边的友机做陪衬,对着这丛林烈焰和默默的铁道拍了一张照片,但是距离太远了,又没有滤色镜头,后来冲晒出来看不出什么。

又再飞过去了一点,队形更密集了。我再看下面,这附近有很多村落和林空,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重重叠叠的掉遍了弹痕,他们对这些地方可真费了一点劲!

太阳还是那样出得神气,天上还是一点云彩也没有,向南蓝天半壁,哪里有敌机的影子?今天的空袭大概是很平淡的。

“HOPIN”,刘用铅笔在他的纸上画着,并且要我看那下面的村子,这是一堆竹房子,当中夹着几栋漂亮一点的房子,统统炸坏了。我点了一点头。

“MOHNYIN”,刘又写好了,老远就用指头指在机窗上要我看,他的指头一直摆在机窗上摆了好久,我知道他的心神一定被目标吸引了。

等到我们可以比较详细的看到MOHNYIN,长机的炸弹门已经打开了。我们对着一座白色的小塔直飞。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房子很多,有几座比较新式的建筑,还可以看得清黄色的围墙。就在这时候,长机里掉下了三颗、四颗炸弹(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长机上去了,刘和张在那边做了些什么动作我不知道),一下炸弹脱逸了我们的视线,底下围墙内外烟灰突涌出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我听不到爆炸音响;但是小钟以后坚持着他听到,或者他是对的,因为他坐在机腹的枪座附近。

没有几秒钟,队形已经飞过了MOHNYIN,飞机还是向南飞,又飞了几秒钟,整个队形向右大转弯,因为我们是左翼分队,各个飞机的动作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一下真好玩。队形向西,向西北,折转向东北,难道丢了这几个炸弹就回去了吗?不,刘在纸上回答我,“还要再来一次”。不过这一旋回转动得真大,几乎又跑到孟拱和英道吉湖上面来了。队形还在大转弯,于是,太阳又在右前方,我们再沿着铁道线向西南飞。

刘再写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纸条给我:“敌人高射机关枪向我猛烈射击。”因为我们在机头部,只能看到正前方的下空,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此外也看不到听不到什么,所以我几乎不相信;我在刘的纸条上添了两个字“现在?”他肯定的点了点头。一直到后来回到基地,我才知道敌人的一颗枪弹居然射中了我们一架飞机,幸而没有伤人,只在尾部枪塔的透明胶片上划开了一块。——敌人的前置瞄准量计算得太少了;假使他们能够把这点也修正,集束弹道钉死了我们的队形,恐 怕会有几个人不能安全回来。当时我没有耳机,不是刘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小钟坐在机腹上,他们能够看到曳光弹向飞机上钻,不由得把头部后缩。

我们又到了目标上空,刚才投的炸弹还有三个火柱在燃烧着。

我突然想起:我忘却了一件大事。我们飞机上没有投弹瞄准器,我们依着长机的指示投弹;但是我们的投弹器在哪里?我再写着问刘。他回答我:“看飞行员左手的大拇指。”我一眼看去,张广禄的左手在操纵杆上的方向盘上,这种方向盘和汽车上的不同,只有半个圆周,上面有枪炮的按钮。在半圆左边的末端上有一头漆着红色,只要用大拇指在这红色上按几下包管有几个敌人在下面倒楣。

炸弹门早已打开,第二次投弹开始了。长机投出来的炸弹到处都是,一下甩了一大把,张广禄也开始捺着红捺钮。这种轻弹投出来没有电影里所拍摄的好看,不能够像中型弹一样一个个很整齐,很均匀的在空中排成一把梳子才开始下坠。他们一出弹库,就纵横都有,前面飞机投下来的好像要碰在后面飞机上,突然钻下去变得看不见了,然后那黄色围墙内外又突起了烟柱,灰土,与火花。在阴处着发的炸弹还能看到火花一闪。

张继续捺着,把飞机上七十几个炸弹都投完了,开始跟着队形再来一个向右大转弯,这次真的回去了。





这三点多钟的飞行,兴奋与好奇的满足可以抵消疲乏而有余。回到基地,大家跑到中枪的飞机附近去观光,那位枪手,刚从千钧一发 的机会里死里逃生,现在很神气的和人家谈着当时的奇迹。这一切和我们在4月中参观战车部队的战斗一样,恐怕技术兵种的快乐也就在这里。

吕德润说有一点,但是只有一点点头晕。小钟提议我们司令部观战的人员照一张照片,我说:“等小朱他们下来再照吧。”我们这时候才发觉小朱已经瞒着我们到腊戍去了。

他们由西格菲司领队,西格菲司飞行,张副队长担任航向,还有三个美籍员兵在一架飞机上,凌课长就在他们机上观战。朱参谋坐在他的老同学的飞机上,他们一飞机都是中国人。

他们本来和我们一样,准备吃过饭就出发。不知如何油弹员把炸弹挂错了,统统挂的小炸弹,但是他们的目标是钢骨水泥的铁桥。他们只好换炸弹,每个飞机挂了六个五百磅的大家伙,所以到两点钟才起飞。

本来,我们希望他们在日没之前回来,他们没有回来;我们想等他们吃晚饭,吃晚饭的时候也没有回来。空军节的节目还是照常举行,他们全队的中美官兵在一块聚餐,餐后汽车兵团的剧团表演评剧。他们队里的人都很自信,认为不会出什么事。他们说:“或者油不够,他们降落在旁的机场去了。”

“假使那样,会不会有消息通知这里?”

“我想会有的。”

到七点半,就是降落别处,他们也应该加着油飞回来了。我们总觉得不大妥当,在会场里脸上发热,我和钟从剧场里退出来,坐在草 地上看着满天星斗,空气新鲜,凉风四起,不时有飞机来去。我们没有说话,默默地听着引擎声响,但是只有失望,这时候挂着红灯来去的都是运输机,并且没有一架在这个机场降落。

剧场里的锣鼓声不绝,到九点钟,我们相信他们不会回来了。在脱衣服睡觉之前,我们脑子内幻想出一幅飞机触山着火的图画。

到第二天,消息杳然;第三天,消息也杳然。他们的行踪,似乎是一个谜。被敌机击落螺旋下坠了?我想象着尾旋以前,没有失去知觉的一秒钟心内是如何震骇!在黑夜里触山?那幅可怕的图画又浮现在眼前。他们还有一线希望——被迫降落,但是公算是非常少。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不堪想,被俘,我们假定他们是不会被俘的。

我们的公报已经宣布8月14日轰炸缅北军事目标,两架飞机失踪;但是敌人的广播里并没有说击落我机。失踪!他们很正常的很平静的和我们一块吃午饭,吃过午饭就是这样一去不复返吗?盛书记长说:“我们想到张副队长,印象是如何的深刻……”他们说,空军方面已经去信通知失踪人员的家属。我们又想到凌和朱,崔参谋很惋痛地说:“这次对你们陆军方面的两位同志真抱歉。”

冒着大雨回营区的时候我在胡思乱想:空军的生活像一团梦,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这时候钟的看法比我坚强,他说:“他们不是每天都在这种机会里来去吗?这算什么!我们没有后悔,如果还有俯冲轰炸的机会我们还是要去。”

一到营区,凡是参加轰炸的人都受到申斥与责难。我和小钟所受的尤其空前,我又比小钟受得厉害。

我们在司令部的餐桌上谈着他们的生死,大家把他们生还的可能性渐次核减,后来的结论: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但是怎么会两架飞机同时不回来呢?怎么敌人不广播呢?这是不可解的谜。

这团疑问到两个礼拜之后才得到解答:凌课长从昆明拍回了一个电报,他说:他们的轰炸是“功成机毁”,朱参谋一行,被迫降落在怒江西岸的敌后,他跳伞降落在云南景东县境,跋涉才到昆明。最后,他说在候飞机再来印度。

五天之后他果然回来了。深夜,我们听他讲故事。他们两架飞机很平稳地飞到腊戍,根本就没有敌机的影子。到腊戍以北,看到公路上有敌人的卡车行驶,西格菲司点了一点头,就俯冲下去对着他们扫射,可以看到车子停了,引擎冒烟,两三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四散逃命。

他们又继续南飞,在腊戍北两英里找到了他们的目标。这桥是钢骨水泥造的,大概有二百码长。仔细一看,不只一座桥,旁边还有一座木制便桥。两架飞机就依次俯冲下去投弹,一直离地面只有四百英尺。每次投两个炸弹,在第一次投弹的时候,只炸中了钢桥一端靠桥础附近的岸边。第二次投弹的时候,感觉得炸中了,并且感觉到高射机关枪对着飞机直射(飞机大概就是这时候负伤的),西格菲司已经又把飞机拉起了。再旋一个圈,看到后面一架飞机正在俯冲,下面尘土烟硝和水花四溅,钢桥已经炸得不知去向了。第三次他们结束了木制便桥。但是,不幸的是,他们每次旋回和俯冲都在同一的空间,所以给高射部队算中了,两架飞机都负了伤,飞机上的人并不知道。他们 又在敌人的一座司令部内外扫射了一顿(西格菲司每次回家总剩不了什么弹药),才开始向印度回航。

向西北飞了十分钟,朱参谋那架飞机飞不动了。西格菲司绕了一个圈回去,知道他们飞机受了伤,就给信号给他们,并且决定不回印度去了,折转东面向云南境内飞。那架飞机居然也跟上来了,没有五分钟,又落伍掉在后面。西格菲司再回去,他们大吃一惊!落伍的飞机已经在一块林空上强迫降落了。这时候没有办法,只好低飞向树林里扫射了一阵,掩护他们着陆。暮色苍茫里,看到他们几个人跑出飞机,匆匆向林内藏匿。这时候西格菲司的汽油也不多,天又快黑了,只好单机向云南飞去。

过了怒江,他们的飞机也发生故障,螺旋桨轴沙沙作响,汽油不够了,飞机场还不知道在哪里,最后决定跳伞。在黑夜里,西格菲司将飞机旋回着,使跳伞后彼此的距离在一个圆周上,不致彼此太远。射击士首先跳,飞机上有这种紧急门闩,拔开的时候连门带梯子都一块掉下去,但是那天拔开了门还不掉,射击士就站在门上一跳,连人带门掉在无边的黑暗里去了。

现在轮到凌课长跳,他叙述当天的情景时,特别指着我说:“哼,你还要我不去,让你去,恐怕你去了也要大伤脑筋。”

他鼓起满腔勇气才跳出去,按照规定默数了四记才拉伞,在半空里荡了几分钟秋千,口里的水突涌出来,看到下面一片漆黑,疏疏落落的几点灯火,还不知道是否敌境,又不知道地面情形如何,不觉得心头冷战。他晕过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扑通”倒在大地上。他腰 部负伤,幸亏不重,当晚裹着降落伞在山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在山上乱跑了一天,到日暮才知道到了云南景东县。又经过一天才被村民带到一个小村落,三四天后,西格菲司、张副队长和几个军士也都一个个被引到那里。大家都是第一次跳伞,差不多都是很轻的跌伤。

他说:朱参谋不久也要跑回来的。





朱参谋也跑回来了,他的精神特别好,带回来的是腰部一枝左轮,和一股眉飞色舞的神气活现。

叙述炸桥的时候,他们埋怨西格菲司。他学着他同学讲的:“西格菲司不知道厉害,一出任务,到了目标上空就舍不得回来。”不过在投弹扫射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感觉,只认为很好玩。就在那几分钟内,他们的飞机吃了亏,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他们又继续扫射了好久,还打算向印度飞。

飞到腊戍西北二三十英里的地方,左引擎的滑油管漏油,尾座枪手爬到前面通知他们,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下子惟一的办法是关闭左引擎,因为继续再飞下去,飞机会着火燃烧。这时候因为操纵得很好,飞机还很平稳,所不幸的,因为马力打了一个对折,飞机不能升高,而前面正是几千英尺的高山。

他们开始丢东西,没有用完的枪弹炮弹,都丢下去了,无线电机也拆下破坏甩掉了,还是徒然,他们减少的重量有限,而飞机机械能力的损失太大。

西格菲司飞回来,作信号叫同伴向中国方向飞,他们也希望折向 东飞之后,或许山要比较低一点;但是,不行,还是一座高山横挡着去路,他们的飞机又掉下几百英尺,于是他们才决心强迫降落,地点在新维贵街附近,滇缅路以西的一片空旷地内。

刚一掉下来,差不多每个人的头部,尤其牙齿和下兀都碰得流血。四面八方,也不知道是敌军还是土民,一大堆人呼啸着抢上来,而他们只有一枝手枪。幸亏西格菲司在上面一扫射,这些人逃的逃,躲的躲,才给他们一个出险的机会。

他们扯开了降落伞,里面有一块巧克力糖,几把刀,钓鱼钩和绳子,绸制缅甸地图,以及特种地形的求生须知的小册子(里面有怎样辨别花果的毒性,以及如何捕捉和烧烤猴子的方法)。从那天薄暮起,他们开始昼伏夜行。看地图上,只要走两天就可以过怒江(但是他们走了一个星期),所以他们决定安分守己的各人咬着降落伞内特别为遇险设备的巧克力糖,不打算再麻烦缅甸土人,也免得人家再给他们麻烦。

那几天晚上都下雨,他们没有睡什么觉,也没有穿过干衣服。逢着有人住的地方就绕过去,遇着人的行踪就躲起来。走了两天,才脱离了人烟稠密的地区。

那一带有很多树林与荒山,他们拿着那本求生须知,上面画着有毒无毒的野果,但是他们连一个有毒的果子也采不到,一只鸟,一个猴子也没有,钓鱼吗?他们只过了一道河,河上滩流湍急,没有淹死已算万幸,再不敢打旁的主意了。

到第四天,他们实在饿得忍不住了,跑到荒山上一个独立的茅棚 子里面去行劫。但是结果又只有使他们失望;里面只有一个老头子,连话都不会讲,什么都没有,他们只好把老家伙绑在柱上又逃。

到当天黄昏,他们潜伏在路旁茅草堆附近,准备猎取过路人的食品。看着一个人穿着青衣青裤走过来,他们准备掏出手枪,看着对方没有敌意,才把枪放下。但是真奇怪!这是一位云南人!他们马上跑上去,四面围着他,自称是游击队来打日本人的,现在钱很多,但是要弄一顿饭吃,当时就给了这位同胞五十个卢比,并且要他把饭送到河边树下。——他们指定了一棵树。

那一点钟等得真心焦,肚子饿得发慌了,饮食的诱惑使他们不能不等着。万一这位“同胞”出卖他们(缅北这一带很多民族杂处,很多人会说一点云南话),岂不是自投罗网?是他们太饿了,只好拿性命和这同胞的信用作一孤注的赌博。

赌博是胜利了,赢得的是一盆饭,一碗肉丝炒豆芽,一碟臭豆腐。他们马上狼吞虎咽,黑暗中,六个人用手在碗碟里乱抓,掉在地上就连泥灰也吃掉了,我们的云南同胞在旁边看,他从来没有瞧到如此吃饭的人!

这位同胞说出几句话才使他们惊心动魄。他说:现在附近村子里都很忙;日本人要他们捉六个人。

朱参谋马上问:“怎么要找六个人?”

“早天掉下来一把飞机,六个骑飞机的人。”

飞机的单位用“把”,坐飞机的动词用“骑”,已经是闻所未闻。他们再瞧瞧自己,刚刚六个,每个人都穿着飞行皮夹克,不觉忍住了 笑,朱参谋又问:

“那把飞机已经掉下来了,要捉这几个骑飞机的人不是很容易吗?”

