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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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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ina:
2014
Izdavač: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 13:
9787208124844
ISBN:
aab510f2-7d7c-4065-bb67-6dcafa5d950e
Fa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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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底线

Godina:
2013
Jezik:
chinese
Fajl:
AZW3 , 1,19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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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封面

第一辑 儒冠不误身儒冠不误身——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刘邦

货殖何罪——读《史记·货殖列传》

阴险的篡夺者,还是失败的改革家——我看王莽

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麻城孝感乡——湖广移民的根

清乾隆年间尹壮图上疏事件始末

古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官与吏:谁统,谁治——封建时代的奇特现象

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二题



第二辑 自古长安不易居中国历史地理学——二千年常新的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问世

历史,真有那么大的价值

历史记录,真实了吗

并非语言学的语言问题

汉字是一个整体

山寨无法成功,文化尚须创新

是什么导致传统文化断裂

传统节日的基础是信仰

自古长安不易居

疆域与领土



第三辑 看得见的沧桑失之交臂——东汉甘英出使罗马帝国

一场改变世界文化史的战争

杜环及其《经行记》

吴哥古迹的最早记载

《使琉球录》与钓鱼岛的归属

图理琛与土尔扈特人的回归

成功的引进——清初的全国地图测绘

成功之后的落后

康熙皇帝为何不修长城

隋文帝的政策和燕荣的对策

驿传制度与公费旅游

虎父犬子,皇帝自当别论

两千年前对生态平衡的认识

最早的“南水北调”设想

看得见的沧桑

鄱阳湖曾是大平原

人间几度凉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厚葬与毁林

皇帝为何寻访黄河源

从未启用的首都——明中都

江南何时变天堂

隋炀帝与延安

大名府与北京

铁路与行政区驻地

城市和市

古人并非多子多福

宋朝人一家几口

“崇祯二十四年”的户籍

也谈古代户口簿

古人何时过年

汉姓与汉族

苏北人与苏州人



第四辑 真正的归宿超越死亡

两件有关《海瑞罢官》的小事

我有一本《水》

愿《水》长流

二八年华正当时——庆贺周有光先生一百零八岁寿辰

同行人

走近阿里

巴塞罗那掠影

真正的归宿——访胡志明出生地

世博会应该展示中国,更要学习世界

北极点一天——2011年7月17日日记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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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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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儒冠不误身


儒冠不误身——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刘邦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他们不可能有良好的治学条件,不可能安心地从事学术活动。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改朝换代、革故鼎新之际,知识分子获得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比在太平盛世碌碌无为、终老于书斋中要强得多。

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并没有杀掉所有的儒生,也没有能烧掉所有的书籍,但对儒生和儒家经典无疑是一场空前浩劫。幸存的儒生或逆来顺受,甘当顺民;或避居山野,远走他乡;有的人守护着藏匿的书籍,有的人背熟了儒家经典,从事口头传播,有的人投身反秦活动,甚至于弃文习武。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群雄并起,儒生们也纷纷响应,连孔子的后代孔鲋也背着祖传的礼器投奔陈胜,被封为博士,不久随陈胜而死。但当时各路反秦首领和诸侯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败秦军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对纯粹的儒生并无多大兴趣。孔鲋即使不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其他毫无知名度的儒生。

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武将。骁勇善战,能指挥军队的将才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如韩信由小军官提拔为统帅,三年内就成为大国诸侯。英(黥)布出身群盗,以军功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是楚汉之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降汉后被封为淮南王。刘邦部下得到重用,以后被封为王、侯、大臣的人中不少是群盗、小贩、农夫出身,他们的发迹靠的就是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军功。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像后世那么的纯,依然有“六艺”本色,文武兼资,这类人完全可以优先发挥武的功能,或者以武为主,也不愁没有出路。

知识分子中最吃香的是谋士,他们了解形势,谙熟韬略,能为主子出谋划策,有的还能调度和指挥军队。像张良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又如陈平,原来是个“好读书”的知识分子,但投奔刘邦后主要是起参谋作用,曾经“六出奇计”。项羽的谋士、年过七十的范增,“好奇计”,也是这类人物。

另一类是辩士。他们继承春秋战国以来辩士说客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传统,或充当使者,或担任说客,在刘、项和各诸侯间大显身手。

再一类是行政管理人才。刘邦、项羽与各诸侯国都需要这类知识分子,在秦朝覆灭,各诸侯国处于草创,又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这类人物不可或缺。他们能维持日常行政机构,安定后方,征调兵力,筹集、输送粮食和物资。刘邦手下要是没有萧何这样的角色,他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这类人中的绝大部分是默默无闻的,他们既不上前线,又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史籍上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在当时的条件下,纯粹的儒生的确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不想改; 行,就得老老实实守住自己的学术传统,为保存文化尽力。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如鲁(今山东曲阜市)的诸生,他们即使在刘邦军队的包围之下,照样“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所以鲁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丧失。又如济南人伏生,曾经担任秦朝的博士,《书经》被禁毁后,他将书藏在墙壁中,战乱中外逃,回家后发现藏着的书缺少了几十篇,但还剩下二十九篇,他就在齐、鲁一带传授。汉文帝时征求懂《尚书》的人,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无法再进京,就让晁错去他家学习。儒家文化和《尚书》能够流传下来,离不开鲁诸生和伏生的努力。尽管他们在楚汉之争中没有为哪一方面建功立业,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永存的。像孔鲋那样,明知自己既无勇力,又无奇计,既当不了说客,又管不了行政,却要背上礼器投奔陈胜,实在是走错了门路。



汉高祖刘邦从小没有读过《诗经》、《书经》一类儒家经典,只是上过识字班。家庭出身和当小亭长的经历使他没有机会结识大知识分子,他的密友萧何是沛县“主吏”,大约相当于现在县政府的秘书长;曹参是县狱掾,相当于县警察局长;樊哙则是卖狗肉的小贩。萧何、曹参在县里虽然称得上“豪吏”,有不小的权势,但他们熟悉的是吏治法规,应对上司,管理下属,而不是诗书礼义。所以刘邦养成了轻视儒生的习惯,在他起兵以后更讨厌投奔他的儒生,认为他们只会添麻烦,一概不予理睬。对那些死皮赖脸求见的儒生,刘邦干脆当众摘下他的儒冠,当成尿壶解小便。谁向他介绍儒生,就会招来一顿臭骂。正因为如此,投奔他的儒生不得不做一番包装,将自己的信仰、主张以至服装掩盖起来,以避免刘邦的恶感。

就是这样一位主子,还是有知识分子去投奔他,并且也取得了成功,郦食其、叔孙通、陆贾、随何、娄敬等都是如此。

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郦食其是个“好读书”的儒生,虽然“家贫落魄,无衣食业”,却志向远大,瞧不起路过高阳的数以十计的反秦将领,因为他们都缺乏“听大度之言”的气魄,相反他对那位傲慢无礼但“有大略”的刘邦却情有独钟,决心追随。起初他不知道刘邦的好恶,让一位在刘邦手下当骑兵的同乡通报:“我有位同乡郦生六十多岁了,身长八尺,别人都称他为狂生,自己却说不狂。”同乡告诉他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就让同乡将见刘邦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件件详细告诉他。

郦食其求见时,刘邦正靠在床边让两个女人给他洗脚。门房通报后,刘邦问:“来的是什么人?”门房说:“样子看起来像个大儒,穿儒服,戴着一顶高山冠。”刘邦马上说:“给我回绝他,就说我正忙着打天下,没有闲功夫见儒生。”郦食其一听,瞪圆了眼睛,手按着剑柄,怒喝道:“滚进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门房被吓得没有报告就进了刘邦的房间,把郦食其的话重复了一遍,刘邦这才说:“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见刘邦后没有下拜,只是作揖施礼,问道:“足下是想帮助秦朝攻诸侯,还是率领诸侯灭秦朝呢?”刘邦骂道:“混账儒生!天下受秦朝的害那么久了,所以诸侯联合起来攻秦,怎么说我帮助秦朝?”郦食其说:“你真要结聚民众组成义军,去消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在见长者时如此无礼。”刘邦赶快停止洗脚,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坐,并向他道歉。郦食其说了一番六国合纵连横的情况,刘邦大喜,请他吃饭,并虚心求教。郦食其说:“足下不过集合了一些乌合之众,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不满万人,用这些力量直接去进攻强大的秦军,真是所谓探老虎口。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地处冲要,四通八达,城里又有许多储备粮,我与县令关系很好,请派我去与他联络,让他听命于你。如果他不听,你就发兵攻打,我作内应。”依照郦食其的计策,刘邦果然取得了陈留。刘邦封郦食其为广野君,经常派他出使诸侯,充当说客。要是郦食其不知深浅,开口就谈儒生的一套,早就给刘邦骂走了,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了。

叔孙通也是饱学的儒生,秦二世时受到征召,充当待诏博士。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二世召见博士和儒生,问道:“楚地的戍卒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南)起兵,攻占了陈(今河南淮阳县),诸位有何高见?”三十位博士和儒生都说:“臣子违背命令就是造反,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赶快发兵消灭他们。”二世听了怒形于色。叔孙通站出来说:“他们所说都不对。如今天下合为一家,郡县城墙已经拆除,武器已经销毁,明确告诉天下百姓不再用兵。何况上面有英明的陛下,下面有完整的法令,使得人人尽自己的职责,四面八方都同心同德,哪里还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些盗贼和小偷小摸的家伙,哪里值得在这里讨论!让郡里的官吏把他们抓起来法办就行了,何足忧虑!”二世大喜称是,又一一问了儒生,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一批盗贼。于是二世命令御史将认为是造反的儒生押入监狱审讯,因为他们发表了错误言论;将认为是盗贼的儒生都释放了。二世赐给叔孙通二十匹帛、一套衣服,封为博士。出宫回到住处,儒生们指责他:“先生怎么这样当面拍马屁?”叔孙通说:“你们不懂,我差一点脱不了虎口。”他立即逃出咸阳,回到故乡薛(今山东滕州市南),投奔了项梁,以后又在项羽部下。刘邦攻占彭城,叔孙通降汉。但不久刘邦兵败西撤,叔孙通认准刘邦必胜,率领弟子们继续追随。