答复还是令人可笑,但是态度仍旧很诚恳:“那六个骑飞机的人一下来,另外来一把飞机打机关枪,后来又把他们接上天去了。日本人不信,还是要捉。他们说:中国飞机还要来,现在每家出两个人,抬木头去堵住那块空坪。”

现在我们猜想:朱和他们着陆的时候,土人已经看清楚六个人。后来西格菲司一扫射,土人跑散了,再去看:一把飞机还在,六个骑飞机的人已不知去向,所以说是给飞机带跑了。

至于日本人,对于我们空运部队的防备太敏锐了,他们在铁道走廊,在密芝那吃过两次亏,恐怕我们又在侦察敌后着陆的场所。后来空中照相证明:他们把朱参谋一行着陆的地方用木头堵着,后来情报又说,敌人在那边派了一千多兵守备。我们觉得这样不坏,所以朱参谋的故事,到今天才能揭露。

当时他们对于这位同胞天乎天乎的谈话,实在令人如在梦寐。但是这位同胞脑筋简单吗?不,他后来和几位同伴,用了很多计谋,如声东击西等等,带着我们六位骑飞机的官兵通过日军三道步哨线,到怒江边上。

他们骑(又是骑!)独木舟渡过怒江,徒步到镇康县,一路有游击队协助。

一到昆明,朱说:“手枪真有用!”他想法子弄到一枝左轮,现在挂在腰上。

起先,他们以为西格菲司他们一定会安然飞返,并且可以把他们强迫降落的情形先告诉家里的人,后来知道西格菲司自己也跳伞,大家不觉大笑。





我说:“当初我只差一点,要是我去参加俯冲轰炸,岂不是也可以回国一转?”

小钟说:“你这个人讲话真不应该。他们失踪,你说你幸而没有去;他们遇到好玩的事,你又……”

我承认我的想法有些不对,但是,许多机缘在我身后打转,一念之差就有这么大的出入,我不能对着这些微妙的机遇没有好坏两种幻想。我说:我的设想以我自己为单位,没有交错着旁人的利害。我现在还是想:“假使凌课长让我……假使朱参谋的座位给我先得到消息……”

我们的副参谋长集合大家说:“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敢,但是不能再提倡……”





8月14日的故事已经就此完了,不过,以后每年空军节我们不会忘记这幕喜剧。





1945年2月21日补记,原载《缅北之战》





“这种敌人”


1

那天,我去访问陈鸣人团长。

陈团长正在第三营曾营长的指挥所内打电话。

这指挥所距火线差不多一英里,虽然摆在干沟里面,但是地土干燥,光线明朗;附近有许多圆叶树,中间也夹杂着一束束的竹林。

敌人的炮兵还在胡闹,有两发炮弹在公路左侧爆炸,尘土飞扬,桥壅里崩下来一片碎土。陈团长说:“你看,敌人的炮兵还这样的自在,你们的重炮快制压他们!”

炮兵指挥组的一位官长问:“自动炮架上的火炮你希望怎样使用呢,团长?”

曾营长建议:沿着公路两侧横宽两百码纵长三百码的地区来一个面积射;于是,关于炮兵火力就是这样决定了。

这时候担任炮空联络的MAJ TABER也搬到第三营的位置,TABER是一位很年轻、很年轻的军官,脸上一点皱纹也没有,牙齿白皙得可爱,笑容常常露在面上。他搬来的通信器材,倒有一大堆:通各炮阵地的有线电话都是专机专线;还有一架无线电机,专门和炮兵 飞机联络。我们看不到飞机,但是听到树顶上的引擎响,它正在敌阵上空画8字。

一切环境是这么热闹:就在不讲话的时候,空中的电波也跑到无线电耳机里面,发出一阵阵沙沙声。并且敌人的几门炮,还在摇头摆尾地射击,有几发炮弹落到步兵第一线。

我们知道陈团长很高兴。他说:“啊,今天炮兵倒非常卖力气,这样合作,倒是我作战以来的第一次。这种敌人,只要两翼一迂回,正面加压力……”但是曾营长接着第九连的电话,报告步兵的准备好了,只要等炮击完了就可以开始攻击,团长不由得看看左腕上的手表:“喂,你们要快一点,一点只差五分了,到一点半之前我们要完成攻击准备射击。”

TABER还是笑着,一面加紧工作,为了补助空中观测的不足,他要求步兵炮的观测员帮助他们:

“假使你们把敌人炮位的概要位置——最好是一两百码以内的位置告诉我们,则飞机上的人员比较有把握一点——而且要快一点。”

他的要求马上被接受了,曾营长打电话问前进观测所。

前进观测所和空中观测的结论一样:敌人的炮位在八一·二—八四·七,TABER把红图钉钉在这一点坐标上,随即通知炮阵地。经过试射以后,地面和空中所报告的误差数还是很接近。指挥所里的人很高兴,认为今天敌人一定要倒楣。陈团长正在脱身上的毛背心,也不由得说:

“这样看来,我们的观测员还不错呀,别瞧他小孩子……”

2

效力射开始以后,曾营长到第一线去指挥。

缅北的晴意正浓,太阳晒得钢盔发烫,一阵热风,夹着灰沙吹在面上。我们经过一个小曲折,下坡,又循着公路上坡,一座三合土的桥梁被敌人爆破了,我们从左侧小沟里绕过去;附近有一匹死马的尸体,这一带有一阵怪臭,许多苍蝇遇着有人经过的时候,扑着翅膀逃散,发出一片嗡嗡的声音,怪臭随着声音更浓厚了。

我们的炮兵阵地发了狂,各式炮弹像蝗虫样的飞满天空,这时候敌人的阵地成了维苏威火山。但是敌人的炮弹也还继续不断地落在我们步兵第一线。

在这段弹道下走着并不很坏,许多灌木欣欣向荣,对着遍处硝烟,大有不在乎之感;这边一片空旷地,那边一座村落。回想去年这时候,我们还挤在大莱河畔的原始森林里,一片郁郁雍雍展不开;可是今天,我们已经能在这柏油路上来去。一年了,这一年看来很短,但是事实上也很长,光说沿着公路五百多英里,哪一段不是沾染着鲜血?公路左边一块水泥的字碑:

“腊戍——二十四英里;贵街——二十六英里”

曾营长指着道标,很高兴地说:“到腊戍还有二十四英里。”

我知道他由拉家苏山地转战到这里,看到这样的标志,自然会充满着满腔慰快。可是,敌人如果沿着公路抵抗,我们在这二十四英里 之内还免不了奋力一战,结果免不了还有几个人要在这里死伤。也许报纸上只有一两行很简短的电讯很轻描淡写地叙述一下;而他们……?我想:“他们”现在都还活着,都还以一股热忱向这二十四英里迈进,并且,脑子里连这样不纯净的观念也没有……我再想: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

传令兵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他将我们引进左边树下,“就在这里。”里面是第九连吕连长(他是第三营副营长兼代连长)的指挥所,隔火线还有一百多码。吕连长在向我们招呼:“快点进来,刚才炮弹破片还掉在这附近。”进去之后,我发觉他们的工事没有掩盖,仔细一看,根本不是工事,不知道从前谁在这里掘开的一条深沟。这深沟里面蹲满了人,连第八连的潘连长也在内。

3

敌人的速射炮沿着公路来一个梯次射,我们坐在背包,躺靠着土沟的斜壁上听着炮弹一声声爆炸。

曾营长给第八连一个任务:从现地出发,沿着山麓,绕公路以东,截断八六线上的交通。潘连长用手指在地图上按一线痕:“就在这座小桥边,是不是?”

“对了,你们要注意公路南北的敌人同时向你们反扑。——可能的时候你们就破坏敌人的炮兵阵地。——你打算如何去法?”

潘连长的答复是非常肯定的:“先去一排,主力保持四百码的距 离。等那排人到公路上站稳之后其余的再上去。”

“那很好。到达之后,你派人回来引路,我给你们送弹药上来。——你们多带六○炮弹和机枪弹。你还要什么不?”

“不要了。”说完了潘连长就带着他的传令兵走了。

深沟里面,大家屏息着听第九连火线排的进展。二十分钟的炮击已经完了,马上步兵的近接战就要开始。

好,步兵接触了,首先打破静寂的是敌人的一座重机关枪,这家伙颇颇颇颇地连放了二十发,然后接着是两颗枪榴弹爆炸,我们还躺在沟壁上,我们想象步兵班隔敌人最多不过两百码,我们的机关枪也在还击了,好家伙,他们每次只射击两发,相信今天的战斗虽不激烈,但一定艰苦。

这时候火线排由胡国钧排长率领着,胡排长负伤刚出院两天,抱着复仇泄恨的心情,指挥着他这一排人向那沙村突进。那沙村没有几间房子,但是这一段公路开阔得很,正前方有一座高地瞰制着公路。他们只好折转向左边灌木丛里前进;不料敌人也非常狡猾,他们把灌木丛的中心区烧完了,只剩着一座圆周,一到他们进入圆周里面就开始射击,侧防机关枪非常厉害。

我跑出指挥所,卧倒在棱线附近,希望看到开阔地里的战斗。正前方那座高地被破片和爆烟笼罩着,我觉得我替他命的名字不坏,虽然硝烟泥土对着晴光,色调不很鲜明,可是很像画片里的维苏威。左面被前面另一条棱线遮住了,只能大概判别灌木丛的位置,那边机关枪的旋律加快,还夹杂着几发三八式的步枪。看不到一个战斗兵,只 有钢盔对着阳光一闪的时候,可以看到几个人在运动——那是几个不怕死的弹药手。

回到连部,我们接到胡排长的报告:敌人的侧防机关枪非常厉害,列兵王永泰阵亡,姚太周负伤,第六班的班长曾斌负伤,他们还要六○迫击炮弹,吕连长派人送上去了。

为什么敌人这样顽强?前面枪声又加紧,颇颇颇颇一阵才放松。我们的炮兵第二度猛烈射击,敌人的速射炮也加速还击,这种速射炮火声音和爆炸音连在一起,中间只有一段“唿——”,一段很短的弹头波,听起来有如“空——咵!”我们的弟兄们都称之为空咵炮,我们的连部已经在空咵炮的弹巢里了。

吕连长刚打电话要两副担架上来,前面报告炮兵观测所又有一位弟兄负伤,送弹药的弟兄说,他连左踝脚骨后面一块都打掉了。并且混乱之间偏偏多事:一位轻伤的弟兄自己下来,在小树林里面迷了路,半天也不见下来;还有卫生队自己也有一位弟兄在后面公路上负伤。

4

等到姚太周和曾斌下来的时候,已经是三点十分。他们在前面等担架等了很久,但是旁的人比他们伤还重,担架都忙着,他们只好由送弹药的弟兄扶着到连部。

曾斌一进来嘴里就哼,他看着王永泰倒下去,他想把那支步枪捡 回来,枪是捡回来了,但是他的左手掌也被敌弹打穿,红猩猩的一团血肉模糊,上面虽然用绷带绑着,血仍旧透过绷带掉在地上。一位弟兄帮他撕开重新敷一层止血粉,我走上去绑紧他的手腕,我觉得替“他们”尽了一点力,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慰,但是他哭着嚷要水喝,我们不能给他喝,吕连长把他的水壶拿过去了:“你要喝等开刀以后才能喝。”

姚太周的伤也相当重,一颗子弹在腰部以上由右向左打一个对穿。他没有哼,脸色也还保持着红润,人家把他垫着俯卧下去的时候,他痛得用力紧闭着他的眼睛,闭着了又慢慢打开,一连闭了好几次;他额上的筋在颤动,到底担架再来了一次,把他们都接下去了。

胡排长的报告:敌人跑出工事向我们反扑,被我们打倒了好几个,前面冲锋枪在连放。

右翼搜兵的报告:绕着右边山地走,过五道水沟可以绕到村子里,但是村子里敌人多得很,敌人的战车已经发动了。

敌人还要来一次反扑?大家觉得很奇怪,但是没有一个人激动。曾营长叫第九连在现在的到达线赶紧构筑工事,打电话叫第七连抽一排人上来,并且亲自到公路上去配备火箭。

我跟着他到公路上,曾营长说:他的火箭排有三架战车的记录,所以我们对于敌人破烂装甲兵,实在有充分的自信。最引人发笑的是:火箭排的班长一面掮着枪身进入阵地,一面还回过头来和连部的一个传令兵讨论交易,传令兵要班长买他的手表,他要二百五十盾,但是火箭排的班长只肯出五盾……

到四点左右,敌人的战车还没有上来,我们相信不会来了。一方面快要入暮,曾营长准备要部队停止攻击,候第八连的迂回奏效以后再干,我们同回到营指挥所,在荫蔽处对着灰风饱餐了一顿。只有陈团长始终乐观,他再和山上迂回的部队通了一次无线电话,知道各队的进展顺利,他还是坚持着那套理论:“对付这种敌人,只要两翼迂回,正面加压力,敌人没有不退的,恐怕今晚敌人还要反扑,但是明天早上就准退……今天MAJ TABER在这里也很着急,他弄了半天,敌人的炮还在射击,他觉得很难为情。”不过TABER回去的时候他还是很谦逊的向他致谢:“今天你们炮兵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很感谢,只是步兵太惭愧了,进展很少……”TABER也笑着:“团长,我们明天再干。”

五点左右,坏消息来了:第八连潘连长的迂回部队和敌人的迂回部队遭遇,还伤了两个人,看样子敌人的企图还很积极。这时候大家兴奋的心上不免投上一重暗影,一位悲观的军官在自言自语:“我晓得我们团里一定也要碰一次硬钉子,敌人一天打了四百多发炮弹,又是战车,还来迂回……”

5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着指挥车再去拜访陈团长。

一到昨天的指挥所,使我们大吃一惊,团长和营长都不在,营部副官正在督促着兵夫收拾家具,有两部车子已经驶向前面,我记着车 子是不准再向前去的。

这时候副官已经看透了我的惊讶,他跑过来和我打招呼,他说:“团长在前面,敌人已经退了。”

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我记着敌人还在迂回……“

前进了好远呢?”