叔孙通穿的是儒服,刘邦见了就生气。他知道刘邦是楚人,就换上了按照楚地式样裁缝的短衣,刘邦大喜。叔孙通了解刘邦的需要,向刘邦推荐的都是一些当过盗贼的壮士,刘邦非常满意,封他为博士,称为稷嗣君。随他降汉的百余个弟子恨得在私下骂他:“跟了你几年,好不容易降了汉王,可是从来不举荐我们,倒专门介绍那些江洋大盗,不知道安的什么心眼?”叔孙通知道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冲锋陷阵争夺天下,你们能打仗吗?所以我要先推荐能斩将夺旗的勇士。你们好好等着,我忘不了你们。”

郦食其和叔孙通其实都没有抛弃儒生本色,只是为了适应刘邦的现实需要,暂时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所不同的是,郦食其没有等到刘邦最终夺取天下,就给齐王田广扔进油锅“烹”了,所以只留下了说客辩士的形象;而叔孙通却在刘邦巩固汉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他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举行后,叔孙通奉命制定朝廷的仪式制度。但刘邦嫌秦朝留下的礼仪太繁琐,全部删除,只求简易,结果一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宝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见实在不成体统,担心没法收拾。机会终于来了,叔孙通知道刘邦心里已经非常讨厌这种现象,就提出建议:“读书人在打天下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和他们一起守成。我可以召来鲁地的儒生,与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制定上朝的仪式。”刘邦问:“会不会太难办呢?”叔孙通说:“五帝所用的音乐都有差异,三王不采用同样的礼制。礼仪应该根据时代和人情的需要来制定,所以夏、殷(商)、周的礼制都有所增减,并不相同。我可以广泛采纳古礼与秦仪,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新的。”刘邦同意试一试,并要求“一定要容易学,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来定。”

叔孙通从鲁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加上自己的弟子和刘邦派来学习的人,一百多人在野外布置的场地上排练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见练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来看。刘邦让他们演习了一遍,觉得自己能掌握,就下令群臣学习排练,到十月一日(当时的元旦)举行大朝会时正式采用。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十月一日,诸侯和文武百官齐集新宫,完全按照新的朝仪举行朝会。天刚亮,警卫宫殿的兵车、骑兵、步兵就在庭院中排列整齐,举着武器和旗帜。负责指挥调度的官员——谒者,在检查合格后,将诸侯百官依次序领进殿门。大殿的台阶两旁排列着数百名郎中,“趋(快步轻声上前)。”一声令下,百官鱼贯而入,功臣、列侯、诸将和其他武官排列在西面,东向站定;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列在东面,西向而站。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殿上的典礼官接受百官的逐级报告,又接力传声,请皇帝起驾。皇帝坐着轿子离开住所,由仪仗队开道,沿途警戒。皇帝在大殿坐定后,典礼官引导诸侯王至六百石(年俸)以上的官员依次拜贺,诸侯王和百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一个不毕恭毕敬。朝见后,皇帝赐酒,有资格坐在殿上的大臣都低着头,俯着身子,依照地位尊卑、官职高低,分九次向皇帝祝酒,然后谒者下令“罢酒”。在饮酒过程中,始终有御史在监督,发现有不遵守仪式的人就立即将他带出,整个朝堂上没有人敢喧哗失礼。

刘邦好不得意,说:“我今天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他龙颜大悦,封叔孙通为太常,赏给他五百斤金子。叔孙通说:“我这些儒生弟子跟随我很久了,与我一起排练了朝仪,希望陛下封他们为官。”刘邦全部封为郎。叔孙通将刘邦赏他的金子都分给了弟子们,这批儒生又当了官又有了钱,皆大欢喜:“叔孙先生真是圣人,懂得什么是当今最重要的事务。”

汉高祖死后,继位的惠帝调叔孙通担任“奉常”(主管祭祀的官员),让他制定宗庙的礼仪,并继续制定各种礼仪制度。

如果说叔孙通所制定的还只是表面的礼仪,可以立竿见影地让刘邦见到成效的话,那么陆贾所坚持的就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但通过他的努力,刘邦也接受了他的观点。

陆贾早就投奔刘邦,以宾客的身份随同出征,但他是以一名口才出众的辩士而闻名的,不仅一直在刘邦身边,还经常出使诸侯。西汉初,陆贾奉命出使南越,成功地说服赵佗接受汉朝南越王的封号,向汉朝称臣,回朝后被刘邦封为太中大夫。

陆贾认为,要使新建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使刘邦了解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经常在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况且商汤和周武王都是以臣子的身份夺取王位的,但也都是以君主的身份维持政权的,文武并用,才是他们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以往吴王夫差、智伯一味讲求武力,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秦王一贯使用严刑峻法,却灭了赵氏。要是秦国统一天下后,实行仁义,效法前代圣人,陛下怎么可能夺取秦朝的政权呢?”刘邦被陆贾说得哑口无言,心里虽不乐意,却也感到内疚,就对陆贾说:“试着为我写一点秦朝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国成败的经验教训。”于是陆贾就概括地论述了兴衰的规律,写成十二篇。每奏上一篇,刘邦没有不说好的,左右见皇帝高兴,一齐高呼万岁。陆贾奏上的书被称为《新语》。

在吕后当政时,吕氏家族大权在握,挟持了年幼的傀儡皇帝。右丞相陈平既为国事担忧,感到无能为力,又恐怕将来连累自己,经常深居简出,苦苦思索对策。当时陆贾已托病辞职,但还是主动求见陈平,为他出谋划策。陆贾直截了当指出:“足下身为首相,享受着三万户的一个侯国,富贵已到了极点,没有什么再需要追求了。之所以整天忧虑,无非是为了吕氏诸人和幼小的皇帝罢了。”陈平见他说得是,便问他有什么办法,陆贾说:“天下太平时,主要靠相;天下危难时,主要靠将。将和相能团结协调,就能得到士人的支持和拥护,就是出现什么变乱,政权也不会动摇。国家的安危,就在你们两位的掌握之中了。我与太尉绛侯(周勃)很熟悉,经常与他交谈,他也听我的话。你何不结交太尉,建立密切的关系呢?”陈平采纳了他的建议,赠送五百斤金子给周勃,为他举行丰盛的宴会;周勃也设宴赠礼答谢。陈平和周勃公开结盟的姿态使吕氏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的阴谋受到挫折。陈平又拨给陆贾奴婢百人、五十辆车和马、五百万钱,作为他的活动经费,陆贾广泛结交公卿大臣,做了大量工作。有了这些准备,吕后死后,陈平与周勃就开始清除诸吕,拥立文帝,恢复了刘氏政权。

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陆贾被封为太中大夫,奉命再次出使南越。由于在吕后当政时,有关部门作出了禁止向南越出口铁器的决定,导致关系恶化,双方在边境兵戎相见。南越王赵佗软硬兼施,使在今福建的闽越和在今广西的瓯骆服从他的统治,自称南武帝,采用与汉朝皇帝相似的仪仗和制度,表示自己已与汉朝平起平坐,不再承认臣服关系。汉文帝以登位为契机,在陆贾出使前就派人整修了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的祖坟,专门安排了守陵户,每年定期祭祀;还将赵佗的堂兄弟召来,给予高官厚禄。文帝让陆贾带给赵佗一封信,词意恳切,但很有分寸,表示了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也劝赵佗放弃称帝。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帝这些措施很可能是出于曾经出使过南越的陆贾的建议。陆贾的使命圆满完成,赵佗宣布取消帝号,停止使用“黄屋左纛”的仪仗,恢复南越王的地位,臣服于汉朝。

这三人中,叔孙通最有代表性。他选择刘邦以前,已经当过秦朝的博士,为项梁、项羽效过力,但在投降刘邦以后,即使刘邦兵败逃跑,他也没有重新回到项羽一边。这说明他已经作过比较,下了决心,所以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继续追随刘邦。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所以暂不戴儒冠,不穿儒服,甚至换上楚式短衣来迎合刘邦,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学识。他知道自己的学问和学生暂时没有用处,就尽量向刘邦推荐合适的勇士,但并没有遣散学生或让他们改行。一旦发现刘邦对礼仪有了需要,他就及时提出建议,终于奠定了汉朝的礼仪制度。

或许有人认为叔孙通制定的无非是一些繁琐的跪拜仪式,有什么了不起?那就不妨看看另一个例子:

陈胜称王以后,原来和他一起当长工种田的伙伴来看他,见到宫里一进进的殿堂,一层层的帷帐,不禁高叫:“好大的气派!陈胜这王做得真够味。”他们在宫中进进出出,越来越没有规矩,还大谈陈胜以前的事。有人向陈胜建议:“这批客人愚昧无知,老是胡说八道,影响您的威望。”陈胜下令将这几个旧日的伙伴全部斩了,吓得投奔他的故人都逃走了,更没有人再去投奔他。