“部队到了二十一英里的地方,还没有和敌人接触……”

我把车子驶到前面断桥的位置,果然,工兵队正在修筑破桥。下去步行了一段,在前面三百码的位置遇到了团长。我才知道昨晚和潘连长接触的是敌人的一个小队,潘连长带着后面的两排旋回展开,敌人都跑了。公路正面的敌人也稍稍费了一点气力,曾营长在清晨三点钟发动拂晓攻击,敌人才狼狈后退。我又知道左右各部队都有进展,团长的结论:“这种敌人,只要两翼一迂回,正面加压力……”他并且又解释:情况混乱危险的时候,往往也是打开局面的时候,所以他始终自信。

我们跟着部队后面前进,前面一连四座桥,都给敌人爆破了,柏油路上,有两处埋着一排排的地雷(已经给搜索队挖出来了),还有一座桥下扔着三个地雷,连装雷的木匣还在,再前进一段,看到无处不是我们的炮弹破片,有大得像酒瓶的和小得像戒指上的钻石的;有一片竹林,打得倒在一堆;在一处芦草边,就发现了四具尸体,陈团长说:“这样炮击他们到底也吃不消……”

在半路上我们遇到MAJ TABER,团长告诉他:部队已经推进了,要他们炮兵阵地推进到那沙村附近吧,现在我们还没有射击目 标,部队还在行进;但是,在午后三时以前,你们空军在八○线以南能找到什么目标,比如敌人的炮兵进入阵地,你们尽管射击。

沿途各部队都在前进,通信兵连电话线都不够了,后面一个兵推着两卷线向前跑。

在芒里附近我们找到了曾营长,他领我们看敌人的炮阵地,四门山炮阵地附近都有弹痕,我们相信敌人的处境实在不堪设想。但是在一个掩蔽部内就有四十几发弹药筒,怪不得那天我们感到敌人的炮兵太猖狂了。

团长要曾营长先占领了那座瞰制公路的高山,免得被敌人利用。曾营长说:“我已经派第七连去搜索去了,第九连我还是要他前进,到发现敌人为止。”

6

在我写完这几行的时候,陈团长的部队已经通过十五英里的路碑了,我想明天再去看看他。但是我一想到:“这种敌人——”他那样充迈着自信的语气,不觉得引起心头微笑。





1945年3月1日,原载《缅北之战》





新腊戍之役


3月7日早上,我坐战车营赵营长的小指挥车到他们的宿营地。当时我并没有随同他们去作战的企图。

他们露营在南姚河的北岸。芦草丛里,纵横摆着几十部轻战车和中战车,炮塔上用红白漆料涂着狰狞面目,装甲车上楷字大书“先锋”“扫荡”和许多耀武扬威的字句,顶上天线杆挂着战旗。挑战的色彩多么浓厚!这几个月来,他们的战斗技术大有进步,而战斗精神,越来越近乎“猖獗”了。

孙明学连长和我们握手。这位连长,一口长沙语调,一副红红的面孔。昨天下午,他还在老腊戍和新腊戍之间纵横驰突,入暮回来,马上督导官兵擦拭枪炮,检查机件,装填油料,整备弹药。昨天他自己的乘车被炮击,无线电天线杆被打掉了,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继续指挥他的战车群作战。昨天晚上,他们全连官兵顶多不过在满天星月和寒风冷露的草地上一躺,现在,他们又准备今天的战斗了。

昨晚,他们有两部中战车被击伤:一○一号的惰轮打扁了,三十四号的支重轮打掉了一个。两部车子上的人员都在步兵线外彻夜(因为天黑路远,没有其他方法)。现在他们派三部中战车上去,一面带给养和弹药给他们,一面支援他们,还准备待机出击。

我一看着炮塔上的枪炮就羡慕不已,于是我问孙说:“我也去一 个!”他说:“好吧!”就叫一二八号的副驾驶手下来,这位副驾驶手,我真对他不起,他满不高兴的怏怏将无线电耳机和发声带交给我,一个人跑到草堆里去睡觉,我就拿着我的钢盔、水壶和地图爬进副驾驶手座位。赵营长临时也想去一趟,他跑到十四号里面去了。

我们三部战车,十四号领先,十一号居中,我们在后面,排成一路纵队前进。沿途的灰土大得不得了,戴上防风眼镜还打不开眼睛,许多灰粒跑到鼻孔里不仅使鼻管奇痒,还使喉管以上感到刺痛。我再把耳机挂上,声音倒很清楚,里面的声音说:“十四号,十四号,我是十一号,我是十一号,你走错了,你走错了,你应当走右边上渡口,你应当走右边上渡口!”果然,我们绕到上游的渡河点时,绕得太多,后来在一处空地里倒了一个头才转回来。

马上有一个问题使我疑虑不已,他们的车子在右侧方摆了一个汽油桶,完全暴露在外面,要是给敌人一炮打中了,我们岂不是自备火葬的燃料?到渡河口附近我们车子熄了火,我问驾驶手左伯春灭火机在哪里,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灭火机,我说恐怕绑在外面的五加仑油箱着火,他笑着:“呵,那不是汽油,那是给他们前面的人喝的开水。”他再把车子发动,我们在铁桥附近渡过了南姚河。那时候我心情平静。一面想:中战车真好,要比轻战车少好多颠簸。





车子在一条牛车路的左右走着,我把地图对照地形,知道我们的路线完全贴着腊戍以东的山麓。起先,我们距滇缅路一千五百码,后来慢慢折向西南,隔公路愈加近了。这一片地区内,都是半遮蔽的灌 木林,和完全暴露的耕地,中间有几棵大树,地图上还有一根小黑线表示这里有一条浅沟,但是事实上浅沟的宽度有十几码。我们曲折地走着,到老腊戍附近,才超越过这条浅沟。这时候我们在耳机里听到排长向孙连长报告:“我们过了第二道河,我们过了第二道河,到老腊戍了,到老腊戍了。”

老腊戍有很多房子,虽然给机关枪打了很多洞,但是还没有完全破坏。附近有几所房子,围墙、园门、屋檐都是国内的式样,旁边也种着一丛丛的竹林,大有江南风味。昨天晚上,陈团长的第二营才攻到这里,沿路我们看到几个步兵踞在芦草下的工事里,他们的姿势那么低,我们就从侧后方上来。不仔细看都不能发觉他们的位置。

后面自动炮架上的炮弹倾箱倒箧的在我们右侧方爆炸,照地图上看,都在新腊戍西北几座高地上,恐怕今天曾长云营长还有一场激战。我们的前面却还静悄悄的没有战斗。

绕过一个小村庄,看到三十四号,三十四号的人看到我们来了,都从车底下跑出来。十四号又用无线电指示:“留一个机工,留一个机工在这里,分一半给养与水给他们,分一半给养与水给他们;你们快点跟我上来,快点跟我上来。”我们遵命照办,这一次我更看清楚了,绑在前面的油箱装着开水,不是汽油。

车子再继续前进,十四号叫我们成梯队,他自己在前面,我们在右后方,十一号在左后方。队形隔公路只有二三十码,看到公路上有一座白塔,我们大家心里明白:“脱离步兵线了。”我们三部战车都没有放掩盖,为了遮蔽敌眼,大家都钻着灌木林前进。地面并不很平, 我看到左伯春很吃力,随时要摇动左右操纵杆,有时候还要用倒挡。车长孙鹏站在炮塔上指挥,惟恐车子掉在芦草丛里的深坑或者污泥地里去了,有时候他很着急,就在无线电里叫:“左伯春,向右,快向右一点!快!右边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我也并不痛快,车子尽向灌木丛里走,很多小树枝都晒干了,履带一压过去,树尖变成了半寸长的木屑,一跳就跳到我衣领里面。灰尘比我吸进去的氧气还要多。又走了七八分钟,才到一○一号的停车位置。

一○一号的附近比较开阔,我们开到附近,孙车长告诉我们,这芦草边再上去一千码,就到了新腊戍。我想看看新腊戍,但是极力看去,只看到两间草房子,看不到街道。

“敌人的炮来了!”

果然,弹头波越来越近,四周空气在一紧一松的在画圈子,然后在我们一百码后面突然爆炸。“赶紧把车子隐蔽起来,敌人的观测所就在山上!”

孙鹏、左伯春和我赶紧跳上车子,像松鼠一样快,左伯春把车子一直开到灌木丛里深进去二十码,才把车子熄火。这时候我们又听到敌人的弹道波在空中画圈子,这次圈子画得比较大,炮弹落得比较远一点。

又有四五发炮弹在我们后面好像我们越过那条浅沟的地方爆炸。但是他这一射击,给我们联络机看到了,我们重炮马上吐出一百磅左右的“大铁筒”去制压,我们听到“大铁筒”在腊戍后面的爆炸,真 是撼天动地。





赵营长在一○一号车子附近。有两部轻战车早上出去侦察新腊戍的敌情,这时候到达这里,他们几个人研究敌情去了。我们没有事做,听到敌炮被制压了,胆子又大起来,慢慢跑到车上站在炮塔上,指手画脚地看新腊戍。

我刚从芦里伸出头来,看到山顶上的几间房子,忽然觉得不对,敌人的弹头波又来了。并且听得非常清楚,正对着我们越来越近,弹着一定就在我们的位置,马上要和地面接触了,我直觉得今天可糟了,慌急之中我向副驾驶手的圆洞里跳,我还只跳了一半,耳鼓里来了一下开天辟地的大震动:“康!”接着是一阵轰轰轰的声音,烟硝塞鼻。

这发炮弹掉在我们正前方二三十码,幸亏前面是芦草盖着的深沟,我们叫这条深沟做救命沟,要不是它,我们现在最低限度是躺在医院里。

“敌人炮兵还有这样的厉害呀?”我的头上在跳洞的时候被掩盖边擦去了一线皮,我们不敢再伸头看新腊戍了。





后来我们躺在战车下面也不知道躺了好久,我们的战车熄了火,但是无线电机是打开的,里面在说话:

“长沙,北平,我是十一号,我是十一号,安平回来了,安平回来了。据华侨说、据华侨说:城里的敌人不多,城里的敌人不多,营长 的意思,营长的意思,要华侨带路,要华侨带路,我们三个先去干他……”

“要我们三个去干!”一阵兴奋,大家又从车底下跑出来坐在地上。

可是,孙连长说:要我们等他一下,他十二点钟自己来,并且准备把大小“家私”一起带上来,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以后的无线电我没有听到,不知道是说街市上不宜挤多了战车?还是机会不可错过?到最后,孙连长依然同意我们“三个”先上去。孙鹏叫左伯春把战车发动,又问我去不去,我答复他当然去。于是,大家就位,战车发动。先倒车到原来的地方,再成梯队,向右转,前进。赵营长派那担任搜索的轻战车到白塔附近去找步兵的排连长,把华侨的话告诉他,并且要他们协同动作。一五一号去了,他没有找到他们的官长,他看到一班步兵,要这十几个弟兄统统爬在车上就一起载了上来。

这班长是一个很古怪的家伙。他说:他的排长已经带着两班人沿公路到街市上去了,他是援队,本来要听前面的记号才能上去,刚才排了两次联络枪没有听到排长的回声。现在既然如此,你们战车绕街市的左边前进,步兵当然靠右边,反正是要上去的,现在没有排长的记号,他也就不管了。“成散兵行!前进!”他带着他的一班人沿公路向腊戍方向去了。

战车梯队向前又卷平了一堆灌木,才到通市区的大道。这是新腊戍的东北角,这些地方有很多飞机炸弹的弹痕,我们改成纵队前进,并且在变换队形的时候,我和左伯春放下了掩盖。

潜望镜里又是人生难得看到的图画,转过一个弯后,新腊戍突然 整个摆在面前。沿着山谷都是五码以上宽度的土路,从山腹到山顶,到处摆着灰色砖房,红色洋房,夹杂着几个矮小的土房和点缀景致的小树。眼前这几十座建筑突然出现得这么近,而且摆在那边这么静,一个人影也没有,仿佛如在梦寐。火车上的旅客,在月夜里经过一座小城市的时候,或者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但是,现在太阳当顶,这种景象只有战场上有。啊!这种静肃静得教人心慌。

我把座前的小灯打开,再旋动潜望镜,这间房子就是地图上这一点小黑点,我们正由东北角突入市区。三部战车还是成纵队前进,我们仍旧在后面。耳机里又讲话了“一二八号,一二八号,我是十四号,我是十四号,你靠右边一点,但是不要向右边射击,那边有步兵上来。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了请你回答我。”孙鹏在炮塔里回答:“十四号,十四号,我是一二八号,我是一二八号,你讲的话我听到了,你讲的话我听到了。”他回头叫左伯春靠右。这时候,我回头看去,他还没有关上炮塔上的掩盖。

我把重机关枪子弹带上好枪身,固定梢也松了,一个房子过去了,没有开始射击,两座、三座房子过去了,也还没开始射击。我总得找点事做,我拿水壶喝了两口水,又把无线电的接头接紧,我觉得头上在流汗。

到山腹上了,两边的房子看得清清楚楚。外面红瓦灰墙,里面是奶油色。三部车子在附近停留下来。十四号叫:“现在开始射击。”话刚说完,他们车上已经开火,我们炮塔上的机关枪也在开始射击。

正前方,道路悬挂在山腹,一眼看出可以看到四五百码,前面几 个山头也看得清清楚楚。右侧有另外一条路在这里交叉,沿那条路上山可以到新腊戍的中心区。现在我们机关枪射击正前方一座掩蔽部,十一号车子旋转炮塔对准对面山头,昨天他们发现那边一带有敌人的平射炮,他们对那边炮击了两发。我紧握着枪柄也对着前面掩蔽部附近连续射了几十发,曳光弹四射,我的弹着低了,修正之后,我又射击了二三十发。

孙车长也在那边喊:“我们小心一点,不要向右射击。”我把枪身和潜望镜旋向左面房子,基角上可能有敌人潜伏,我又对那边扫了一阵。

左伯春又把车子向右旋,我才看清楚,右边上山的路曲折成之字形,我们没有沿路走,只对着之字的中央直爬上去。一路孙鹏在叫:“左伯春小心一点,注意路上的地雷!”我一路射击房屋的基角,有时候也帮左伯春看看路面上,我们一共有三部战车,要是我们的履带给地雷炸断了,或是给炮弹打坏了,这是如何严重的灾难!

爬到山顶上,房子更多了,想不到山顶上还有这样一块平地。我们开进一片旷地,里面还有一个足球场!再进去一点,两间房子外面用木杆钉着“停车场”三个字,这一定是敌人的司令部。门口还有一座三个大口的掩蔽部。左伯春把车子停了,孙鹏在叫:“向后摇,向右后摇。”我回头看去,射击手正旋转炮塔,弹药手已经拾起一发炮弹,他们的掩盖还没有关。“康——当”火炮的后坐力使车子震了一震,弹药筒掉在铁板上,发出一响清脆的声音。我们隔那座掩蔽部只有五十码,这一下烟灰在那上面开了花,这阵烟花慢慢的慢慢的放大,好像 黄色颜料笔浸在一杯清水里一样。十一号和十四号也在拼命射击,我看到他们机关枪口的曳光弹,有几颗曳光弹刚出枪口两三码就掉下来了,继续在地上燃烧,放出一团红光。我也摆动我的机关枪,向房屋的楼上和地下都很干净的扫射了一阵,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下面可能藏狙击手——可是我的枪发生故障了。

我尽力的拉机柄,但是拉不开,并且枪身烫热,我在座位右边拾一块布片包着机柄用力才把它拉开,又拉了一次,一发不发弹跳了出来,枪又可以射击了,我的心松舒了,我觉得衬裤都被汗湿透了。

右前方也是敌人的工事,附近有很多芦草,因为在右方,我想问孙车长,好不好射击,半天他没有回答。我低头一看,发声带和无线电,接线已经断了,我赶紧接好。但是孙车长和炮塔里的几个人很忙,他们尽量在发挥炮塔上枪炮的火力。我想:我低一点射击大概没有关系,我把枪身稍稍放低,食指摆在扳机上摆了好久,机关枪在哗哗的歌唱,盛弹壳的布袋越来越重。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芦草正在燃烧。

我打完了一条弹带,赶快再在脚下拿出一箱子弹。我偷看左伯春,他没有机关枪,一到车子停止的时候,就转着潜望镜看四面的道路。

车子又继续爬坡,爬到顶上继续下坡。我们已经深入市区,经过一道柏油马路。房屋越来越密集,我们也越射击越凶。我计算,我们在街上起码走了一英里。忽然孙鹏在上面叫:“左边有敌人,快向左摇!”我把潜望镜向左旋过去,左边是一片空旷地,上面有好几个弹痕 和倒在那里的木头,四百码之外,有两栋房子。果然,有一个人在那边横跑过去。我想摇动机关枪,不行,我的机关枪不能再左了。这时候炮塔上开炮了,孙鹏叫:“太低了。”又开了一炮,才把那两栋房子给尘土笼罩住。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由东北角插进新腊戍,一直穿到南面的尽头。那边有短短的两条街,房屋建筑和重庆的过街楼附近一样。我们还看到一家别墅式建筑,门口停着一部小轿车,在那附近射击时,有一条狗突然跑出来,在我们的弹道下突奔而去。

我们折转回来,再到一处山坡上的时候,十四号叫我们到他们右边去,右边都是飞机炸弹的弹痕,孙鹏回答他:“地形不许可。”就在这时候,一声爆炸,许多颗粒掉在我们车子的装甲上。孙鹏喊:“快拿药箱给我。”左伯春把座右的药箱递过去,我也跟着他递药箱的手向后面望去,孙鹏自己负伤了,他用手掩在头上,一脸都是血。