刘邦做皇帝以后面临局面比这更严重,文武大臣中既有亲戚朋友,也有患难与共的同事邻居,还有居功自傲的功臣猛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低微,或者本来就是盗匪,根本不知道朝廷礼仪为何物。刘邦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朝见时毫无规矩,在朝堂上酗酒斗殴,更担心皇帝的权威无法树立,长此以往必定削弱自己的统治力。但他又苦于没有办法,因为大臣中没有几个像样的,连他自己也不懂以往的朝仪。如果有人向他建议应该杀掉几个人树威,刘邦多半是会采纳的。后果如何虽不能假设,但肯定不会是积极的。

叔孙通的努力不仅解决了刘邦的难题,而且为整个汉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自己的礼仪制度,与秦朝同样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汉朝自然不能例外。但叔孙通并没有照搬秦朝的一套,而是根据刘邦的需要与可能,“损益之”(作了删减或增加)。从西汉初的君臣关系看,叔孙通制定的朝仪肯定比秦始皇那一套简易;而从汉初定的朝仪基本不变地延续了四百年来看,这套朝仪足以满足维持皇帝权威的需要,是相当成功的。

更重要的是,叔孙通通过朝仪的制定,使刘邦认识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君权维护者。如果说此前的刘邦还只是以武力夺取天下为己任的话,此后的刘邦就真正进入了皇帝的角色。西汉初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君权的措施,对于防止国家再次出现分裂割据,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无疑是有益的。

朝仪制定和实行的成功,使刘邦对儒生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而儒生们也更加主动地争取刘邦的支持。在刘邦声称自己是“马上得天下”后,陆贾就敢于进行争辩,说明文治的重要性,使自己所写的《新语》有了推销的机会,为刘邦所接受。

要是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因为刘邦不喜欢儒生,就放弃自己的知识和信仰;要是他们见到刘邦将儒冠当尿壶后立即欢呼为革命行动,并把自己的帽子改为尿壶以示拥护;要是他们在刘邦声称“马上得天下”后就唯唯诺诺,不敢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汉朝的文治至少要推迟很多年。

但要是他们在见刘邦时坚持自称儒生,戴儒冠,穿儒服,那么不是被刘邦赶走,就是会被闲置一边。要是在楚汉之争胜负未卜时向刘邦建议实行文治,要是刘邦会集诸侯联合进攻项羽时就提出要制定礼仪,那肯定会碰上一鼻子的灰,或许从此不再会受到重用。

这些看来简单的道理,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叔孙通为了排练朝仪,到鲁地征召三十多位儒生时,就有两位拒绝接受,他们说:“你效忠的主子差不多有十位了,都是靠当面说好话来获得亲近和地位。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死者的尸体尚未埋葬,受伤的人还没有恢复健康,又要搞什么礼乐。礼乐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需要积下百年的功德才能具备。我不忍心像你那样行事,你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古法,我坚决不干。你走吧,别糟蹋我。”叔孙通一笑了之:“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

这两位儒生表面上看来很有骨气,其实是毫无道理的,真是“鄙儒”之见。叔孙通的确先后有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和刘邦这些主子,或许还可以加上秦始皇,但他真正效忠的大概只有刘邦。因为秦二世显然是不值得效忠的,而项梁、楚怀王存在的时间很短,留在项羽那里又并不得志,等见到刘邦后叔孙通就再也没有背叛,说明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原则。至于当面说秦二世的好话,显然是为了寻求脱身之计,他获得二世的奖赏,拜为博士后,并没有贪恋荣华富贵,而是立即逃归故乡,投奔反秦的项梁。难道非要像其他儒生那样,坚决要求秦二世出兵镇压陈胜,不惜被投入监狱,才符合儒家的信条吗?把“礼乐”看得那么神圣,非要积百年的功德才能讲礼乐,死守着“古法”一成不变,实际上是使儒家的理论变成僵化了的教条,对社会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是依了这两位儒生的意见,汉朝最早也得到武帝时代才能制定朝仪,说不定等不到那么久,就会因为正常的君权无法确立而不复存在。退一步说,即使两位儒生坚持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大家都优游林下,对历史、对社会又有什么作用?



不过,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刘邦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好骂人的习惯至死也没有改变。但作为一位志在得天下的领袖人物,只要对自己得天下有利,就会毫不犹豫地重用并不喜欢的儒生,听从他们的意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建议,即使与他原来的想法不一致,只要言之有理,他就会改变初衷。一旦他认识到自己没有道理,虽然不会认错,却能在实际上改正。刘邦对待郦食其、叔孙通和陆贾是如此,对随何和娄敬也是这样。

随何本是刘邦的“谒者”(侍从),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打了败仗,退驻虞县(今河南虞城县东北)。刘邦对左右说:“像你们这些人,没有人能够商量天下大事。”随何问:“不知陛下是什么意思?”刘邦说:“能不能替我出使淮南,让英布起兵背叛项羽,只要能将项羽拖在齐国几个月,我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得天下。”随何请求出使,带了二十名随员去淮南。项羽所封的九江王英布一直在隔岸观火,随何一番话将他说服,答应背楚归汉,但还没有公开。这时楚王的使者又来催英布出兵,随何闯至宾馆,当着英布的面对楚使说:“九江王已经归顺汉王,楚王凭什么命令他出兵?”他又向英布建议:“事情已到这一地步,不能再让楚使回去,杀了他,马上起兵与汉王会合。”英布起兵攻楚,使楚汉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折。

到战胜项羽,天下平定,刘邦大宴群臣。刘邦喝多了酒,就贬低随何的功劳,称他为“腐儒”,还说得天下哪里用得到你这种腐儒。随何从坐席上挺起身子说:“当陛下带兵攻打彭城,楚王(项羽)还没有离开齐地时,如果陛下出动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能不能夺取淮南?”刘邦说不可能。随何说:“陛下让我带二十人出使淮南,达到了你的目的,说明我的功劳比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还大。可是你称我为腐儒,还说得天下哪里用得到腐儒,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刘邦无言可答,就说:“我正要报答你的功劳呢!”于是封随何为护军中尉。

娄敬是齐人,从他的言行看,原来也是位知识分子,但作为一介平民,按法律规定得去边疆服役。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他前往陇西服役,路过洛阳,刚登帝位的刘邦就住在那里。娄敬通过同乡人虞将军求见刘邦,表示要提出重要建议。虞将军让他换上新衣,他说我平时穿什么衣服,见皇帝时也该穿什么衣服,披一件老羊皮袄进了宫。娄敬详细说明了刘邦得天下的过程与周朝完全不同,不能像周公那样,通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建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接着他建议:

秦地依托山脉,有黄河相通,地形四面封闭,相当稳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征召百万之众。利用秦地的现有条件,依靠那里肥沃的土地,真是所谓天府(天然的库房,比喻物资丰富)。陛下要能入关,在那里建立首都,山东虽然出现叛乱,秦国的旧地可以得到保全。好比与别人格斗,要是不扼住他的喉咙,不按住他的背,就没有获胜的把握。现在陛下入关去建都,直接统治秦国旧地,就像扼住天下的喉咙,按住天下的背了。

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他们都是山东人,争着说定都洛阳的好处:“周朝定都洛阳,延续几百年;秦朝定都关中,二世而亡;不如学周朝。”刘邦犹豫不决,但张良肯定了入关的优越性,刘邦当天就起驾西迁。他不忘娄敬的功绩,封为郎中,赐姓刘。

高祖七年冬,刘邦率大军亲征匈奴。当时连降大雪,天寒地冻,有的士兵连手指都被冻掉。刘邦为了了解实际状况,不断派使者进入匈奴驻地侦察。冒顿将计就计,故意将精锐部队和肥壮的牛羊隐藏起来,沿途只留下一些老弱残兵和瘦弱的牲口,十几位使者回来后都说匈奴不堪一击。刘邦又派娄敬去复查,他的报告独持异议:“两国交战,一般都要壮大声势,但我只见到了老弱的士兵和牲畜,肯定是故意造成假象,将精兵埋伏了起来。我以为匈奴打不得。”但这时三十万汉军已经越过句注山(今山西代县西北恒山山脉),争先恐后地北上了。刘邦认为娄敬是动摇军心,气得大骂:“齐虏(该死的齐国奴才)!靠花言巧语当了官,竟敢胡说八道动摇军心。”下令将娄敬带上枷锁关在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自己率领骑兵到达平城(今大同市东北)。但汉军大部分是步兵,远远落在后面,只有一部分赶到平城。这时冒顿出其不意,以大量骑兵将刘邦团团包围在平城东北的白登山,并且切断了刘邦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整整七天七夜,汉军几乎弹尽粮绝,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事实证明娄敬的报告完全正确,刘邦立即将他释放,并向他表示:“我不听你的话,以至被困在平城。当时在你前面报告可以进攻的十几个人都给我斩了。”娄敬被封为关内侯。

此后,娄敬又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将关东六国的世家大族十余万人迁到关中,都得到刘邦的同意。和亲政策延续到武帝初年,而“实关中”更成为西汉一代的根本国策。娄敬虽然没有参加刘邦取天下的战斗,但为刘邦安天下所作的贡献,没有哪一位功臣可以与他相比。要是刘邦没有虚心听取这位“齐虏”的意见,没有及时向他认错的雅量,娄敬固然无法名垂青史,汉家的江山也未必能坐稳。

刘邦一开始并不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甚至仇视知识分子,但一旦他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就会改变态度,至少会抑制个人情绪,先考虑“得天下”的目标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得天下、保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恰当作出自我估价,适应现实形势,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同时又采取灵活手段的知识分子,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为汉朝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的名句曾经博得多少知识分子的共鸣。但真正误身的并不是儒冠,而是戴儒冠的人。当然在君主专制体制下,要是遇不到像刘邦那样的皇帝,本领再大的儒生也起不了作用。但儒生如此,武将、谋士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在同样的机遇面前,儒生能否有所作为,就得看他自己了。





货殖何罪——读《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出于专业的需要,已经不知翻过几遍了。最近为了编写大学本科教材《中国通史》中秦汉部分,看了一些参考书,觉得对商人和商业的评价一般都有欠公允。在一些历史论著中,往往将“富商大贾”与豪强地主并列,或者称之为“工商奴隶主”,似乎比地主更反动;认为他们的富裕给社会带来了灾难,至少是农民贫穷的原因之一;而统治者对商人们的限制、迫害和掠夺,却被称颂为维护农民利益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必要措施。于是又仔细读了《货殖列传》,才深感太史公的卓越见识,不仅远在当时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

一

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汉朝对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人头税)。到汉武帝时,还恢复了秦朝的谪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对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册,颇似“文革”中的“黑五类”,连子孙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对这样不公正的政策,当时很少有人提出批评,至少我们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尚未见到。相反,从皇帝至大臣,从政治家到学者,无一不是以农业为“本业”,商业是“末业”、“贱业”,从事商业的人自然就是贱民了,所以对他们怎么做也不过分。对商人的限制和迫害,都可以看成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惟恐不及。在绝大多数人的头脑里,“本”和“末”是完全对立的,“崇本”只能以“抑末”为前提,“末”兴必定是以“本”衰为代价,似乎是无法两全的。

例如西汉初的贾谊就提出: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汉书·食货志》)

在他看来,只要不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与“游食之民”没有什么区别,都在助长“淫侈之俗”,是“大残”、“大贼”,只有将他们都赶回田里去才是办法。

晁错的看法与贾谊相同,但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而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同上)

他把当时不能出现商汤、夏禹那样的太平盛世,归咎于“游食之民未归农”,而“游食之民”显然主要是指商人。晁错要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还在于他认为一旦百姓离乡,就会像“鸟兽”一样难以禁止,对统治者构成威胁。

贾谊、晁错等人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却是错误的,把农村的兼并和农民的贫穷完全归咎于商人,而将商业的发达当成粮食储备不足的主要原因,更不符合实际;企图用全民皆农的办法达到增加粮食储备、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目的,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可能。

他们的这些看法来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即“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古训。在生产力极其落后,每个人所生产的物资充其量只能养活自己的情况下,人人必须直接从事耕织,既不可能、也没有剩余物资可供流通或交换,当然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职业商人的存在。由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尽管西汉初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商人和商业的存在完全有其必要,人们还习惯认为,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为不劳而获。

实际上,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并不仅仅是商人,皇室、贵族、官吏、儒生、军人、手工业者和一部分奴婢也都是靠农民供养的。但皇室和贵族是天生的统治者,官吏和儒生是“食于人”的劳心者,当然没有当劳力者的必要;军人和奴婢虽然不干农活,却是统治者和劳心者必不可少的;所以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列为末业。但手工业毕竟有具体的产品,或者为国计民生所必需,或者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奢侈品,所以手工业者的地位总比商人要高一些,倒霉的商人就只能当末业的代表,作“抑末”的牺牲品了。

这种因职业画线的做法确是我们这个国度的悠久传统,躬逢“文革”之盛的人大概都还记得这样的话:“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着我们贫下中农种的粮食,住着我们工人阶级盖的房子。”既没有生产粮食,又没有盖房的知识分子自然只能心悦诚服地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了。但同样是知识分子,其境遇也因作用的不同而异,从事经济管理、工程技术和医药卫生者颇似古时的手工业者,因为再革命的领导人心里也明白,放卫星,发导弹,造大桥,建铁路还离不开那些知识分子,而自己的日常保健不能靠赤脚医生,得了病更得找医务界的“反动学术权威”。最惨的还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分子,就像古时的商人,因为没有你工人照样做工,农民照样种田,地球照样转,还能减少粮票、布票的发放,紧缩城市户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尚且如此,公元前2世纪的观念就不难理解了。

商人另一个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的方面是他们的生活:你不耕不织,如果粗茶淡饭、布衣草鞋也就算了,偏偏“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大商人还要“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人民群众岂能答应?而且,穿什么式样和料子的衣服,吃什么标准的伙食,坐什么规格和牌号的车子,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级别和身份的标志。皇室、贵族的享受来自他们高贵的血统,靠的是上天的眷顾和祖宗的恩泽;官员们的享受是级别的规定和工作需要;商人们什么也不是,不少人出身低微,不少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就是有钱,却能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不仅儒生们望尘莫及,连中低级官员也自叹弗如,但心里总是酸溜溜的不是味儿,对限制他们的法律手段自然会衷心拥护,严格执行了。

二

司马迁的观点却完全不同。《货殖列传》在列举了各地的特点后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会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这就是说,吃饭要靠农民,物资的开采要靠掌管山泽的部门,器具的制作要靠手工业,商品的流通要靠商人,这根本不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而是要人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各人的努力,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商品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是自然规律。司马迁将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原料的来源(山泽的开发)视为人民生活的基础(原),认为只有这个基础壮大了,才能富国富家。在司马迁的眼中,商业、手工业和农业拥有同等的地位,并不存在本末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引的《周书》中的话,已不见于今天流传的《尚书》,可能是已经散佚了,但我很怀疑是被别有用心的儒生删去的。

司马迁以大量的事例,雄辩地证明了商业的重要性,记载了一些著名大商人的业迹。如果我们不断章取义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被司马迁所称道的商人、手工业主、畜牧主,他们获得巨大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不妨看几个例子:

蜀郡卓氏的先人是赵国人,因从事冶铁而致富。秦始皇灭赵国后,卓氏被强制迁移,身无余财,夫妻俩推着车,步行往安置地。当时其他被迁的人都用身边留下的一点钱财贿赂押送他们的官吏,以便找个近一些的地方,结果被安置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没有平原,又没有什么出产。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头,不会饿死人,百姓善于贩卖,容易做生意。”要求远迁该处。卓氏到达临邛后,很快发现了铁矿,大喜过望,立即就地冶炼铸造,产品遍销滇、蜀百姓。卓氏成为拥有上千家僮的巨富,生活的奢华足以与君主相比。

卓氏不仅掌握了一整套冶铁技术,而且具有开拓精神,在被强制迁移、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依然不求苟安,不畏艰险,宁愿到边远地区从事开发。他生产的铁器产品遍及滇蜀,对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是当时赵国的“迁虏”中多一些卓氏那样的人物,西南地区的开发一定会加快很多。可惜见于记载的仅有另一位程郑,他的经历与卓氏相似,他生产的铁器远销南越,因而积聚的财富与卓氏不相上下。

或许有人会指责卓氏剥削了滇蜀百姓,要不他的巨大财富从何而来?但从滇蜀百姓乐意购买来看,他生产的铁器实在要比官方生产的那种“割草不痛”的农具(见《盐铁论·水旱》)更受欢迎,由此而增加的社会财富远比卓氏所得为大,卓氏就此致富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也有人把卓氏拥有“僮千人”作为“工商奴隶主”或“剥削劳动人民”的典型。实际上,当时的官奴婢数量甚多,拥有“僮千人”或更多的贵族官僚也并非个别,要说存在奴隶的话也不是卓氏的创造。何况卓氏的“家僮”中肯定大部分是从事冶铁的,就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而言,总比仅仅为统治者的生活服务要积极些。即使就这些“家僮”个人而言,他们所受的剥削未必比官奴婢或刑徒更大,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未必比其他雇工差。至于卓氏“田池射猎之乐”的生活,尽管“拟于人君”,却完全是自己掏钱,与公费消费不同,不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总不能要求卓氏赚了钱自己不花,全部上缴国库或用于慈善捐款吧!

另一些商人和投资者的致富,是以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为基础的,是以敢为天下先、甘冒风险为前提的。如宣曲(关中某地)任氏是仓库主管,秦朝灭亡时,豪杰们纷纷收罗金玉,只有任氏大量储藏粮食。以后楚汉在荥阳一带大战,农民无法耕种,米价涨到一石万钱,任氏大发其财,豪杰们到手的金玉都流到了他手中。其他富人相互摆阔,任氏生活节俭,将资产投入农牧业;别人买土地和牲畜时只拣便宜货,任氏只求质优,不怕多花钱;结果他家几代都保持着富足。汉武帝刚开拓疆土时,边疆地广人稀,桥姚立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久就获得马千匹、牛二千多头、羊万余只和数万石粮食。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在长安的列侯、封君被征召从军,为了筹办行装,向人借贷。由于列侯的封邑都在关东,而吴楚等国在关东叛乱,成败未定,投资者怕收不回本息,不愿放款。只有无盐氏信心十足,拿出千金供借贷,年利定为十倍。果然,吴楚之乱仅三个月就平息,无盐氏一年之内获利十倍,一下子成为关中首富。

一些历史书上将无盐氏作为高利贷的典型,既不符合实际,也有欠公允。当时已经专门有一批人从事借贷业务,被称为“子钱家”,大概是将本求利(以母钱赚子钱)的意思。但正常的借贷绝不会有如此高的利息,史料中也没有发现这样的例子。无盐氏进行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借贷,而是风险投资,风险越大,利率自然越高。要是吴楚七国叛乱得逞,或者平叛战争持续多年,或者列侯的封邑遭受破坏,他很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要是一点风险都没有,或风险很小,其他子钱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不会有人接受这样高的利率。如果没有准确的判断,没有冒险精神和必胜的信心,无盐氏也不敢投入如此大的资金。无盐氏固然赚了大钱,但国家获益更多,正是他的资金保证了列侯们及时从军,使部队能迅速集结行动。要是都像其他子钱家那样,“成败未决”的局面肯定会延长。就是对列侯们来说,尽管他们付出了高额利息,但由于封邑得到保全,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所以无盐氏的致富完全是公私两利。并且称得上是爱国行为。