我觉得不大妙。我想:今天这次攻击恐怕还要遇到一点麻烦,还有麻烦……

幸亏孙鹏还很镇静,他在指挥射击手和弹药手帮他敷止血粉,左伯春自动把车子向左前方靠了一点,我看到炮塔上的掩盖还没有盖,我刚要叫唤,他们已经把掩盖放下去了。

这时候全车都在黑暗中,只有座前的小灯和掩盖上的空隙有一点点微光。炮塔上的人都帮车长止血去了,整个炮塔像一只没有舵的船在自动旋转。我觉得我目前的责任应该加快射击,免得被敌人的步炮兵乘隙。但是我刚射击了两发,枪又发生故障了。

又一颗炮弹在我们和十一号车子之间爆炸,隔我们不到十码,我看到整个的漏斗形,虽然关了掩盖,一阵烟灰与硝土仍然塞进掩盖的空隙,扑在我们面上。机枪依旧拉不动,我又不知道车上的天线杆打断了没有。我觉得一身燥热……

忽然听得孙鹏叫左伯春倒车,心里稍微镇静一点。一下我猛然发觉机枪上的故障是弹带上的弹头不齐,我抽出一个子弹,又拉了一次机柄,枪又好了。同时炮塔上的枪炮也再度射击。孙鹏向十四号报告他头上打了一个洞,没有什么关系,还可以继续战斗。无线电里我们听到十一号车上也打伤了一个。

我以为我们回去了,但是不,我们从炸弹痕边打了一个转,又进了一条街。路上有地雷,我们仍旧在道路以外走,又经过了一所空洞洞的房子,上面有“酒保”两个大字。

再穿出一条小路,到底回去了,牛路上有一个步兵排长提着冲锋枪跑到战车旁边问情况,赵营长打开掩盖和他说:“城里的敌人不多,我们所看到的掩蔽部和房屋基角,都经过彻底的射击……”





我们回到出击阵地已经午后两点,我们一到,孙连长他们的第二批又出发了。孙鹏的头上虽然结了一层血壳,但是没有关系,红十字车又帮他绑扎了一次,他觉得有点头昏,但是精神很好,他说:“这是炮弹打在附近墙上,把砖瓦飞起来打中的,要是破片打在头上那还得了……”第十一号车子上的射击手也伤在头上。还有,我们的炮塔不能固定了。

面上的烟灰使他们不认识我,我在地上走了五分钟,才慢慢知道脚是站在地上,左伯春给我一包饼干,我胡吞胡吞就吃完了,好像塞在人家的胃里。

我看到赵营长:“今天我们和营长是第一批漫游新腊戍……”

赵营长:“哪里是漫游,简直是破坏新腊戍!”我们并没有有意破坏新腊戍,他故意用这样“猖獗”的字眼来提高他营里的战斗精神。

当天晚上,陈团长的步兵占领了新腊戍街市的一半,同时他把西北角山地的敌人肃清了。第二天上午,他占领了整个新腊戍。





1945年3月23日至28日,《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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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 一弦一柱思华年





成都军校生活的回忆


我于1938年夏天在汉口考入中央军校。受着当日战时交通情形的摆布,我们在揭榜后即乘江轮赴宜昌“待命”,住在一所破庙里一住就是三个月。等到有航行于长江三峡间的轮船接我们去重庆,已是十二月初。这时武汉失守,长沙大火,广州撤退和汪精卫发表“艳电”,向日本投降,都已先后发生。从西安宝鸡投考的同学则早已在成都。我们又行军三日而抵铜梁,开始换上了棉布军装,等候由浙江金华考取的另一批同学到达,编成十六期第一总队,才于1938年底之前浩浩荡荡的行军去成都。自此原有成都分校改称总校。十四期二总队、十五期一总队、十六期一总队和三总队都是在成都首先集中受训的学生总队。十六·一于1939年元旦入伍开学,1940年圣诞日毕业,当中无寒假暑假,受训期间差六天两整年。





进军校第一桩大事即是“剃和尚头”,所有青春美发尽卷入地上尘埃。当时倒没有觉得:即是年轻男子,头发乃为各个人形貌上显著的特点。大家都剃和尚头,只有使个人的色彩更为收敛,队伍间的集体性格更为浓厚了。战时军校学生大部只有初中程度,高中毕业已不可多得。每一队(相当于连)里间常也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大学辍学的学生和在宪兵里当过兵的军士。十六·一也有几个国军高级将领的子 弟。初时各人的年龄籍贯与背景还分别得显然。受训期间每一个钟头甚至每一分钟大家都做同一样的事。自早上用冷水洗脸刷牙到晚上点名解散后吹熄灯号前十五分钟打开铺盖就寝,无不如此,更用不着说日中的学科和术科了。所以训练进程开始后只几个星期,学生们都已经在众生平等的集体生活之下混成一片,军校的传统也只要求全体学生达到同一的“进度”。比如说受训六个月后器械体操的一部分都要做到铁杠上“立臂上”和木马上的“并腿跳”。学校里不倡导学生个人间在任何方面的竞争。我们没有篮球和足球的设备,军校虽有一年一度的体育会,但其竞技不被重视。

军校学生每人发有呢制服一套,皮鞋一双。这样的“外出服”并白手套只供星期天在校本部做纪念周及特殊节日阅兵典礼之用。平日我们穿士兵衣服。白内衣内裤,夏天黄色布制服,冬天蓝色棉制服,足缠绑腿,脚穿布袜草鞋。受训期间前六个月我们是“入伍生”,等于国军中的上等兵,月饷十元五角,食米由公家发给,“副食”则在饷项里扣除。入伍期满升为学生,才有资格带“军校学生”的搪瓷领章,同国军中士待遇,月饷十二元五角。当我们刚开始受训的时候,法币的购买力还和战前不相上下。所谓“副食”,间常有肉类。早餐稀饭之外,也还有一小碟的花生米或酱菜。不到半年法币贬值,我们的伙食也每下愈况。虽然饷项之外又加“副食费”,而且一再调整,到毕业前夕,白米饭之外只有一碟清水煮豆芽或萝卜,里面如有几点植物油的痕迹已算是上品了。可是与后来下部队当下级军官一比,则成都军校吃白米饭的生活又属特殊待遇。

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尽量的模仿日本与德国体制。分科后我入步兵队,有绝对充分的时间使自己娴习步兵基本技术如射击与劈刺,又将轻重机关枪拆为零件再凑集成枪,用圆锹十字镐掘成散兵坑等等。我对劈刺一科特别有兴趣。因为在高中的时候,看过雷马克所著《西线无战事》(Nichts neues im west ),内中说到肉搏时刺刀插进肋骨里的情事,读来既胆战心惊,也不知道“他日我如此”是如何一段滋味。上劈刺课目时头戴面具,有针缝极紧凑上具皮质的“护肩”与“护胸”,木质长枪则代步枪上加刺刀。原来对敌时仍能引用各种技巧,例如以自己身体的侧面对当敌人的正面,先把握住自己所立脚的三角据点,佯动的重要超过主动,看破敌兵的弱点才乘隙而入,突击开始又要做得“气刀体一致”,一来全来。如此技术上的细节是否有实用的价值,我无法知悉。我毕业之后虽然有一次在越南北部作便衣斥候,在老街看到过日本兵,又在缅甸前线于丛林中与敌兵相去不远,却从来没有看到和听到白刃战的真情实事。可是成都的劈刺训练确也给我壮了胆,预想即有敌兵拖枪持刀杀来,虽说体力不胜,我还有几分招架之方,不致立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劈刺教官系日本留学生,所有训练的装具也仿日本制。却料不到几十年后我在研究明史时看到戚继光所著书,内中早已将白刃战的精义解释得明白,有如我们的“分解动作”,他已提出为“起·当·止”。我们所说“佯动”,他则已在书中明白写出:“千言万语,只是哄他过来。”其他细节也无不如此。

我们所学的战术,以了解团以下的攻击防御遭遇战追击退却各项原则为目的。多少年之后我才发觉当日全世界基本的兵学都有归纳于 标准化的趋向。我们的操典与教范大概由日本的原本翻译过来。当德国顾问在南京的时候又经过他们一度的订正。可是日本陆军的技术传统,也仍以德国的经验为蓝本。即美国的情形亦然。所以后来我们翻阅各国的操典与教范,内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鼓励各级干部争取主动,即同有“不为与迟疑可能产生不良之后果,有时较方法错误为尤甚”的辞句。又讲到下命令时要想象受令者了解之程度,可是又不能和他们说理由,也是彼此一致。并且文句上看来有出于一源之可能。我于抗战胜利之后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更发现凡是三个营的步兵团展开时基本战术大致相同。纵说美军已用一○五和一五五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作标准武器,又用轻战车搜索,还是不整个改变其后面最紧要之基本原则。所以在图上作业的时候中国的军官学生一般不比美国学生差,只是1946年美国军事教学已在进行有系统的收纳第二次大战的经验,今日又近半个世纪,我也在学书不成则学剑,学剑无用又学书的过程中再未重温旧课,只能想象以最近科技的进步,当日之所学已早是斲觞滥调了。





说来也难能令人相信,军校里政治思想的训练凡是彰名较著做去的一部分十九无效,学生称之为“卖膏药”,因为其自称万应灵方实际不值半文钱也。有效的一部分,倒是不意之中得之。我们入伍不久之后集体宣誓成为国民党党员,军校的校歌也仍然是1924年以来的“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每一周或二周,我们也有党的小组讨论。通常的情形我们只坐在树林中乱谈天,等到政治指导员或 区队长走近视察我们的时候,大家才拿着油印的指导纲领假作正经,言归正传。当日国民党已存在着困难:一个业已夺取政权并且又主持一党专政的政党,很多高级干部又在做大官,就很难照旧支持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了。至于抗战期间同仇敌忾的精神倒是不待教诲,早已俱在。而且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也仍贯穿着流露在军校师生言行之中。我们称蒋委员长为“校长”,提及校长时说者和听者都立正致敬,倒并不是矫揉造作。一方面出于英雄崇拜,一方面也因为有了黄埔及中央军校等名目,我们有一种集体的自居作用group identification。我们既为十六期,自此十五期以上的毕业生都为“老大哥”,十七期以下尽属“小老弟”,与军校组织无关,只是一种社会习惯。1944年我在缅甸密支那以新一军上尉参谋的身份在前线观察,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将军乃是黄埔一期出身,他称自己的幕僚为“项参谋”和“李参谋”,而始终以“小老弟”称我。在他心目中,我们虽阶级悬殊,指挥系统上不相属,只好以前后“校友”的关系作主了。

成都军校仍保持南京撤退以来的七五野炮八门,山炮四门,各色骡马百余。凡阅兵的时候军乐铿锵,我们又在钢盔上涂油,戴白手套,各兵科都表示专长,步兵队则“走正步”,西方人称之为“鹅脚步”(goose steps)。通常常步为每分钟一百七十步,走起正步来只有每分钟一百一十四步,真是“一脚踢上半天云里”。然后几百双带铁钉的皮鞋从天而降,在水泥道上发出响亮的刷刷之声,绝对的整齐划一,观者无不敛容。可是也因为如此,成都军校的作风受过不少的批判。抗战既入后期,我们的征兵派饷都走到极端的困境,更用不着说交通 通信的维持与器械的补充,相形之下成都之一切无非粉饰太平。战后涂克门女士(Barbara W. Tuchman)即根据美国观察人员的报告对军校有特别的抨击(见所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纸面本四二六页)。我们毕业生一下部队也发觉士兵谈不上训练。我们只要他们不在淫雨与疟疾威胁之下被拖倒病死,较狡猾的军士不把机关枪黑夜偷出卖与土匪,已属万幸。对过去花在成都两年的时间所学是另一世界,所处是另一世纪,既然学非所用,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也不能没有埋怨与反感。





只是今日五十年后,我从教学历史的立场对上述的情事又有不同的看法。背景上中国最大的问题则是整个国家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统政治的作风无非在上端造成一个理想的标准希望下级仿效。自有《周礼》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律,以仪礼代替行政,也属上述体制。要不是组织上有此毛病,也不致引起日本人之入侵。本来国民党和蒋先生已替新中国造成一个高层机构,可是仍然缺乏符合时代需要的下层机构,纵有各种理想,仍然透不进基层里去。于是也只好照传统的办法,军校虽学外国先进,也在不意之间造成了一个理想的标准。假装门面不说,此非人谋不臧,历史之发展使然也(中共在延安的教学能针对实际,乃因他们有了我们的高层机构作挡箭牌,才能专注重于下层机构)。同时虽在抗战期间,我们的上层机构尚未做得完善。蒋先生日理万机,仍以“校长”的身份,每年抽出一两次的时间来成都与学生训话。可是四川的政情不稳,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在重 庆的中央大学学生闹风潮,他也自兼中大校长。要是他是独裁者,其独裁已非主动。而有些像明朝的张居正一样,自谓本身“不复为己有”(张居正也是蒋先生所崇拜历史人物之一),实际上在迁就下层的需要。

这样一来,也怪不得即在五十年前我们在成都的青羊宫和草堂寺临时的校址受训,虽剃和尚头,称政治指导员“卖膏药”,自己也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因为着黄埔系统的集体自居,以做蒋先生的“门生”为荣,在装门面时一本正经,一方面也仍不脱年轻人的淘气性格,每于吹熄灯号之前的十五分钟打开铺盖就寝之际,以装腔学着“校长”的浙江口音互为笑乐。军人读训中之“服从为负责之本”,他读来有如“屋层外无炸资崩”。说来笑去,我们也忘记了一天的疲劳,更用不着记挂大敌当前,武汉广州和长沙。几分钟后万籁俱息,除了轮值当“内卫兵”的同学之外,其他都已酣然入睡了。





1990年1月27日,《时报周刊》二五七期





忆田汉


1988年9月汉城奥运比赛的时候,如果遇到中国大陆的选手得冠军,依例乐队必会演奏《义勇军进行曲》。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其为真国歌或伪国歌,我倒是要提醒半个世纪以前和我们一起在国军穿草鞋的朋友,这是一个不容易忘记的曲调,在中共取用为国歌之前,早经国军选用为标准军歌之一;我们在成都草堂寺青羊宫做军官的年代也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其音节劲拔铿锵,至今听来还令人想念当日抗战时的气魄。我个人对这曲调更多一重感慨系之的成分,因为其歌词作者为田汉,当日我称之为田伯伯。

身为共产党却在国军中得人缘

距今恰好五十年前的1938年,我曾在长沙一份由蒋寿世所举办的《抗战日报》工作过三个多月,报社的社长就是田汉。但他那时候已去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三厅六处少将处长,编辑的事则落在廖沫沙身上,田和廖都是国民党时代在大陆坐过牢,而日后在中共时代更饱尝铁窗风味的人物。沫沙兄得庆虎口余生,去年我还在北京看到他。田伯伯则于1968年死在秦城狱中。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已是共产党党员,只知道他们是左翼作家;虽然如此,田汉因为在军委会的工作而结识了不少国军高级将领,前副总统陈诚将军,和他私人就可算是莫逆交。他也和后来在国共内战时,国军的名将杜聿明、郑洞国、张发奎等人交往甚深。我和田汉的儿子田海男(当时名为陈惟楚)同时于军校毕业后,为了要得到军校的分发令,就由海男持着他父亲的亲笔信,去见当年上海战事爆发时与田汉交往颇为密切的教育长孙元良将军。经由田汉的关系,我和海男被派往国军十四师担任排长,而当时十四师的师长阙汉骞将军也是田汉的好友之一。我们在十四师当排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设法请调到驻印单位服务,驻节在兰伽,田伯伯仍然从旁关照。

国军第十四师按建制隶属第五十四军,前军长陈烈,死后葬于南岳络丝潭。至今墓旁石崖上还刻着由田汉撰拟,一丈多高的一首诗:





粤北刚闻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

岂因烟瘴消英气?长向光明作斗争!