说到爱国,肯定有人不会同意:“既然爱国,为什么不把钱捐了?至少可以不收利息。”无盐氏愿意捐钱或无息借贷当然更好,汉朝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汉武帝时的卜式就曾不止一次向朝廷捐献巨款。但有了一个卜式就要求人人当卜式,却不顾当时连高利贷也没有人愿意放的事实,就太不切实际了。就是在今天,尽管有各种慷慨捐款的典型,但购买利率略高于储蓄的国库券还是政府所欢迎的,从为国家集资的意义上说,也称得上是爱国行为。

况且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当无盐氏将千金交给借方时,并没有一个政府部门或保险公司为他作过任何风险担保,十倍的利息是毫无保障的。记得上海刚发行股票时,30元钱一张的认购证随处可以买到,但因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开始时就无人问津。发行公告上说:摇不到号的认购证收入捐给福利院。这更使大家相信,这不过是变相募捐的把戏。但以后认购证的实际收益一般都在百倍以上,比无盐氏的利息还高十倍。相反,一些有强有力的后台和特殊背景的非法集资,只要有20%的利息就会使人趋之若鹜,因为大家认为是毫无风险,旱涝保收的。以今律古,推己及人,我们不得不承认,无盐氏所冒的风险的价值远远不止十倍的收益,把这当成高利贷实在是冤哉枉也。

齐地的刀间更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商业奇才,他专门从奴隶中挑选人才,特别是那些被主人视为桀骜不驯却精明强干的奴隶,都加以收买,并委派他们去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有的奴隶善于公关,用赚来的钱购置车马,结交地方官,就更能得到刀间的信用。刀间因而致富,拥有数千万资产。奴隶们在为刀间尽力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富人,所以都说“宁爵毋刀”(宁可不改变奴隶身份,不要平民享有的爵位,也不愿离开刀间)。仅从敢于并且善于在奴隶中发掘商业人才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刀间的见识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够通过扩大和延伸经营管理的方式,不是把奴隶当做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而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智力和能力,才能获得高额收益。尽管他无法改变奴隶们的身份,也剥削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但奴隶们得到了原来根本不敢企望的钱财和地位。

司马迁还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例子:

农业并不是收益高的行业,但秦扬经营得当,富甲一州。盗墓是不光彩的勾当,田叔却由此起家。赌博是恶业,桓发因而致富。男子汉看不起做行商,雍县人乐成却发了财。贩油脂的人地位低下,而雍伯赚了千金。卖浆是小生意,张氏却获利千万。郅氏靠磨刀这样的薄技而享受豪华的筵席,浊氏干制作胃脯这类小事而拥有高车驷马,张里凭马医的本领而过上王侯般的生活。

和卓氏等人一样,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诚壹”(信誉和敬业精神)获得成功。所以太史公将他们称为“贤人”,记录他们的事迹,“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三

司马迁对货殖的热情讴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就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对商人实行全面管制和搜括。所谓“算缗”,就是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营业、财产课以高额税收,不主动申报的或申报不实的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又重申商人不得占有土地,违者没收。为了鼓励检举揭发,规定将所没收被检举者财产的一半作为对检举者的奖励,这就是“告缗”。六年,武帝任命杨可主管全国的“告缗”,并将反对此举的右内史(首都特区长官)义纵以“废格沮事”(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公开处死。从此,告缗之风遍及全国,到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就取得辉煌战果:由于发动充分,检举揭发者积极性高,使朝廷没收了成亿财物、成万的奴婢;各县没收的田多者数百顷,少者百余顷,住宅数以百计;中产以上大多破产;而国库却一下子充实了。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各地的盐铁产业由官府经营,私自铸铁、煮盐者处以斩左脚趾的刑罚,并没收产品。

这一建议是由大司农颜异提出的,而具体操作的是他的下属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侍中桑弘羊,东郭和孔本人都是大盐铁商出身,而桑则是洛阳商人的儿子,让他们来对付商人,可谓“以毒攻毒”,商人们只能乖乖服从。不过那位东郭先生和孔先生大概不会有如此高的觉悟,想来也是迫于形势的选择。

于是东郭和孔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落实措施,设置了数十个专卖机构——盐官和铁官,选用饶有资产又内行的人为主管官员。国家垄断盐铁的结果,是夺取了商人的丰厚利润。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进一步控制流通领域,即在各地设置专职官员,负责收购物资,根据路途远近和运输状况进行调剂,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以各地输入的物品及官方制造的产品为本钱,进行交换和买卖,以平抑物价。由于官方行政机构拥有的渠道远比民间商人畅通,资产远比一般商人丰厚,商人自然无法与之竞争,朝廷大获其利,据说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不过朝廷的主要财源,显然还是直接从商人和手工业主那里没收来的。

各地的盐铁、均输、平准官十之八九是原来的商人,按理说是驾轻就熟,但一旦成了官员或官商,就出现了新弊病。例如铁官们为了完成生产指标,纷纷生产“大器”,而百姓日常需要的器具却供应不足。偷工减料使产品质量低劣,以至农具“割草不痛”,连草也割不断。本来应该在物价低时收购,贵时抛出,可是官商们常常反其道而行之,目的何在则因史料中未见记载,只能靠猜测了。至于这样的统购统销,官商垄断,私商普遍破产会造成什么社会效果,我们倒是不难想象的。

有的史学家赞扬汉武帝的政策是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不法商人,抑制了土地兼并。实际上,真正能“专山泽之饶”的不是商人,而是像宠臣邓通(汉文帝赐以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占有封国中的铜铁矿、盐场)这样的贵族官僚。商人占有的矿山、盐场不是出钱购买的,就是完全靠自己开发的,从来不可能无偿使用。从西汉初就存在的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从来就不是来自商人或手工业者,因为即使只考虑自己的产业,商人们也不会赞成分裂割据。商人中当然会有不法之徒,但全国中等以上的商人个个“不法”,这“不法”的含义就不言自明了。土地兼并也不是商人的专利,贵族、官僚、宦官、豪强地主无不兼并,并且多数是依仗权势掠夺,不像商人那样出钱购买。

使商人热衷于购买土地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的法律和社会习俗对商人的歧视、限制。商人要改变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土地的拥有者,由“末业”转入“本业”,如司马迁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其实,商人以资本购买土地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加剧土地兼并,而是减少了商业资本,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直到明清时代,成功的商人也还要把大量资产用于捐官、买地、建住宅、造花园、为子弟求学、养清客、藏书画,或者挥霍浪费,却很少用于扩大投资。

历史的发展是不能假设的,所以没有必要设想,要是司马迁的观点得到社会的认同,二千年来中国的商人和商业会起多么大的变化。倒是要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司马迁的见解不能引起共鸣?为什么二千年前打击商人的运动我们会不感到陌生?货殖何罪?





阴险的篡夺者,还是失败的改革家——我看王莽


在旧时代,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王莽覆灭后,除了东汉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认可的《汉书》有一篇《王莽传》外,其他有关史料已荡然无存。所幸《汉书·王莽传》还相当详细,但就是这数万字也还没有引起史学家的充分重视,以至在论述王莽时往往只看班固的论断,却不顾事实,更缺乏理性的分析。为了证明我的看法,不得不先列出有关事实。

一

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在一个煊赫的家庭,当时他的姑母王政君已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莽的伯父王凤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执掌朝廷大权。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王莽的五位叔伯在同一天被封为侯。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本人却十分不幸,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从向沛郡学者陈参学《礼经》时非常勤奋,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伯父王凤病重,王莽悉心侍奉,王凤每次用药前他都亲自尝过,成月不脱衣睡觉,经常蓬头垢面。王凤深为感动,临终前托太后和成帝照顾他。王莽被封为黄门郎,不久升为射声校尉,踏进仕途。

几年后,王莽的名声越来越大,当时的一些名士都在成帝面前赞扬他,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愿意将自己的封邑分出来封给他。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车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将侄儿王光送到博士门下读书。每次休假回家,首先就带上羊和酒,赶着车去慰劳侄儿的老师,同学也都获得他送的礼物,老人都感叹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事。他的儿子王宇年纪比王光大,但一定要等王光一起结婚。办喜事那天贺客盈门,忽然仆人报告:“太夫人不舒服,要饮某药。”王莽立即起身入内,一次宴会中断好几回。一次王莽私下买了一个侍婢,兄弟辈正等着看热闹,王莽却将她送给后将军朱博,他说:“朱博没有儿子,听说这位姑娘能生儿子。”

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已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但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名列九卿之首,资历也比王莽深,按惯例应继任大司马。王凤病重时,淳于长也曾日夜侍奉,得到王凤临终前的举荐而被成帝任用。成帝想立宠妃赵飞燕为皇后,但太后嫌她出身微贱,经过淳于长的多次疏通,成帝终于如愿以偿。成帝感激淳于长,封他为定陵侯,大加信用,贵倾公卿。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

淳于长纳的妾中有一位是寡居的侯爵夫人许孊,她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氏想求皇帝给她复位,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孊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此事让王莽打听清楚,就利用探病的机会报告王根,还说:“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送回侯国。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在成帝面前替淳于长说话,引起了成帝的怀疑。原来王立没有当上大司马后,以为是淳于长在背后说坏话,曾在成帝面前表示过对淳于长的痛恨,但在接受了淳于长通过儿子王融送来的大批珍宝后就改变了态度。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准备逮捕王融,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他们之间有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朝廷设在地方的监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大逆不道的罪行,在狱中杀死。王立被勒令“就国”(回封地)。王莽主动揭发表兄,大义灭亲,顺理成章,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三十八岁。王莽执政后更加克己奉公,聘任贤良担任下属,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都分送给士人,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一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士出来迎接,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驾崩,太子继位(哀帝)。成帝无子,太子是侄儿原定陶王刘欣。哀帝继位后,他的母家就成了新的外戚,按惯例应受到封赏和重用,所以被尊为“太皇太后”的王太后命令王莽“就第”(回家,即辞职),给新的外戚让路。王莽立即上疏“乞骸骨”(年老或有病,请求辞职以保全性命),刚登位的哀帝不允,太后顺水推舟,令王莽复职。不久,高昌侯董宏上书,援用《春秋》“母以子贵”的理论,认为对哀帝的生母丁姬应该上尊号。但他举了秦庄襄王生母和养母都称太后的例子,被王莽和师丹抓住把柄,联合控告他以“亡秦”比喻当朝,是“大逆不道”。哀帝羽毛未丰,只得将董宏贬为庶人。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大怒,逼着哀帝给她上尊号。正好未央宫有宴会,典礼官在太皇太后的位置旁为傅太后挂起了帷帐。王莽检查时发现,指责典礼官:“定陶太后是藩王的妾,怎么可以与至尊同样待遇?”下令撤掉,重新安排座位。傅太后一气之下,没有赴宴,恨透了王莽。王莽知道形势不利,再次“乞骸骨”,在祖母和母亲的压力下,哀帝恩准他罢官“就第”。

一年多后傅太后被尊为皇太太后,丁姬被尊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成帝赵皇后)的地位相同,丁、傅两家能封侯的都封了,能当官的都当了,成了暴发户。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曲阳侯王根被遣就国,成都侯王况被贬为庶人,遣送回乡;历年来由王家荐举的官员统统革职。有关部门又追究王莽阻止给傅、丁太后上尊号,“亏损孝道”的严重罪行,认为本应处死刑;再从宽也应贬为庶人。总算哀帝看在太皇太后的分上,保留了他的侯爵。

王莽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后一直闭门不出,对地方官也极其恭敬,丝毫没有侯爷的架子。他的儿子王获杀了一名奴婢,被他痛骂一顿,逼令自杀。三年间,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发生日食,这被看成上天对皇帝的警告,贤良周护和宋崇等人在答复哀帝的询问时极力颂扬王莽的功德,为他受到的错误处置申冤,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召王莽回京。

一年多后,二十五岁的哀帝病死,傅、丁太后已死,哀帝又没有儿子,太皇太后当天就到未央宫收了皇帝的玺绶,急召王莽进宫。哀帝的嬖臣、大司马董贤被免职后自杀,王莽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太皇太后重新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由王莽执政。

大司徒孔光是孔子后裔,三朝元老,得到太后敬重,很得人心。王莽对孔光优礼有加,提拔他女婿甄邯当侍中奉车都尉。王莽想办的事都拟成奏章后让甄邯交给孔光,孔光一向怕王莽,不敢不上报,王莽就请太后一律照准。红阳侯王立是太后亲弟、王莽的叔父,王莽怕他在太后面前多说话,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又让孔光上书追究他接受淳于长贿赂等罪行,要求遣他就国。太后不听,王莽说:“现在汉家衰落,连续几代没有儿子继承,太后独自代幼子执政,真值得畏惧,尽力公正办事作天下的榜样,还唯恐来不及。现在为了私恩而不接受大臣的建议,使臣子们离心,今后必定出乱子。不妨暂时将他遣就国,以后再召回来。”太后不得已,只得听从。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棻、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从此,王莽实行他的计划时更加得心应手。

当年底,在有关方面的启发下,益州塞外(今云南或缅甸)的少数民族献来一头白雉。此事引起了朝野轰动,原来根据经典的记载,在周公摄政,辅佐成王时,越裳氏为他的德行所感动,不远千里送来白雉,王莽刚开始执政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迹,其意义不言自明。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根据王莽的建议,太后下诏,将白雉作为宗庙的供品。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七十二岁的太后倒不糊涂,她问公卿们:“真是大司马有这么大的功劳?还是因为是我的亲戚才特别抬高他?”群臣纷纷赞颂王莽的功德与周公没有什么不同,这才有了白雉这样的祥瑞,应该封为安汉公,扩大封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惯例),以顺人心”。

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并不顾太后多次诏令,坚决推辞。左右向太后建议,还是不要强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会答应。四人受封后,王莽还是不肯出来,群臣又建议,王莽虽然极尽谦让,应该表彰,但及时加赏,才能证明朝廷重视大功,不能让百官和百姓失望。于是太后下诏:王莽增加封邑二万八千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相国(何)的故居作为安汉公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深感惶恐,不得已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群臣也坚持原则,不同意王莽退还。太后下诏:接受王莽的辞让,但将他的俸禄、办公人员和赏赐都增加一倍,什么时候百姓达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负责上报。王莽连这一点也不接受,建议应该首先考虑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最后朝廷下令:

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二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吏,不论是否试用期满,全部转正。封东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孙三十六人为列侯;封太仆王恽等二十五人及右将军孙建等为关内侯;平帝从中山国到长安途经各地的大小官吏都有赏。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可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公、列侯的继承人犯了罪,凡判处“耐”(剃去须发服劳役)以上的都应先经上级批准。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宗室担任官吏被举为“廉佐史”的,可以补为四百石级别的官员。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

全国上下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作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一百万、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十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二百三十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一千套住房。

元始三年,王莽提出,皇帝即位已三年,应该吸取前几位皇帝没有儿子的教训,及时选立皇后。有关部门上报了一份候选名单中,王家女子有好几位,王莽报告太后:“我没有德行,女儿才能低,不适合与其他女子一样列为候选人。”太后以为王莽诚心诚意,就下诏:“王氏女子是我外家,不要挑选。”消息传出,庶民、学生、基层官吏到宫门前上书的人每天超过一千,公卿大夫有的守在殿上,有的伏在门外,一致请求以王莽的女儿当“天下母”。王莽派下属分别劝阻公卿和学生,但上书的人越来越多,太后不得已,只得同意公卿的请求。由长乐少府、宗正(皇室族长)等官员组成的考察组对王莽的女儿作了认真考察,结论是完全合适。太后下诏进行最后一道手续,派大司徒、大司空去宗庙向祖宗报告,并占卜,结果也是“康强”、“逢吉”,于是正式确定王莽的女儿当皇后。有关部门提出,古代天子封王后之父百里封地,应该将新野25600顷地封给王莽,使他的封地达到百里;被王莽谢绝。按惯例,皇后的聘金是黄金二万斤、钱二万万。王莽只愿接受四千万钱,而将其中三千三百万分给同时挑选到的其他十一位女子。群臣认为,这样一来,皇后的聘金与妃子差不了多少。太后下诏再加两千三百万,合起来共三千万,王莽又将其中一千万分给王氏九族中的穷人。全国官民深受感动,先后有487572人上书;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了太后就叩头,一致要求增加对王莽的赏赐。名臣张敞的孙子、博学多才的张竦为大司徒司直(首席属官)陈崇起草了一份长篇奏章,全面歌颂王莽的功德,引经据典,要求皇帝效法周成王,给予王莽像周公一样的褒赏。正在此时,却发生了吕宽事件。

王莽立平帝后,以防止出现外戚丁、傅那样危害国家为由,封平帝的生母为中山孝王太后,两位舅父卫宝和卫玄为关内侯,都留在中山国(都卢奴,今河北定州市),不许来长安。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平帝长大后会怨恨,私下派人与卫宝联系,让平帝的母亲上书要求来京,被王莽拒绝。王宇与老师吴章、内弟吕宽商议,吴章认为王莽是不会听从别人意见的,但迷信鬼神,可以制造怪现象吓他一下,然后再讲道理让他把权力交给卫氏。王宇觉得有理,让吕宽在半夜将血洒在王府门上,想不到被门卫发觉。王莽将王宇送进监狱,令他喝毒药而死。王宇的妻子已经怀孕,也关押起来,等产后处死。王莽奏明太后,将卫氏灭族,又通过吕宽穷追猛打,将各地非议自己的豪强杀了几百个,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红阳侯王立(莽叔父)、平阿侯王仁(莽堂兄)等都迫令自杀。王莽为了教育子孙吸取王宇的教训,亲自写了八篇文章。群臣要求正式发表,天下官吏能背诵的,可以登记取得提升候选资格,享受能背诵《孝经》同样的待遇。

吕宽事件化险为夷,元始四年四月,王莽的女儿被正式立为皇后。太保王舜等上书,鉴于王莽兼有伊尹和周公的作用,应该将两人的称号“阿衡”和“太宰”合起来的“宰衡”,作为王莽的称号。八千多百姓上书赞同。于是确定王莽称宰衡,封他母亲为功显君,两个儿子为列侯,皇后聘礼再增加三千七百万,满一万万。王莽少不了又是叩头流涕,固辞一番,称病不出。太后没有办法,最后由孔光等提议,将王莽的封邑、称号、母亲功显君的爵位都规定为不世袭,再专门派大司徒、大司空代表太后传达让王莽立即到职的诏书,规定尚书不接受王莽的辞让奏章。王莽这才接受,但还是从补发的钱中拿出一千万,分赠太后身边的侍从。据太保王舜等报告,蜀郡民路建等本来在打民事官司,听说王莽如此辞让爵位、金钱,自觉惭愧,主动撤销了诉讼。周文王的德化曾使虞、芮两国自动放弃了土地争夺,路建等的事迹说明,王莽的德行已超过了周文王。朝廷下令将这一典型在全国宣传。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十万人突击,二十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明堂举行了祭祀大典。王莽执政不到五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902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即采用与天子相似的仪仗,享受仅次于皇帝而高于任何诸侯的待遇。当年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八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三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古太平盛世。