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

络丝日夜奔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





为什么田汉身为共产党人会在国军里如此深得人缘?我希望读者在这篇文字里可以逐步找到解答。在这里我所要提出的则是对他的爱慕并及于当日国军的特务人员。

1941年间,某次田海男和我在广西金城江候车时遇到军委会调查 统计局的一位干部,海男支吾其词,想要遮掩他与田汉的关系,却早为对方识破。但这位特务先生不仅帮我们找到车位,还要海男代向他父亲问候。

从另一方面讲,即使与田汉接近有如我者,也没有和他的思想一致。1950年间田伯伯认为我长期留居美国“甚为可虑”,因此写信给我妹妹粹存,要她来信转告我这四个字:而我也因为这样结束了和田汉一生的接触。

曾对蒋介石有过一段英雄崇拜

根据在大陆亲近田汉的人事后回忆,田汉死前虽曾写过若干“反美蒋”的文字,可是名义上他最大的“罪行”仍是1927年曾在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做过顾问,此事距离文化大革命已有四十年。从他留下的《我们的自己批判》(1930年)一文看来,他确实曾对蒋介石先生有过一段英雄崇拜(他还在文字里以英文加注heroic),相信蒋先生是“国民党的文天祥、陆秀夫”。

另外,他从日本旅行回来,因遇到蒋先生下野,当时他写过“于是我也随着我们的总司令下野了,虽说从来不曾见过总司令”的话。而且,田汉早年接近国民政府,也曾受到当日很多左翼朋友的反对与指摘:其中包括不少在日本的朋友,只有谷崎润一郎对他稍示同情。这些人在中共文革时,对田汉的命运也有一定的影响。

田汉死后,我蒙田海男赠《田汉文集》一套,共十六册。曾前前 后后没有系统地翻阅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此时看书的心得,只证实我前半生所得的印象——田汉在政治上是外行。他除了满腔澎湃的爱国情怀和传统的打抱不平侠义心肠外,他的政治思想并没有一贯的系统,他对时局的意见,也多系人云亦云。倒也因为如此,田伯伯是一个容易接近,容易与他肝胆相照的人物。

我上中学的时候,国内由五卅惨案和北伐所掀起的民族情绪,已经平息。可是几年前的文学作品如由郭沫若、田汉、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创办的创造社所出版的一些注重新文学的刊物,仍是我们年轻人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当中也只有两位作家顶能够将革命时代的浪漫性格发扬到最高峰,此即田汉与郭沫若。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年轻时彼此就曾以中国的席勒和歌德相标榜。到了1930年间郭沫若只在福冈研究他的甲骨文,田汉则在上海主持南国社;又透过联华公司和电通公司将他的作品以电影的形式传达于广泛的群众,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风云儿女》影片中的主题歌。由于电影的传播力广大,因此更引起当时的青年仰慕。

初期写作富浪漫气息

我在早年就知道田汉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在日本求学归国后已经树立了相当的声名,既可以在中华书局任编辑,也可以在若干大学教书。可是他撇开这些生活安定的事情不做,偏去(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开艺术铺子”。他所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既无基金,更谈不上 发给教职员薪水和学生应缴学费。而且其宗旨在吸收“奋发有为之贫苦青年”,于是先生介绍学生,学生又介绍自己的朋友,内地来的青年一下子没有地方住,就搬到田家去。所以田汉之办南国,有如明朝李贽之建芝佛院,包含了“三等僧众”在内。其中在楼梯下空处搭睡床的金焰和应门做琐事的小姑娘胡萍,日后都成为中国电影界有名的男女明星。我的朋友廖沫沙,也是由田伯伯的五弟田沅介绍而成为田家座上客,廖至今尚在文中称他“田汉师”。

从他很多剧作的题材看来,田汉的写作带着浓厚的浪漫气息,而以初期的作品尤盛,如《咖啡店之一夜》、《古潭的声音》、《获虎之夜》和《火之跳舞》,很多场合之下,他和导演、演员密切的合作,没有脚本,或是脚本还只写到一半,就开始公演。《湖上的悲剧》在杭州演出四次,有人看过四次后,发现每夜的情节都不同,于是展开了对他的批判。他在南京演《洪水》,剧本还没有开始动笔,就决定了开演日期和地点。后来排演时,演员排到第一幕还不知道第二幕的曲折和第三幕的终结。

在国共密切合作的一段时期,田汉着军服,戴少将领章,佩手枪出入前线,跟着部队雨中行军。他的书里有很多日本海陆军的材料,他曾写过一篇怎样袭击日军旗舰出云号的文章,指出应当进入彼方射程之内破坏其司令部。但是这文字不送给军事当局,而刊载在《救亡日报》。在他动员的演剧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常提议和年轻人竞赛爬山,他虽穿马靴,却经常捷足先登。到达山巅后就朝天鸣枪三发,颇为得意。

我因为海男的关系才有和田伯伯接近的机会。1941年我们刚从军校毕业还没有前往部队报到时,曾到南岳,在他租赁的房子里搭了好几天的地铺。我们也和田伯伯旅行于湘潭衡阳桂林之间,同行的尚有我的表弟李承露。当日的客栈进门处必有水牌,上用毛笔大字书写旅客姓名,只要田汉的名字一写上,当地京剧院、湘剧院的老板和演员立时闻风登门造访,一定要“田先生赏光”,参加他们的晚宴和演出;我们也跟着沾光,每日如此,无曾间断。但是这客人对主人也颇有贡献,抗战期间有不少陈旧的剧本,经过“田先生”的指点,得以改头换面。譬如《打渔杀家》变成了《江汉渔歌》。我曾亲眼看到田伯伯在桂林一家戏院,带着一大卷剧本,一边看戏,一边考究其和声。

读书肯下苦功

田汉伯伯是我一生所看过惟一能“走江湖”的人物,必要时他可能身无分文从中国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他在重庆、昆明、贵阳都有朋友,有几位也够称得起“民族资本家”,可是他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我在昆明最后一次看到他,他家里的一坛米,就放置在床下。多年后我长期研究历史,才领悟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经济没有多元化,只有官僚统御农民,缺乏中层社会的因素去支持艺术家和文化人,此种情况在内地又更为严重。像田汉,又像我的另一位朋友范长江(他是名记者兼作家,曾劝我不要从军而和他去当新闻记者)想在国民党统治下做独立的艺术家和文化人不成功,而在 毛派的社会之下,只会发觉文化与艺术趋向于均一和雷同的压力更大。所谓文化大革命,即系传统的文字狱,有了这种经验,我敢说中国惟一的出路在经济改革。除非经济多元化,自由无从兑现。

田汉之匆匆忙忙,凡事临时仓猝组织应付的习惯容易给人一种看来缺乏实学的观感,我在南岳的一周则知道他是个极肯下苦功读书的学者,他曾特别告诫我学外文必下苦功。从他的谈话和他讲在日本生活的故事听来,他的日语想必相当流利。田汉的散文里也有无数西方文字的成语和背诵下来的句法段落,虽说我无从断定他的会话能力。这些都是他少年时期在日本接受六年古典式教育所赐。田汉东方人的性格远胜于他所曾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我断定留学日本的这一段经历对他的一生极为重要(因为他的西方知识也得自于日本)。可惜的是他在国内由幼年至壮年、中年、老年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惟独在日本这一段付诸阙如。

在南岳的一段时间,他每天请田老太太讲述她一生的经历(田老太太名为易克勤,有人称她是“戏剧界的母亲”,因为他们一家在上海常周济年轻艺术家之故)。田汉整理了他母亲的经历,以《母亲的话》为题,文长十万余字,在《人间世》和《当代文艺》发表,这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文字,内中提及湖南长沙东乡农民的生活,既琐碎,也细腻,举凡上山采茶,下水捉鱼,害天花,卖儿女,父母将逆子沉死于池塘中,年终三十夜赎当不付息,各种情节穿插其间,构成社会的一大剖面。一般人民生计艰难,亲戚朋友都有彼此照顾的义务,又因处境之相同相似,社会上集体性之强迫力量大,贤愚不肖全有公众品 评。在出版这篇文字的时候,田汉无所忌惮的暴露着他家庭出身之绝对贫寒,也对他一生合群的性格作了间接的解释。

田汉的著作,至今仍有一部分不易为海外读者所骤然接受。很显然的,他的剧本中缺乏一个私下隐秘(Privacy)的观念。本来戏剧就是一种公众的传达工具,又叫它如何去包瞒隐私?其问题乃是作者视他笔下人物不能保有个人隐私为当然。如《咖啡店之一夜》里的女侍对顾客说:“林先生,我们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大家帮忙,有什么高兴的事也大家欢喜吧。仿佛听到郑先生说家里要您回去结婚,您不愿意,家里就不给您寄钱来了,这事是真的吗?”类似的对话也见于其他剧本之中。同时作者也在不少地方明确指出私人操守与公众义务的不可分割。

终生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

这种观点使作家田汉处于一个奇特的立场,他本来有放浪形骸的趋势,要是朝那方面发展,他大可尽浪漫主义之能事,更可以彻底的提倡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司马迁所说的“少负不羁之才”,必定要对上一个“长无乡曲之誉”。田汉在上海所有门径都已打开了,所有向外发展的条件也都具备了,却偏偏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事亲孝,处友廉,抚子慈。我曾读过徐志摩的一篇文章,说他在上海去见郭沫若,开门即见郭抱一小儿,后来去访田汉,开门也见他抱一小儿。实际上因为海男的母亲早逝,田伯伯对长子又超过一般父亲对子女所具 有的情爱,他送我们去前线时确实热泪盈眶。去年我与海男碰面谈及他的父亲,海男也是两眼湿润。

我曾对这些事情作过一番思考,觉得这中间不仅是一个文学体裁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社会道德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宗教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宗教,带着一种广泛的涵义,包括有形无形的组织、入世出世的思想,只要它笼罩着人生最后的目的,直接或间接导引出一个与旁人关系之要领,则为广义的宗教;即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思想,或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迷信,只要凝聚于一个“最高的”和“最后的”宗旨,有吸引一部分民众的力量,不妨以宗教视之。中国人的宗教思想着重父以子继,各人在血缘关系中得到永生。这世界既永恒的存在,则聪俊有志之士,不必依赖神力,即可以将整个大宇宙的负担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在《关汉卿》一剧里,田汉引用这元代剧曲家的字句,将他自己的抱负重新说出来:





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于是田汉也和关汉卿一样有志更正充塞天地间的错误与枉曲。他写的“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必然出于一种真纯的正义感。我想剧中称关汉卿为“戏状元”,关自称“我是爱上戏才写戏的,不是为吃喝,为发财”,也是田汉自身说法。

至于剧中又提出“古来以文字贾祸的倒是代有其人”,而且狱壁上又题字“不到此地非好汉”,则恐怕是巧合。可是既预先写下如此多不利于迫害剧作家的辞句,毛派人物不能忍,不让他去指桑骂槐,自吹自擂,而加以拘捕,以致自愿承担着“不明道德,陷害良善,鱼肉百姓”的诸般罪名,也是不可思议。

现在,再回到刚才所说的宗教问题,田汉的好和坏,忠与邪,可谓产生于一个简单率直的农村经验。惟其如此,其最高的与最后的宗旨才会气概磅礴。他四十岁时,郭沫若送他一副对联称他:





具田家浑憨气概 称市廛简朴之觞上寿上寿

扬汉族刚毅精神 作群伦奋厉之乐其昌其昌





联内将“田汉”字“寿昌”一并对入,虽说带着揶揄的成分,却不失为一种逼真的描写。

因之田汉的剧本不能与曹禺的相比。《雷雨》、《原野》与《日出》涉及人的内疚(guilt)与赎身(redemption)。这些观念,可以陪衬着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却一向不是田汉写作的题材。

鲁迅之短篇小说与田汉的剧本相比,也呈现一种极尖锐的对照。在鲁迅看来,传统的仁义道德,不外“吃人”。而田汉不仅认为传统的道德可以恢复,而且经过他身体力行的提倡,好像并未丧失,一到内外煎逼,立即可以光芒万丈的辐射开来。《晚会》里面一位资本家的太太觉悟后说:“假使我明天就得死,或是今晚,我也绝不悲观。我也要 把我最后的、最好的力量用在更有益的地方去。”

给人们带来乐观和希望

为什么田汉会值得这么多环境背景不同的人敬爱?因为他给人们带来乐观自信和希望。他的赎身洗罪,不待神力,也不待将来,用不着内向。他的人生,就是一座大舞台,到最后总结(grand finale)的时候,台上台下都参加了一项群众运动,立即得到心灵的解放。如果儒家的入世观不尽能达到此目的,则继之以佛家道家的精神。

最后让我再节录田汉,或者说田寿昌、田老大,或者说是我所熟悉的田伯伯,他早年的名作《灵光序言》的一段精彩语句,作为回忆田汉一生浪漫情怀的一个注脚。他在1920年写《灵光序言》时,才二十二岁。这篇文章中曾述及他和初恋情人也就是田海男的妈妈——易漱渝婚前恋爱的一个小故事。

当时田汉和易漱渝虽已订婚但未结婚。他所描述的地方即是距东京约五十英里的镰仓海滨。田汉的文章说:





已而漱渝已为这种和美的自然之息所吹,便也绵绵的唱起那“remember me dear, be true”的歌来。我虽不会唱那歌,而且也忘记了那歌的名字,也不觉随声附和起来。谁知爱月者、善歌者大有人在,一时青年情侣恋歌互答,海浪徐荡,若为按拍。而由井滨的海水浴场遂变为东岛绝妙之情场。谁还想此地是当年战场,金沙之下尚埋有战士的骷髅,英雄的折戟呢?





我的回忆就此结束,现在让我们静候汉城传来的《义勇军进行曲》,我希望听众听到聂耳之曲,想见田汉之辞,对作者及对中国近代史,多了一番明晰而深刻的认识!