当年底,十四岁的平帝生病,王莽模仿周公为武王祈祷,写了一道策文,请求自己代他死,将策文藏在一个金滕中,放在前殿,要群臣为他保密。但平帝还是死了,当时元帝已经绝后,宣帝的曾孙辈还有五位诸侯王、四十八位列侯,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因为平帝是宣帝的曾孙,所以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两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长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上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代理皇帝的工作),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崇与他的相张绍,但他们只拉起了百余人的队伍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连城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9月,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到达山阳(今山东西南一带)时已有十余万人。长安以西二十三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聚集了十余万人。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王莽调动大军镇压,在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攻灭翟义的部队,翟义逃亡中被捕杀。赵明等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次年初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称:齐郡一位亭长一个晚上做了几次梦,有人告诉他:“我是天公的使者,天公让我告诉你:‘摄皇帝当为真。’如果不信,你可以看到亭里会新出现一口井。”亭长早上起来果然见有一口新井,深百尺。巴郡发现一头石牛,扶风郡雍县发现一块有字的石头,都送到未央宫前殿展览。王莽和王舜等一起去看,刹那间刮起大风,一片昏暗,等风定时在石头前出现了一个铜符和一幅帛图,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些字。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匮,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匮里放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和自己的姓名共十一人写上,每人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捧着匮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祖庙将金匮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

二

从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步入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三十一年时间。在《汉书·王莽传》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武力反抗外,在这三十一年间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说前面二十七年间王莽没有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至此也是刚开始出现不满。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元帝时石显等宦官擅权,反对他们的正直官员被杀被贬。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京兆尹王章(首都特区长官)建议成帝罢王凤的官,太后亲自干预,成帝只得将王章下狱处死。从此,公卿对王凤侧目而视,成帝也无可奈何。哀帝继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同性恋伙伴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将皇位让给他。丞相王嘉加以规劝,引起了他的不悦。哀帝又假托傅太后遗诏,要增加董贤及其他外戚封邑,王嘉封回诏书,并再次进谏。哀帝大怒,借口他其他过失,要大臣议罪,又下诏召他去廷尉诏狱。按当时惯例,现职丞相接到这样的命令,必须服毒自杀。王嘉不愿死得不明不白,在狱中绝食而死。

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四十三万万。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括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已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贫富相差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对农民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在政界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刮回来。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

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王莽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能不感激他,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人出来翻案。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难道让淳于长或其他外戚执政,会比王莽更好?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在一个腐烂透顶的社会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这种“作假”有什么不好?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的建议,使贵族、官吏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一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住宅,从全国征集数千有本领的人和各类学者,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数人本来绝不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至于制造符谶、祥瑞,这并不是王莽的发明,此前的汉高祖、此后的汉光武帝、魏文帝曹丕,哪一个不是这样做的?他们那一套不也是假造出来的吗?

一句话,如果王莽成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他就是新朝的太祖高皇帝,他“本纪”的内容肯定比刘秀、曹操、曹丕更丰富,也会比刘邦更动人。但事实是他失败了。

三

如果王莽只是为了夺取权力,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各地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兴高采烈,把王莽当做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了,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来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到那时,他们就会怀念曾经诅咒过的汉朝,怀念那时并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谓“人心思汉”的舆论。

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顾。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清楚,自己该依靠谁,打击或抑制谁,王莽却不明白。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要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奴婢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侥幸分到土地的人心里也不踏实,因为这是“王田”,不属于自己。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让步,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恢复合法,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筦。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筦,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订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刮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加重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二百八十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还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入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卡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和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五十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句丽”。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义,恢复古代的面貌。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还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可以想象,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能赢得一片赞扬。当他执了政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如“市无二贾(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由于实际根本做不到,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但这样高的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自然会纷纷响应,但乐意这样做的人肯定不会多。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大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一,响应更始政权的军队入长安城,攻至宫门。初三天明,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将士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王莽的尸体立即被争夺的士兵肢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被挂在南阳宛县市上,这里是更始帝的驻地,也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当地“百姓”纷纷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了。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中国历史上值得了解、讨论和纪念的人物实在太多了,近几年我注意较多的一位是北魏孝文帝元(拓跋)宏。他生于北魏皇兴元年(467年)八月,卒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他本姓拓跋,但在逝世前三年改姓了元。在他在位的二十三年间,最重要也最有争议的举措就是迁都和汉化。尽管历史学家已经发表过不少论著,但我觉得还是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或许人们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究竟元宏是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还是先看一下史实吧!

一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孝文帝拓跋宏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的明堂举行了斋戒,召集群臣,将要占卜决定是否要出师征伐南朝。太常卿王谌主持卜卦,他仔细观察龟版上的纹线,确定属于革卦。孝文帝一听,立即引述革卦的彖辞说:“‘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真是再吉利也没有了。”群臣知道孝文帝已打定主意,谁也不敢说话,唯有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先皇遗业,统治中原,这次出兵征伐尚未归服的小邦,可是得到的却是商汤、周武王革命的卦象,恐怕不能算大吉吧。”孝文帝厉声责问:“爻辞上明明说是‘大人虎变’,怎么能说不吉?”拓跋澄说:“陛下登帝位已久,怎么能到今天才虎变?”孝文帝沉下脸色道:“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想要动摇人心吗?”这位任城王还是不买账,说:“社稷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社稷之臣,岂能知道有危险而不说话呢?”孝文帝好不容易才忍下这口气,淡淡说了一句:“各言其志,亦没有什么大不了吧!”这场隆重的仪式就草草结束了。

孝文帝的真意当然不是南伐,他知道任城王已看破自己的心思,回宫后立即召见,并说:“在明堂上怕人多嘴杂,坏了我的大事,所以假装发怒,吓住文武百官,你大概明白。现在我们再认真讨论一下革卦。”接着屏退左右,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这次的行动实在很难,但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实施文治的地方,要在这里移风易俗,是毫无办法的,我想乘机迁都中原,你以为如何?”拓跋澄说:“陛下要迁都中原来经略四海,这正是周成王、汉光武帝取得成功的经验呀!”孝文帝还不无顾虑:“北方人死抱住旧习惯,留恋故乡,肯定会引起惊恐和骚乱,怎么办?”拓跋澄答道:“非常之事,本来就不是常人所能想到做到的,只要陛下下了决心,他们还能干得了什么?”得到了这位宗室重臣的支持,孝文帝更有了信心,他把任城王比为当年使汉高祖刘邦下决心迁都长安的谋臣张良。接着,孝文帝又与汉族大臣、尚书李冲等作了秘密部署,并下令军队实施演习,由李冲负责选拔人员。七月十日,北魏全国戒严,军队总动员,正式宣布南伐,还命令与南朝接界的扬州、徐州征发民夫,招募士兵。十天后,孝文帝在他嫡祖母冯太后的永固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就从平城出发,率领三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南下了。

当时,北魏已统一了中国北方,与南朝以淮河和秦岭为界,双方已形成对峙的均势,孝文帝匆匆忙忙又大张旗鼓的军事行动自然引起了文武大臣的疑惑和不满。从平城出发前,就从少数大臣那里传出了即将迁都的流言,多数官员也觉察到了“南伐”的异味,鲜卑贵族怕从此离开故乡,更是不愿南迁。但孝文帝明明下的是南伐令,习惯于东征西讨的鲜卑将士自然不敢表示反对。

军队刚离开平城,就遇到绵绵阴雨,一路艰难跋涉。九月二十二日,孝文帝到达洛阳。当时阴雨不止,道路泥泞,但到了二十八日,孝文帝下令大军继续南下。第二天清晨,孝文帝一身戎装,从行营扬鞭跃马而出,早已守候着的群臣一下子跪在马前,叩头请求停止南伐。首先由李冲以天雨为由加以劝阻,受到孝文帝批驳后,李冲却说:“这次南伐,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一意孤行。我没有什么话说,只能以一死相请。”孝文帝大怒道:“我正要统一天下,而你们这帮儒生老是立场不坚定。我的刀斧不饶人,你就别说了。”说罢又策马向前。这时,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拓跋澄等宗室一齐痛哭劝阻,孝文帝才对群臣说:“这次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要是没有一点成果,怎么向后人交代?如果就此班师,拿什么传之千秋?我想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北方荒漠之中,难道不想南迁来享受无穷无尽的幸福吗?难道只有今天的君子才有这样的念头吗?只是要等到天时人事齐备、王业完成罢了。要是不南伐,就应当将首都迁到这里,在中心地区建都,现在正是机会。说干就干,不要拖延时间,你们赞成迁都的往左站,不赞成的往右站。”

孝文帝满以为群臣都会赞成,不料安定王拓跋休等接连不断走向右边。因贪污而被革去南安王爵位的拓跋桢见立功的机会已到,站出来大声疾呼:“干大事不必与一般人商量,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干成非常之事。迁移首都以绵延王业,选择中心地区建都,以前周公这样做,现在陛下也这样做,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天下还有什么比首都更重要?人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请求立即停止南伐,迁都中原,上使陛下安居,下使百姓放心,这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百姓的幸福啊!”早有准备的一批大臣高呼万岁,群臣齐声响应,孝文帝趁势宣布迁都洛阳。