1988年10月10日,《台湾春秋》创刊号





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张学良和孙立人两事件相隔近二十年,这两个事件发展的情形不同,却也有相似的地方。从纽约《世界日报》看到王震邦先生所写《孙立人如何被卷入美远东政治漩涡》一文,知道麦克阿瑟和美国国务院曾有人建议以孙将军保卫台湾,甚至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这些建议与方案产生于1949年,而孙将军及郭廷亮的事件则发生于1955年,前后相去六年,可见“政治漩涡”的力量牵涉相当久远,其实这些情事历史上的背景,尚不只于这短暂的六年。

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之恶劣化,以史迪威事件为转捩点。1944年以前,美国有些人士对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不满,还只零星吐露,及至蒋要求撤换史迪威,损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从此美国官方与民间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看法,一落千丈。1949年的建议与方案,虽说是针对中国内战急转直下的情势着眼,却不能说与以上的感情作用无关。

一般美国人不明晰的,是当时中国国军干部,在中美争执时,多顺着民族意识,崇奉自己的主帅,不满意喧宾夺主的客卿,只是无法公开发表他们的主张。1944年,我们在军中已经听说蒋委员长在桂林、柳州军事失利之后,已经受到美国的压力,答应将统帅权交让给史迪威,但是不满足,还要通过罗斯福去凌辱蒋。史将军去世之后, 他的日记缄简,经过前《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的整理以《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 )为名发表,至少已证实,其中一些的情节,譬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史迪威将罗斯福的一封信当面交给蒋介石,事后他在日记写出:





九月十九日:待了很久很久之后F. D. R.(罗斯福总统)最后慷慨直言,直言多得很,每一句里包含着一个爆竹。“赶紧认真,否则即是——”如此一个发热的爆竹。我将这包胡椒粉交给“花生米”(史给蒋介石的绰号,可是有时候史的情绪转好,也在日记中称委员长),微叹之后坐了下来。这叉鱼枪命中着这小坏蛋的神经中枢,将他打过透穿,这是彻底的命中。但是除了面色变绿,和失去语言的能力之外,他不眨一眼。他只对我说:“我知道了。”如是无言的坐着,轻轻的摇晃着一只脚。(文件页三三三)





两天之后他写信给史迪威夫人,又有一段小诗:





我蓄志泄愤报怨,

今日才一朝如愿。

花生米被我踢在裤裆上,

我与他瞠目相见。





叉鱼枪储备已久,

运用时要恰中时间与地点,

我连根的用力一掷,

就将他打过对穿。

小杂种浑身战栗,

他已经言语不灵。

战栗中脸色转绿,

他挣扎着也不再出声。





我的奋斗烦多,

我经历的痛楚绵长,

今朝我吐气扬眉,

花生米终被我击伤。

以后我还要受气,

去对付前路的危艰。

快慰的乃是今朝,

花生米为我失颜!(见文件页三三四)





书中没有直接讲明罗斯福缄内的内容,但是从《文件》前后的文句看来不外责备蒋介石战斗指导无方,应当对华南战事失利负责。

经过这段会见之后,蒋才向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

我翻译这一段日记之后,也必须有一种交代:以上的文辞都是史将军个人私下发泄情绪之作,引用粗犷幽默与挑战性的字眼,也是美 国人从小参加运动竞技时的一种习惯。他之所谓痛楚,也不是没有根据,我在以下文字中还要提及。可是纵有种种的情节,我们看到他所谓对蒋介石的怀恨,在未撤职之前已到了这种程度,也可以想见他已失去作客卿,甚至作盟军战友的角色了。

这件事情与本文主题的关系则是孙立人将军之无端被卷入中美政治的漩涡,不开始于1949年。抗战期间他就已经被视为过度亲美,也和史迪威太接近。前述《史迪威文件》出版于1948年,书中有孙将军与史迪威的合影,照片旁的注释,说史认为孙是中国将领中最能干者。这时候孙立人还只任陆军训练司令,驻节于凤山。1971年涂克门女士(Barbara W. Tuchman)在所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一书中更称,1945年史迪威希望率领美军自太平洋向中国登陆,当时麦里尔少将(Major General Frank Merrill)告诉他,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载此书Bantam Books纸面版六五九页 )。《在华经验》出版时,孙将军已失去自由,真与不真,他已无法申辩。不过书内所叙事在罗斯福逝世之前,既有这段传说,则孙将军之被卷入漩涡,已早有岁月。

笔者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作战时,曾以前线观察员的身份(每日以郑副总指挥洞国的名义向重庆和昆明提出报告)随孙将军的司令部进出战场,前后一年半,不仅曾亲自看到孙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也和他的幕僚及下级干部相当熟悉。早就知道孙将军一生以岳武穆的“尽忠报国”自勉,又能与士卒共甘苦,豪侠好士,不蓄私财。 他了解美国人的脾气,能够以直接的办法对付他们,又有不媚外求荣的性格。《史迪威文件》里尚有他和史争辩的记载。史之参谋长柏德诺(Brigadier-General Haydon L. Boatner)盛气凌人,动辄欺负中国将领,只有孙立人才能使之稍有检束。可是出类拔萃的孙将军却不是中国军官学校毕业的,而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就不免在讲派系的国军里面受排挤。他的效率与声望愈高,愈被嫉妒。因之他的美国背景反成为一个事业上的障碍。我在《万历十五年》书中写出在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终被清算。孙立人被软禁几十年,也出于这种官僚政治之逻辑。

率直的说来,中国在1930年间或1950年间,去明朝的社会形态仍未远。国军虽在若干条件下具有现代形貌,实际仍是社会上的一种游体(Foreign body)。在这种条件之下,军队的统御、经理不能不受旧式社会环境的限制。

我们在国军做下级军官的时候,在内地从一个县的东端行军到一个县的西端,可以看不见一条公路、一辆脚踏车、一具民用电话、一个篮球场、一张报纸,或是一个医疗所。而触眼的尽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贞”的节妇牌坊,此外还有传统好官墓前歌功颂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则是“学人及第”和“文魁”荣誉牌匾。后来学历史,才领会到传统政治的结构,不凭经济与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体系。眼睛看不到的,则是编排保甲的潜在势力以及乡绅农民自己彼此间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等等微细末节。所以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琐碎, 都无法改造为新社会的基础,也无法取缔禁革。而且自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以来,上层与下层完全脱节。这时候也难怪军阀割据。因为过渡期间只有私人军事力量才能填补此中缺陷。而这种私人军事力量却很难在一两个省区之外有效。以上也是北伐完成,蒋介石登场的概况。

张学良将军的《忏悔录》最近重印,给我们一种机会检阅“西安事变”前的情形。东北军与共军作战,一个师长阵亡,另一个师长拒降死,张即感到咎在己身,从此也可以看出统帅权的基础仍是私人关系和私人情感,李杜准备回东北号召抗日旧部,也由张自己决策赞成,自己出钱资助,这种以私为公的办法,也可以转变之为以公为私,因为权力与义务在这种情形之下总是可以对流。同样的情形,我们也可以看出虽有他之请求,蒋先生不让他主持侍从室的逻辑。张和东北军之关系既如此明显,则一朝被任命为侍从室主任,参与中枢人事任命机密,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弹冠相庆,而多数人意态怏怏,甚至顿生疑惧。因为蒋所对付的除了东北军之外,尚有西北军、桂系、粤系、云南、四川、福建、湖南的部队,以及他自己的黄埔嫡系。这种情形不是任何人的过失,而是社会环境使然。

孙立人将军重获自由之后所作公开谈话,把1930年至1940年间的情形叙述得更清楚,一个在美国V. M. I.(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军官学生,回国之后没有一个国家的机构去安插他,竟麻烦他自己四面八方的去找事,起先在方鼎英、阎锡山下面奔走之后好容易找到日后主持中国正统的党中央,也仍不是正规部队,而是这样与那样的杂牌。 总算孙将军人缘好,“八一三”负伤之后有黄杰将军接济他。(“只要我有饭吃,孙立人也有饭吃。”)又有宋子安先生接他到香港疗伤,怪不得孙将军至今还惦念使他沾过光的人士,同时他更感到团体单位的重要,甚至责备清华校友不能互相照顾,以致受人欺负。可是他自己又一本忠忱,仍鼓励子女上清华而不入台大。

所以他们两位将军提出的问题,不能专就道德的立场解释。我们只能说传统的办法以道德代替法律已不适用于20世纪的社会。在这前提之下,我提议以研究历史的立场,将以上情事重新考虑,作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可能与当事人的观感完全不同,而且需要将中国历史提高到一个不同的境界。

过去约二十年我有一个机会,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拿出来重新考虑。现在看来,这朝代历史之中,秦汉可称“第一帝国”,隋唐宋可称“第二帝国”,明清可称“第三帝国”。其分析的节目,有专文专书在各处发表,所根据的重点则是财政措施,显而易见的则是第二帝国的财政税收有扩张性,第三帝国带收缩性,当中百年不到的元朝,只形成一个过渡阶段。明朝之创始到清朝之覆亡一共五百四十三年,这社会的组织至此照中国传统已经需要改组。原因是法制过于简陋,税收过于短少,人口增加过度,土地所有的纪录不符现状。从以前的事例看来,更换朝代,必有一番剧烈的波动,而在大帝国更换朝代时波动所影响的幅度更大。

并且从世界局势看来,近五百年来所有现代国家也都经过一段改组,或正待作类似的改组。这种改组的宗旨究竟是资本主义的性质抑 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已不复成为争论的要点。现在从学理以及事实上发展的趋势看来,乃是趋向亚当·斯密所说从一个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进入商业社会管制的方式。考诸先进国家的成例,这种改革,必定经历各种险阻艰辛,苦难重重,而且费日持久。因为其超过个人人身经验,当事人虽被迫参与其程序,不一定能看清其性质。我也将这种理论,前后作为论文,以中英文在纽约、台北、香港、上海、北京各处发表。

这样的文字能被普遍的接受,则是经过几十年的混乱,中国的改革已上轨道,台湾已渐采取商业体制,也大致用数目字管理。大陆虽步后尘,可是经过一番挫折后也已适时地改变方向。在这时候我们检讨张学良和孙立人事件,最先即要承认这两事件都是大历史转动中的一种环节,有中国的长期革命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后面作背景,总之就发生于人类历史经验领域中的一个极不正常的时代。

前述《时代杂志》的白修德在他的所著书《雷霆后之中国》(Thunder out of China, 1946)提到国军的一章,劈头就说出第一次欧战时,德国参谋本部派往奥匈帝国的联络官,看到奥国军队的情形,立即向国内报告:“我们与僵尸结盟。”有了这样的开场白,作者即说出第二次大战时,美国以中国军队为同盟军,其情形类似。

奥国的军队在德国人的眼里看来没有生气,一如抗战四年后的国军在美国人的眼里一样。这种说法,只极端简化着表面上的一种粗浅现象,而完全忽视后面的背景。奥匈帝国以一个跨地过广的专制皇权虽挣扎已临末日,而中国则是从一个已经崩溃的旧帝国之灰烬中企图 建立新秩序。我相信很多中外人士都没法想象到,动员一个三百万人以上的武装部队,希望在一个统一的军令之下和一个优势的强敌作持久战,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没有的经验,而在七七抗战创始。这时民间之组织可支援这种大事业的机构也十九落空,因之其前后动员的程序已经不是人力可以完全掌握,很多情形之下要经过群众运动在历史中找到出路,例如前述国军之编成,首自军阀割据。这当然不如理想,可是即使今日任何人纵有机会重新创造历史,也无法提出一个替代的方案超越这种程序,无中生有的造出一个三百万人的部队。既然如此,则国军统帅权之掌握使用,不能不为当日过渡期间的社会条件所左右,所以纵非尊卑男女长幼也仍是人身政治。

蒋介石在这时候苦心孤诣所构成的则是一个新的高层机构(superstructure)。他惟一的本钱即是所谓黄埔嫡系。一般人之心目中,总以为前期黄埔毕业生,在蒋家天下成为天之骄子,在人员与给养的分配以及战斗任务的分派和升官发财的门径都比旁人占先(而有些情形之下也确如此),可是外界人士还不知悉的则是很多黄埔嫡系的高级将领尚是怨声载道,因为他们的校长,责勉他们为革命军人,常常给他们以人所不堪的遣派和责备。其嫡系的怨望既如此,其他杂牌的情形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则是低层机构(infrastructure)已先有一番改革,于是人员与物资的征集公平合理,补充既裕如,则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各部队都能造成一个可以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的局面,因之也无须注重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区别,黄埔与非黄埔的区 别,甚至西点与弗吉尼亚的区别。

蒋介石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步骤?一个与之相似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蒋介石不改革农村,争取群众?

三十年之前提出此种问题还讲得通。今日有人再提出此种问题,则可以谓之为蒙昧无知。最简单的说来,中国土地问题与财政税收问题自明太祖以来未曾经过全面检讨彻底翻修,已五百多年于兹。上面所说第三帝国本来就应该改组,症结在此。今人如果再提出以上问题,倒不如说:“为什么蒋介石不做毛泽东?”我们也可以说纵是蒋愿做此事,则中国还要另外寻觅一个蒋介石,去对付当前的大敌获得国际的支援。中共的土地改革,大半靠中原鼎沸乾坤颠倒的情形之下执行之。同时毛泽东利用国民党之高层机构使他的工作和外界完全隔绝。中共迄至1949年也不组织自己的高层机构,所有军队的战斗序列全靠无线电联络,除了油印报纸之外,连城市文化也不要,只如此尚要鼓动村民造反,牺牲了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命〔根据法国武官纪业马将军(Brig. Gen. Jacques Guillermaz)等估计〕,才算进入了农村,完成了所谓改革。所以即使没有思想上的冲突,从技术上讲,制造一种高层机构与翻转低层机构已只能各立阵营,分道扬镳。这种情形也可以引起我们想到中国内战无可避免。(中共去年发表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一百万以上,内中共军“战指员”伤亡六十万,“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六百万,其他则未分析,详《年表》页一七八。)

蒋介石最被职业军人指责的,一为抗战初期将国军精锐牺牲于淞 沪地区,在战略上无所收获;一为他喜欢遥制部队,有时候直接指挥,下及师与团的配备。很多将领对他随从参谋皮宗敢少将的声音应当非常熟悉,在重庆时皮常以长途电话传达蒋委员长的命令至各部队之阵地的部署。这两点也最为史迪威将军所指摘,第一次缅甸战役,蒋派他为总指挥,又直接指挥杜聿明和罗卓英。1944年的湘桂战役,也是蒋直接指挥的。

史说他在湖南“甩掉了三十万人”,而他自己需要一万补充兵去取代缅甸战场之死伤,虽力竭声嘶还达不到目的,这是他最不能忍耐的地方。(史迪威很少提到中国官吏之腐化,公开提及国民政府之贪污者为国务院官员及与蒋委员长相处甚得之魏德迈。)(又以上史的指摘见《史迪威文件》页三三二 )

如果我们纯粹的站在军事科学的立场,只能干脆地说史迪威对,蒋介石不对。可是现在我既提及大历史,也就是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看历史,则只能先摆开一个古老的帝国,五百年缺乏改革,一朝倾覆,要从断瓦碎楹间找材料重建规模的艰苦场面。这时候我们还要责备当事人行事是否符合科学原则未免太苛。既考究他对人命与物力之投入是否考虑周详,也应当不离开上述大历史的一种场面。这也就是说军事无法脱离政治。

今日时过境迁,我们可以简概地说出,1937年中国之对日抗战不仅物质条件欠缺,而且组织的能力也不够。县以下既是无数村落间的小单位,除了几个通商口岸之外,县以上应有的现代机构一般也都不存在。民间既如是,军队与官衙的行动与运转必受其影响。所以西安 事变之前蒋介石派黄郛和何应钦与日本交涉,总是提倡忍辱负重。战事一开,他又将一切谨慎,掷诸化外,而以士气人心代替组织与效率。其不惜牺牲,有如将原来储备下士官的教导总队一体投入战场,事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必死(而教导总队的死事也极惨烈)。此时他可能过度受日本教育之影响,也可能估计错误,但是他的目的,将一个局部的战争(日本人的着眼)拖成一个全面的抗战,使无人可以规避,并且终拖成一个国际战事的目的却已达到,中国也赖此得到最后胜利。凡此都不是军事教科书之所叙及。

蒋介石很可能有军事天才的优越感,他也很可能自具创造奇迹的信心,这些情形要待替他作传记的人仔细分析解剖。我从研究大历史的立场却要指出他之干预部下分内之事,半属当日环境之产物。国军一个最大的缺陷,不仅是素质低,而且是素质不齐。对很多将领讲,抗战是人生的一大冒险,功名固可以成一旦夕,祸害也可以生于俄顷。后面的预备队可能突然失踪,侧翼的友军可能不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现,部队的建制不同,补给也有参差,部队长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响到战时的协同,一到军法审判,军法官只在逻辑上替责任问题销案,很少顾及内在的公平。这很多问题统帅都不能一一解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又如何掌握统帅权?于是蒋介石只能强调人身政治。他除了组织各种干部训练班,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又始终不放弃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级以上的人员之任命,也经过他亲自召见圈定。这种“亲庶政”的作风是他个人的性格?还是由于环境使然,让他愈做愈深?这也待参考文件不断的出现,由专家考证。我在 这里可以确切断言的正是他的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他之令第十军方先觉死守衡阳,以后方被俘,然后逃回,仍得到蒋的袒护支持,即是此作风的表现。

在抗战以前,蒋之人身政治已经给他造成了一种无从替代的局面,所以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可算作他的死对头,仍主张不加损害仍让他主持全国的大局,有如张学良将军《忏悔录》所云。

从以上各种迹象看来,他对张学良和孙立人两案的处理,旨在保存这统帅权及其逻辑上之完整,因为“兵谏”一事最为他之体系所忌惧。蒋介石也许有缺点,但是小器量,意存报复却始终不是他的性格。这一点历史上已留下多则例证,有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又有如他战后之对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纵掌握黄埔嫡系,军法威权,和特务政治也难能做中国之领导人达半个世纪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闹翻之后,他仍邀请史茶会道别,并且解释他们两人之无法和衷共济,并非个人恩怨,也见于《史迪威文件》。他提议赠史青天白日勋章则被史拒绝,其后他命名雷多公路为史迪威公路,则史引以为荣。

提到蒋介石,一般中外作家尚有通常忽略之一点:他是一个宗教观念极浓厚的人。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强调中国八年抗战之血泪辛酸,是人类史里少有的事,至今中共也仍在纪念馆里一体宣扬,内中也有蒋介石的照 片,此种表现也不全是“统战”,而是由于中国革命业已成功。

台湾在陈诚将军领导之下,实行“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其目的并非完全是经济平等,一方面也强迫地主弃农就商,因之剩余之资金能投资于新兴工业,农村人口也能进入于城市,又配合美援,因此低层机构间已打开了一个可以互相交换的局面。我也在台北《中国时报》写出,中国过去因为私人财产权未曾确定,公众事业缺乏民间产业在后面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以致上层机构里的数目加不起来,其组织也无从合理化,19世纪之“自强”因之只能虎头蛇尾。我们翻阅历史,可以发觉11世纪北宋时王安石之变法,希望将财政片面商业化,也是在类似的情形下,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而失败。中共在大陆的设施初看无一是处,可是却已造成下层机构一个较简洁的粗坯胎,目前他们已经看清本身的弱点,于是证券市场之设立,破产法之被提及,所得税之征收,保险事业之抬头,尤以地产之使用权可以价让,都是确定私人财产权的步骤。今后社会多种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换,则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应能构成一个大罗网,现代社会的重楼叠架于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军队与政府就靠这种机构维持。所谓法治,其精神也不外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大陆虽仍称共产,实在有“金蝉脱壳”之姿态。

假使我在海外几十年研究历史还有一点用处的话,则从大处看去以上情形已属不可逆转(Irreversible),虽说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这也就是说在不松懈警觉性的前提之下我们应当相信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业已成功。过去我们觉得中国现代史里的一团污糟,今日看来,则有 其长期合理性。张学良将军和孙立人将军虽半生冤屈,到底能看到这种局面,今日恢复名誉,仍未为非福。

我也是中央军校(十六期一总队)毕业,也算是留美学生(陆军参谋大学1947年级),所以敢于说知道此中情节。历史之展开,其发展之程序多时出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不能觉得应当如是,即将这应该的程序写成历史,而只能实事求是。而且今日局势大白,我们更应当放宽历史的视界,才能如林肯在美国内战结束时所云:“对所有人表示慈爱,不对任何人怀抱怨毒。”孙案还有很多地方待调查解决,这文字虽以历史家的立场写出,孙将军仍是笔者的“老长官”。在孙案以不同角度牵入的江云锦和陈良熏,也是我年轻时的朋友。名义上被判死刑的郭廷亮虽无一面之缘,其年岁环境和笔者也相去不远。只要命运的安排稍有出入,我也可能和此中任何人更换位置,彼此接受对方的经历。况且几年来为孙案奔走的潘德辉和舒适存将军也与我迭予照注,海天相隔,我只希望他们都被认为在大时代动乱中曾衷心对国事有真切的贡献,而且历史的展开也确是如此,只有今日我们将眼光看宽,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虽有侧面、正面,积极、消极的区别,其总结果则汇集于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解决了中国几百年的一个大问题。

这篇文章里因为叙述之所至,写了一些对前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约瑟夫—史迪威上将不利的文句,只是以上的字语,早已刊刻成书,发行十万,至今还在图书馆里,也无可隐饰。我也仍能记起史将军看到雷多的中国公墓,管事人不用心,每个墓碑上都写着“无名英雄之 墓”,因此震怒,指令将死者姓名部队番号查出。他看不起中国官僚制度的作风,却不是看不起中国人。他没有对外宣扬,却在日记里悄悄写出中国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因为即使是一个穷困不堪的农民仍能抬头乐观。即使为史迪威事件抱不平的白修德,当日一气,曾写下很多对蒋中正先生不利的文字,后来也曾对Newsweek 的记者讲,他低度估计了蒋的困难。笔者曾于1979年写了一封信给他,说他叙述中国只注重高层机构,没有看穿下层组织,并且要他看过即可以“归档于字纸篓里”,也就是将信掷弃。不料一年半之后仍接到他的一封回信,可见得有了历史的纵深,我们即对亲身切眼的事情可能有与前不同的看法。本文将一切归结于大历史。





1988年9月1日《历史》第八期





阙汉骞和他的部下


阙汉骞将军在大陆时曾任国军第十四师师长和五十四军军长。1941年间我曾在他麾下当少尉排长几个月。最后的一次看见他,已是1945年,去抗战胜利只数日。我不熟悉他去东北及以后在台湾的情景。

我能够在军校毕业后分发到十四师,也出于一个离奇之缘分。当日左派名流田汉,曾在长沙主持《抗战日报》,我在入军校前曾在报社里服务几月。他的儿子田海男(现名田申,在大陆)和我同入中央军校十六期一总队。我们将近毕业的时候,由“田伯伯”介绍与前五十四军军长陈烈,原来准备到军部报到。当时五十四军尚驻广西柳州。可是在1940年的冬天,全军开拔,由广西南宁经由田东百色入云南富宁。其原因乃是欧洲的战事急转直下,巴黎已被德军占领,日本也乘机进驻越南,他们有北攻昆明的模样。一时前往云南的有国军第九集团军的九个师。五十四军的十四师、五十师和一九八师,全属第九集团军的战斗序列。只是这时候陈烈将军在行军时,拔牙无清血药,以败血症死在滇桂边境。当时距我们毕业和分发到部队的期间尚有几个星期。我曾看到田伯伯给海男家信里提及十四师师长阙将军乃是国军中“一员猛将”,于是怂恿海男写信给他父亲再央请阙师长将我们四人〔我和海男外,尚有李承露(现在台北)和朱世吉(内战时死在东 北)〕指名调派到他师里服务。只是以后看来,这样的安排全不需要。当我们还在营钻之日,军校教育处长黄维将军(现也在大陆)已奉命接掌五十四军,他全面鼓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到他军中服务,以后我们分发到十四师的同学就有十多人。

派往五十四军的同学虽多,大多数都愿往一九八师,而不愿去十四师。原来十四师是国军教导第三师的后身,在南京时代全用德国装备,也算是国军之精锐,一九八师乃是湖南常德县保安队提升改编而成,不仅历史短而且声望低。至于何以同学愿就彼而不顾此,有下面一段对话解释。胡金华(现在台北)和欧阳贤(现在台南)向来以敢言称,他们向师部报到时被师长召见的谈话有如下叙:





阙 :为什么他们都去一九八师,而不到我这里来?

胡 :报告师长,一到一九八师,马上可以补实当排长。半年九个月,还可以升中尉,代理连长。一到你这里,只能补上一个附员,一年还轮不上一个实缺。

阙 :哈,你们眼光这么浅!一九八师怎么可以和我们这里比?我们就缺员,也还要比他们多几千人。好了,我也不要你们当附员,我马上来一个人事调整,你们每个人都当排长。好了吧?





如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师长是一个能令部属慷慨陈词的将领,这还不算,凡是有分发到师里的军官必蒙师长召见。阙师长首先就谈本师的光荣战绩。总之,十四师自抗战以来还没有打过一次败仗。第一次 淞沪之役,当然是前仆后继,寸土不丢,至于后来全面后撤,也是奉统帅部命令而行,并非本师过失。第二次江西阳新之役,十四师坚持到和敌人拼刺刀,也终于把敌人打退。第三次粤北翁源之役,其情形可在辩论之中,看样子敌人原来不打算深入。只是第十四师刚一展开,敌军就全面退却,这一来更增加了本师威望,迄至我们在师部报到的时候,师里的官兵还是坚持日本人听说迎头的乃十四师,才立即仓皇的后撤。阙师长对这一点没有特别的发挥,只是就此仍保持本师的常胜纪录罢了。所没有明言的则是师长当日曾以团营长身份参与这些战役。

从师的光荣历史,师长又谈到本人的一段遭遇。阙将军事亲至孝,他曾答应给他的父亲造一所“寿庐”,不幸他老人家突然去世,这一愿望没有在生前实现,他只好在他老人家身后按原订的计划完成。这寿庐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建在南岳,屋顶上用琉璃瓦盖成。恰巧蒋委员长在南岳开会看到这栋建筑,当场就问这是谁的。阙师长说:





他一听说是我的当时就说“腐化”!我本来想报告他这是我替父亲造的一座寿庐。上次他召见我的时候我就准备当面报告。可是他委员长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我也只好算了。





以上是我们亲耳听到他说起的。后来到处传遍,很多人都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部属造琉璃瓦的房子,也知道阙汉骞曾造这样一栋。我 想将这事传布遐迩的莫非阙汉骞将军本人。大概他逢人就说,也不待旁人提起,好像以攻为守,非如此不能洗刷腐化的名誉。

阙师长身材魁梧,因为他是湖南人,符合所谓“南人北相”的条件。他也注重部下之身材与体格。当日很使我们惶恐的则是他在极力推奖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我们报到之前他曾对部队训话,强调行伍出身的军官在部队中的重要,甚至提出要是军官学校出身的部属不服气,可以立即提出辞职,他承认当即送路费三百元,据说后来真有一位军官照师长所说去“请长假”,倒给阙师长申斥一顿。

我和两个同学去见师长的时候,他就自己提起:“咳,行伍!他们能做到什么地方上去?升了一个排长,也是三生有幸了。再不然搞上了一个上尉连长,也是至矣尽矣。他们能够还要更高的想头?你们要同他们计较?我部下还有营长团长,将来给谁当?”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断定我们的师长是诚恳或不诚恳了。一方面他岂不是愚弄行伍出身目不识丁的部下?可是另一方面他岂不又是坦白承认自己说的话只是应付当前的局面,不能严格算数,并且以前期军校毕业生的身份给我们后来者若干指点,而这些话尚是他腑肺之言?

阙师长告诉我们,假使我们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当面直接的报告他,我们虽下部队,任何时候来到师部所在的平坝,他的卫士都会让我们随时进见师长。后来我自己就根据他当时的诺言,两次使用这特许的权利。我们所驻在的云南马关县,已在北回归线之南。只是一到雨季,晚上奇寒。我们看到士兵在夜里冻得抖着不能成眠,不免恻隐心动。关于这情形也有不同的解释。譬如说我连里的特务长沈云霄就 主张不应该对士兵同情。“兵大爷,”他说,“都是没有良心的家伙!你就把你的脔心挖出来氽汤给他们吃,他们也不会感谢你。他们为什么冒得〔湖南话(没有)〕铺盖?行军的时候天气热他们把军毯撕做绑腿,这时候又埋怨冒得铺盖,活该!”

这情形也需要相当的解释:十四师的前身为教导第三师,并非等闲。即在1941年,现在的十四师还在某些方面表现着当日情调。譬如说德国式的钢盔,捷克制造的轻机关枪,已在国军里算是出类拔萃了。而且有些特殊之装具,例如德国式的番布块,可以披在肩上为雨衣,也可以各块集结起来,上面都有纽扣与扣眼,连缀之则为营帐。军毯与蚊帐也曾一度准备齐全,至少痕迹俱在。可是在滇南时很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荒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其原因确如沈特务长所说,当初全师普遍的现代化,符合在长江下游有轮船火车作交通工具的景况。后来一脱离铁道线,千里徒步行军,又无适当的休养和医药卫生的设备,各人首先第一的顾虑,乃是本身的生命安全,次之则是枪械弹药。其他的物品已在多少情形之下无从认账了,乱丢乱甩的情形也所在有之。现在之所存,已不及当初之十一。

要不是我自己也曾沾上了一段在云南烟瘴区徒步来往的经验,我还不会相信以抗战后期国军物资之匮乏,士兵竟可以将装备抛弃。1941年的春天,我和李承露、田海男到柳州师部留守处报到的时候,听说十四师又已继续向西挺进,从富宁接近文山与马关之间。从地图上一看,新驻地已和滇越铁道线近接。我们既错过了参与后续部队由 广西向滇南行军的机缘,不如搭汽车由柳州经金城江北行至贵阳,更折向西经昆明而乘滇越铁路南下寻找师部。其情形有如在一个菱形四边形上,不走底边直线,而以一个U字倒置之方式走上端的三边,以避免蛮荒山地步行之苦。

其实两者之利害,也只有半斤与八两的区别,首先企图在黔桂公路和滇黔公路上要揩油坐不付费的汽车(hitch hike)也是难于上青天。当时我们三人就要拆散伙伴,按机会而行,在半途上再图相聚。后来一到贵阳与昆明之间的南盘江,公路上惟一的吊桥在我们来临前三日被日本飞机炸毁。以我们全部后方的能力,无法抢修此桥。临时的办法,乃是开下坡的道路,让两岸的汽车卡车一直驶到河床低处,在该处搭平底船之浮桥(pontoon bridge)暂渡。可是也仍怕敌机轰炸和侦察,所以每晚黄昏之后搭浮桥,员工辛苦忙碌好几个钟头,到夜晚桥成,两岸的汽车徐徐下坡,每次轮流对开三十辆或五十辆,一夜罄其量也不过对开每方二百辆,而天已黎明,煤气灯熄灭,浮桥拆散,成桥之船只也撑划到上下游树荫下疏散,而这时两岸山坡上集结的军用民用车辆各千余,要待上好几天才有过渡的机会。

经过这样的折磨,我们生平第一次尝到绝粮的经验。一时饥肠辘辘,闻到人家在公路旁边所煮饭不胜其香。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亲的名义向人求缘化募,才解决了吃饭问题。起先在地图上一个倒写U字,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而我们行路难的经验,方正在开始。

从昆明向南的铁道只通到碧色寨。南到国界线还有徒步三日至五日之行程,所有路基、桥梁、山洞都因防备敌军入侵全部破坏,我们 找到了村庄里一家空着的楼房,就展开自己的油布棉被在楼板上搭地铺,也没有适当的衙门和问讯处可以打听消息。到第二天上午总算运气好,在街上遇到好几位军官军士,他们的袖章带橘红色,上有“还我河山”四字,于是我们才知道十四师的“同志”已近在咫尺。往前打听,才知道师部现驻平坝,尚有三日之行程。这些同志乃是奉师部命令,接运军中所需之食盐。这盐由滇西南之井水煎成,以两尺半的直径、八至九寸的厚度塑成像轮胎样的盐巴,下用草绳托束,摆在骡马的木制鞍驮之上,每驮两个,左右均衡的对称。我们和带队的中尉排长接洽,希望和他们一同去师部,沿途也吃他们所煮米饭,由我们照数付费这一切都无问题。只是我们三人都有一包随身行李,内盛棉被和鞋袜及换洗衣服,另需一匹驴子驮载,也需要“老大哥”中尉排长的周济,只是还不知如何启齿,只先向当中的一个军士探询可否。

可是迎头就遇到他的一盆冷水。

“分一匹驴子给你们?天老爷,那他如何会肯?”

原来所有的驴子,全系在村庄里征发而来,也经过当地保长甲长的指派,必要时还是由我们同志老大哥派遣枪兵到场威逼,好容易聚到二十八匹,刚好应付所要运送的盐巴和食米。他们官兵的行李,则只有每人一张毛毯或一张油布,已铺盖在待运盐巴之上,当作防雨之用。被征的农户,也派上六七个人和这驮马队同行,以照顾自己及邻舍的驴子,还负责回途的各归原主。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费了多少时日,才组成如是的一个队伍。这时候要他们抽让一匹驴子给我们用,不待明言,也自知不近情理、不合分寸了。

于是摆在眼前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将行李展开,折肩扛摆在自己身上。我们虽然在军校受过全副武装行军的训练,只是看到滇南山地,不能自信仍然可以在此间同样的施展如此之伎俩。另外的办法则是将所有行李一并抛弃,徒手而行。可是弄到自身孑无一物,也令人踟蹰,首先就不能想象今夜如何得以成眠。

正在彷徨不知所措之际,给我们泼冷水的军士突然来临,他告诉我们李排长已替我们找到了一匹驴子,他要我们赶快到村前茶馆去,他们的驮队快要出发了。

我们看到这驴子的时候,也不知心头是何滋味,是惊喜,是失望,还是诧异?第一,这驴子的背脊,还不及我们腰部之高。第二,当我们把行李摆在驴背上的时候,它能否有力驮载其重量不说,起先它的四只脚就好像不能平衡,一直要挣扎两三步才能站得平稳,它没有当场倒下去也是万幸了。第三,这匹驴子不由其他农夫看顾,赶驴的不止一人,而是一个老头子和一个小孩子,他们也不照顾其他的牲口。

以后想来,这驴子可能尚未成年,平时只在村里近距离担载轻物。赶驴的人好像祖孙二人。他们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们无法猜及,多年之后,这问题尚在我忆臆之中。只是很显明的,他们不应当被征派而被强迫拖来。本来运盐的李排长也可以打发他们回去。不巧适值三个军官候补生要到师部报到,因此这祖孙二人和他们四肢像牙签的牲口,也只好勉为其难和着我们一同为抗战服务了。

刚一上道,我们五个人和一匹驹驴就开始落伍,这老头子也不断 地叹气。起先我们还从山底看到驮运队在山腹的树林里或隐或显,后来整个行程之中就只有我们这一小队,单独在后蠕蠕而行。有时行程进入一段溪流之中,整个道路就不见了。各人只好涉足于河床之内步行好几百尺,也不知在什么地方可以重新接上对岸的道路。我们几次三番寻找之余,才发觉灌木丛中带有盐花的痕迹,必是驮运队经行之处。如是支吾到天黑,才在一个山顶上找到了驮马队的宿营地,乃是一所庙宇。吃过饭后我们埋头就睡,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才发觉赶驴的老头子和小孩子已在半夜时分带着他们的驴子逃走了。

因为木驮鞍和铺在驴背上的毡席贴近我们蜷曲着张铺盖睡觉的地方,老头子怕惊醒我们,就索性放弃不要了。

“这该死的老头子!”

“真是混账王八蛋,该死的家伙!”

我们只想到这奸诈的老头子和小孩子欺骗我们,让我们在丛山之中失去了交通工具,上下不得。没有顾及我们强拖着他们倚之为生的牲口,不管死活,一行就是八九十里。当时我怒气冲天,就伸手将那木驮鞍拿来使尽全力地甩到山底下去。1986年底我在台北举行的汉学会议和1987年9月在哈尔滨举行的明史会议都曾提及当日从军的经验,半似乞丐也半像土匪,仍和这段经验有关。

话归当日,也算李排长恩鸿量大,他让我们把行李分摊加放在三匹运盐的驴背上。要不是如此处置,我们狼狈的情形,尚不可想象。如果我们还妄想自扛行李爬山,则只要半天时分,就可以领悟其为妄想而用不着再存此念头了。

当我们在早上准备开始一日行程之际,我们的领路人就指着对面的一座山顶,说是当晚宿营地。这怎么可能?我们私下忖量。从水平的视界看去,那邻村好像就在目前。要是穷目力之所及,似乎村中的竹篱鸡犬都可以了然可指。似乎一日之行程不应当如是之短促。

殊不知立体的地形与水平线上的窥视,其中有了很大的区别。起先我们下山又上山,还不过揭开了一日行程之序幕,及至半上午的时分,已到达了当中一座分水线上的山顶,下面低处,似有一道河流,也可能是一线溪水。上面有一座白色桥梁,只不过半截火柴模样,也可能是一座独木桥。再走下去,听到该处有一种冲刷着的声音,也不过是潺潺溪水的派头。只是越向下走,其低处愈深,我们好像走向一个无底洞。大概下午一点半钟时分,到达最低处。原来当初看来好像火柴的桥梁,竟是一座花岗石砌成的大石桥。起先听来似为悦耳的声音,此刻是怒潮澎湃,声如洪钟,无乃一派狂涛被河床上大石块阻挡所激发。假使我们是闲情逸致的旅行游客,大可以在此欣赏景色,拍摄纪念照片,可是想到至此还不及全日行程之半,而下半天行程尚要上坡,至此不免心慌。

在下午的行程中,我们仍是各尽其力,企图赶上驮马队,可是各人只能根据自己的体力作主,不到半小时就已在各人之间产生了距离。李承露身材高大,总是捷足先登,田海男居中,由我殿后。时值雨季,有时一阵倾盆大雨劈头劈脑的淋来,有时只也细雨霏霏,而当中又可能有五分钟到十分钟的太阳露面。总之就是上半身潮湿,脚底下泥泞路滑。约至下午四点半时分我还怕自己过度的落伍,黑夜来临 无法支应。不料突然在前面的山坡上一株大树旁,发现田海男已倒卧路上,脸色苍白。他已经被疲劳困窘了。

我知道在这时候失去了信心、放弃了挣扎的能力,只有凶多吉少,于是强要他站起来。

“我不行了,”他意态阑珊地说着,又加着说,“你们走吧,不要顾我。”

我接着以老大哥的态度对付他:“你不要胡说八道,赶快站起来!”可是我也没有忘记自己胸中的恐惧。直到他真的挣扎地站起来,我才知道我们开始行路的三个人,至此也还是三个人。同时也暗中钦佩赶驴子的老头子有先见之明,宁可损失驮鞍与毡布。要非半夜逃走,他的三尺毛驴,很可能被我们拖死在这大山坡上。我和田海男也不知如何竟又能蹒跚着继续爬山,大概后来张口喝下了一些雨水,体力又慢慢地恢复了,我们找到宿营地时,已是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村庄里的一桩灯竿在高处衬着天空,给我们带上无上的安慰。果然这就是早晨领路人所手指着的村庄。

有了那天的经验,以后军中同事说及行军之困苦,有如队伍分散,营养不良的新兵又无适当的铺盖倒死过半,连排长能顾前不能顾后,天黑时扛机关枪的兵员还不对数,心急如焚等等,虽说他们经行的道路没有我们跋涉一段的艰难,我也可以闭目想见其实情。即是田海男和我的故事也已由他写成文章,刊载于书刊,由他父亲大戏剧家田汉加笔介绍,田伯伯还以推己及人之心,想及自己的孩子倒卧路旁(当日海男只十七岁),千里之外无从救助,而此日此时,中国人之 为父母者又不知多少千多少万,也处在同样情形之下,只是子女的音问渺茫,不敢从坏处着想罢了。

所以我想兵大爷不顾前后,抛弃装具,天热时撕军毯为绑腿,只是理之当然。这时候不能看到他们晚上骨悚着,两个人三个人卷在一张毯子下,赤脚伸在外面为不可悯。也不能因为如沈特务长之所说,因为他们都是“没有良心”,就可以骂之“活该”。

我们前方的部队间时要派兵到平坝师部运食米,兵士们看到仓库里新军毯堆积满库,他们也真的没有良心,骂师长阙汉骞为“阙汉奸”。我去见师长时,即使大胆,也不敢把军士给他的称呼提在嘴上,只不过说起过去事是过去事,现在只有瞻顾目前,否则保存着新军毯,师长已不能维系军心了。

“怎么说我爱惜军毯?”师长当场质问我。可是他也随即大笑。“哈,我不过因为下两个月还有批新兵要来,才控制一些军毯给他们。”说到这里他又沉吟了一分钟,接着又说:“好了,算了,我也不留了,你回去,我马上要他们把这批军毯发下来。”果然不出两天,各部队都在造名册,点检现在装备,准备领发新军毯。

这年头军队之经理虽未明言,已采取一种包办制。军需署和兵站能有力供应的尽力供给,不能供应的或发代金或者就整个的抛置不提。当时人说,当一个师长一年就平白也要挣上万把块钱,当一个团长至少也有二千块到三千块的收入,可能确系事实。即是各部队的军需处长大都是部队长的亲戚称当。我也曾听到人说:“凡是当过军需处长五年以上的,都可以全部抓来一律枪毙,当中没有半个死得冤枉。” 可是当日就觉得说这样话的人半似嫉妒,半为羡慕,全没有顾及经理人的责任。以后还靠在国外读历史才领悟到人世间的事情,确有“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情节。不能全用“贪污腐化”四字笼括也。

十四师在马关县时,时值八月,士兵尚只有草黄色夏季制服一套。应有的背心衬裤,全无着落。我们只能在雨季趁着有半天太阳露面的时候,带着士兵到附近河边沐浴,即时裸体仍将军装洗涤,在树枝上晾过半干,又随即混笼穿上,以代换洗衣服。及至九月,师长才奉到军政部发下的一笔代金,算是应有另一套夏季制服之采办费。这笔款项发来就不够用(如果充足就会发实物而不会用代金了)。并且后方既输送困难,前方一片山地,也无采购处。还是阙师长有心计,他命令一个军需化装为商人,在国境交界处将法币换为越币庇亚斯特,即在越南购得一批白布,回头用本地的染料,蘸染为黄绿色,在村庄里裁制为军装,也顾不得服制之规定,一律单领无袖短裤,有似运动员之服装,不过在此我们的士兵至少可以有衣服换洗了。

我们下级军官虽然吃尽苦头,胸中仍带着一种希望:看来我们在滇南山上,日本人在山下,此战区战斗一展开,我们很有冲出国界,作远征军之可能。至少“首先在国外作战”,必为一种光荣。在我们报到之前,师长自己就带着一连兵越界到越南的一小镇猛康巡视过一遍。我报到后不久,也说服了我的营长,营里应当有人明了敌前地形,于是经过他的允许,我也通过在新店的前哨去过猛康一次。

可是猛康地方小,也没有日军盘踞,当地的里长虽不操华语,也识汉字,可以纸笔交谈,法币也能在镇内通行。我穿国军制服前来, 并没有人阻挡,总之既无冒险性,刺激的因素也不高。只有河口与老街对峙,老街则有日本军驻守,又在铁道线上,才是我们憧憬向往的地方。

这时候河口与老街都已划在第一集团军的防区与前线之内,总司令为卢汉,乃是龙云的旧部。十月时分,哀牢山上的阵雨已没有夏季的频仍,我趁着全师军官在平坝集合听师长训话解散之后再私自前往向师长建议。

我的理由是战局一经展开,现在各军师的责任性防线不一定能保持(当日我们中央军保有一个共通的想头:云南地方部队的样子虽好看,作战时靠不住)。十四师首当兵团的分界线上,应当对右翼的敌情和地形有确当的认识。如果师长允许,我可以集结十六期一总队的同学向前方和右翼有系统的作一度军官斥候。至少我们可以把老街至猛康一段的兵要地志记录下来。即使来日作战各同学分布于各团营,也可以在军前作向导。经过一段慷慨陈词之后,我还在静候师长的反应,想必他还要推说询问参谋处长或情报课长,不料他立即叫勤务兵拿笔墨纸张来,当场令军需处发给黄排长五百元,作为巡视前方的路费,并且给我们十天的时间完成我们自己请膺的任务。

于是我以斥候长自居,并且凭借着“斥候长本人务必行走于最危险的方面”之原则,让我自己和朱世吉向河口老街进出,而让其他的同学分作三组,约定都要走出国界,在附近村庄里侦察一番。

我们在河口换上云南老百姓的蓝布袄,凭外交部专员公署发给的商民出境证,只有当天有效,可以出入国境。国界即是红河,水流湍 急,以舢板划渡,只有越南人检查通行证。可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看到敌人!在老街的市场上就看到一大堆。我又在大街小巷上统统巡行一周,以便回头和朱世吉印证凭记忆力补画地图。也通过小桥往西部住宅区经行一遍,看到日本军队驻扎的地方。当日最深的印象乃是日军全无向我方作战及戒备的模样。红河南岸也全无军用船只和作渡口的准备。在住宅区一条小巷里,我还看到一个日本兵穿着有缠腿带的裤子,却未扎绑腿,足登日本式的拖鞋哼吟着而来,好像平日家居一样。我的好奇心重,遇着日本人就瞪着眼睛瞧,对方也全未对我注意,我听到在河口内行给我的警告:对于日本人倒用不着十分提防。但是当地有越南便衣侦探,不可在他们面前露马脚。我也在街头看到一排越南兵,由一个骑马的法国军官率领。可见得日军虽占领了整个越南,对于各地的治安仍责成当地的部队负责。

其实老街无特殊之迹象,反之我方的河口,倒是间谍、走私商人和冒险家活跃的好地方,我们只逗留了两天,已得到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走私的出口货以桐油、水银与矿砂等军用物资为大宗;进口则为香烟及鸦片。如是占体积而不为常用之物资,不能没有庞大的资本主持,其交易也必有两方驻军之参与和默契。河口又有公开的赌博场所。我们既化装为商人,也在老街买了些洋烛香烟回来在河口出售。晚上也参与骰子戏。我的运气好,赌大小也赢,赌单双也赢,偏偏朱世吉不争气。我一赢时他就输,我转让他多少他就输多少。到头将做小贩的利润也输光。好在这样回头向师长报告的时候用不着提起这一层,既无利润,也避免了良心上的谴责。

我们经行的路线靠原有的铁道线不远。在一座山上,我们发现一个大石窟,里面有兽粪和熄灭了的火把之余烬,从痕迹上判断,其必为走私之驮运队夜行晓伏的休歇场所,看样子总有好几十匹骡马不久之前在此停顿。因之也不能相信驻防之友军毫不知情。更可以想象和他们比肩作战之令人寒心了。

还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军官带着一个赶驴人和三匹驴子北行。看样子所载运也是走私物品。他的蓝绿色斜纹布制服表现着他属于第一集团军。只因为山上路侧,我回避在一个小山尖上。当时大意,还没有想到对方对我的观感。这时候我穿的是中央军的草黄色制服,又将双手叉在腰上,大有一个占据着制高点,横截来路的姿态。朱世吉还在我后面,从下面山路向上看来,也不知人数多寡,总之就是狭道相逢。直到这时候来路的军官打开腰上纽扣准备掏手枪,朱世吉才很机警的将双手左右挥张表示无武装,不带敌意,并且借着问路而表示无意查询他驮载之货品。他问着:“同志,请问到芷村向哪方向走?”

那人很轻蔑而又粗犷地回答:“不晓得!”

等他走过去不在我们声音能及的距离,朱世吉开始对我表示抱怨,责备我的不谨慎,还说什么假使我们被走私客射杀山岗上,还不知道死为何来。后来我们给师长的报告即强调如果入越作战不要看轻越南军;在滇境作战右翼右军不可靠。

我们向师长直接报告,当然影响到指挥系统,至少使师部的军需处副官处和参谋处都大感不快,更用不着说搅乱各团营连的组织,这样的情形难道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让我们在师里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