当时,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屡次战乱,洛阳的西晋宫殿已成一片废墟,孝文帝只得暂住附近的金墉城,一面征召司空穆亮和李冲等修建洛阳宫殿,一面派安定王率百官回平城迎迁家属,但将向留守平城的宗室、大臣传达迁都决定的重任交给了任城王拓跋澄。果然,当拓跋澄一行驰回平城宣布了迁都决定后,引起一片惊惶。拓跋澄说古道今,反复开导,人心才逐渐稳定,表示服从。在拓跋澄、李冲等人的精心策划和全力支持下,孝文帝打赢了第一仗。

次年二月,孝文帝回到平城,谒祖陵,祭天,正式部署迁都。但出于习惯势力和家族私利,鲜卑贵族和大臣继续反对迁都。孝文帝私下征求鲜卑重臣于烈的意见,于烈答道:“陛下深谋远虑,不是愚见所能理解,但说真心话,我赞成迁都与留恋平城的想法是一半对一半。”孝文帝说:“你不唱反调,就是赞成,你不说反对话已帮了我的大忙了。”立即委派他负责平城的留守。可是,鲜卑大臣中像于烈这样的人也屈指可数,当孝文帝在太极殿召见留守官员时,燕州刺史穆罴就公开提出反对意见:一是“四方未定,九区未平”,一是洛阳不产马。孝文帝说,马固然产在北方,但我的马厩就设在代郡,还担心没有马吗?平城在恒山以北,已在九州之外,所以要迁都中原。穆罴说:黄帝住在涿鹿,古代圣王也不一定住在中原。孝文帝回答:黄帝得天下后不也迁到了河南吗?尚书于果、东阳王拓跋丕又以百姓安土重迁,祖宗在这里开都,迁都没有经过占卜为理由反对,孝文帝列举平文帝迁离故土,昭成帝迁至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东北)和道武帝迁都平城的事实予以驳斥。群臣不敢再说,但仍有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坚持反对意见。

同年十月,孝文帝正式迁离平城,平城的官民也开始南迁,当年朝廷颁布了豁免南迁的百姓三年租税的法令。孝文帝到达洛阳不久,就令宇文福在附近的黄河之滨选定了一大片牧地,用以放养南迁的马匹,以后一直保持着十万匹的规模。与此同时,洛阳的新宫也在加紧建造,为了运输材料的方便,还在伊水、洛水上建了浮桥。到太和十九年九月,皇室和文武百官已全部迁入洛阳,历时二年的迁都基本完成了。

在迁都已成定局时,孝文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更彻底的汉化措施,而反对派也不放过每一个对抗的机会。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孝文帝下令禁止士民穿“胡服”(鲜卑等北方诸族的服装),大多数鲜卑人都不乐意,很多人没有执行命令,如东阳公(原东阳王)、太傅拓跋丕就公然一身胡服,拒不换装。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太师、京兆公冯熙在平城病故。冯熙是冯太后之兄,又是孝文帝的岳父,留守平城的拓跋丕本来就不赞成迁都,就联合陆叡等上书,请求孝文帝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孝文帝识破他们的意图,指出他们在迁都之初就出了这样的主意,是“陷君不义”,下令对他们给予降职处分,又下诏将冯熙的灵柩迎至洛阳安葬。

五月二十六日,孝文帝出征归来后在朝堂召集群臣,问道:“你们希望朕超过商、周,还是赶不上汉、晋?”咸阳王拓跋禧回答:“群臣愿陛下超越以往所有的帝王。”“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愿圣朝的治理日新月异。”“是只顾自己一代,还是要传之子孙?”“但愿能传到百世。”“那就得改革,卿等不得违抗。”“上令下从,谁又敢违抗?”至此,孝文帝正式宣布了他的另一项汉化措施:“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正音(中原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或许一时难改,三十岁以下的朝廷现职官员不许再讲鲜卑话,如有故意不改的,就要降职或撤职。”群臣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为了立威,孝文帝还拿李冲开刀,说:“我曾就此事征求过李冲的意见,他竟说:‘四面八方的人说话不同,谁也不能说自己对,皇帝说什么话就是正音。’这话真够得上犯死罪!”他对李冲说:“你对不起社稷,应该让御史拉下去治罪。”李冲连忙摘下帽子,叩头认罪。孝文帝又责备留守的官员说:“昨天我望见妇女还穿着夹领小袖的胡服,你们为什么不奉行上次的诏书?”群臣只得认罪求饶。孝文帝说:“要是朕说错了,你们应该当面提出。怎么能在我面前奉旨,下去了就不执行呢?”六月初二,孝文帝正式下诏,禁止在朝廷使用鲜卑语,违者一律免职。

不久前,广川王病亡,他的夫人早死,葬于平城,有关方面请示他应该在何处安葬,孝文帝又推出了一项重大改革:代(平城及周围地区)人已迁洛阳者,应该全部葬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如果丈夫以前死在代地的,妻子可以葬回去;丈夫死在洛阳的,不准回代地与妻子合葬。六月十九日下诏:“凡迁至洛阳的百姓死了,一律葬在河南,不得葬回北方。”于是南迁的移民的籍贯都改为河南洛阳了。

二十年正月,孝文帝走出汉化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步,将本家族由拓跋氏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包括鲜卑族及其他北方民族,统统改姓,如拔拔改为长孙,达奚改为奚,乙旃改为叔孙,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赖改为贺,独孤改为刘,贺楼改为楼,勿忸改为于,尉迟改为尉,等等。鲜卑等族与汉族在姓氏上的差别至此消除。同时,孝文帝以行政手段促使鲜卑族与汉族通婚,下令北方四个门第最高的家族的代表人——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将女儿送进后宫。李冲出身陇西大族,又与各个高门大族结为儿女亲家,孝文帝也将他女儿纳为妃子。他还下诏为自己六位弟弟重新娶妻,分别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代郡穆氏联姻。尽管此前鲜卑族与汉族已开始通婚,如孝文帝的嫡祖母冯太后就是北魏第一位被立为皇后的汉族妇女,但如此大规模的通婚,无疑使鲜卑族从皇族元氏开始不再有纯粹的血统了。

这样剧烈的措施,推行时自然不会顺利,但孝文帝万万没有想到,带头违抗的竟是自己的长子——太子元恂。元恂不喜欢念书,身体肥大,嫌洛阳夏天太热,常想回平城去。孝文帝赐给他汉族服装不穿,却经常偷偷穿上胡服,为此他的老师高道悦多次规劝,他非但不听,反而对高恨得要命。当年八月初七,孝文帝去嵩山,元恂与左右密谋,在宫中杀了高道悦,从牧地调来马匹,准备奔回平城。幸而被领军元俨发觉,严守宫门,将他们堵住。孝文帝得报大惊,立即赶回洛阳,进宫后就将元恂押来讯问,还亲自动手,与咸阳王元禧轮流打了他一百多板子,关押起来。当年闰十一月,孝文帝决定“大义灭亲”,他说:“这孩子今天如不加处置,就会成为国家的大祸。要是我死后无人继承,恐怕还像西晋末年那样,出现永嘉之乱。”于是将太子废为庶人,加以监禁。

反对派一直想利用太子,早在迁都之初,就想将他挟持在平城,然后起兵封锁恒山一带的关隘,割据雁北。太子被废,无疑是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孝文帝南迁后重用中原士人,更增加了他们的失望和愤怒。当时,鲜卑重臣穆泰出任定州刺史(治今河北定州市),他以自己久病,在天气温暖的地方会加重为由,请求改任恒州刺史(治平城),孝文帝为此将恒州刺史陆叡与他调换。穆泰回到平城时,陆叡尚未赴任,就一起策划叛乱,秘密串连了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等人,并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盟主。只是陆叡认为洛阳方面无机可乘,劝穆泰暂缓行动。元颐假装与穆泰等结盟,派人密报洛阳。孝文帝请任城王元澄抱病北行,相机行事。穆泰只顾率军队与阳平王会合,却没有守住雁门,元澄率轻骑兼程到达平城,迅速瓦解了穆泰的党羽,将穆泰、陆叡等百余人擒获。二十一年二月,孝文帝到达平城,将穆泰等判处死刑,让陆叡在狱中自杀,还将实际上支持叛乱的新兴公(原东阳公)元丕削爵为民,迁往太原。为了使一些北方游牧民族的酋长和质子逐步适应,孝文帝也作出了妥协,特许他们可以像候鸟一样,每年秋天到洛阳,春天返回部落。

三月,孝文帝在归途中到达长安,中尉李彪送来密表,控告废太子元恂与左右谋反。孝文帝下诏,令元恂服毒酒自杀。这个可怜的牺牲品当时只有十五岁,事后证明他在被废后已经相当悔悟,常常以读佛经寻求解脱,此事显然是出于李彪等人的陷害。元恂或许从来没有参预过反对派的活动,他杀高道悦,企图逃回平城,或许只是一个十四岁顽童的恶作剧。但孝文帝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只要元恂还活着就可能成为反对派的旗帜。为了改革的胜利,他只能付出亲生儿子的代价。尽管孝文帝在两年后就以三十三岁的英年逝世,他的改革措施再也没有逆转,中国历史上掌握了政权的非汉民族统治者最主动、最彻底的汉化最终实现了。这样的改革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绝后的,就是比之于我们的东邻日本在近代实行的明治维新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当时的思想家虽然倡导“脱亚入欧”,恨不得将日本变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还是保留了语言、姓氏和种族。

二

历来在中国北方和境外生活的游牧民族,凡是要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无论是被掳掠或强制迁入的,还是作为征服者来君临天下的,最终都免不了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的命运,而本民族也都融合在汉族之中了。且不说先秦的非华夏族,从汉代以来,匈奴、乌桓、鲜卑、羯、丁零、铁勒、突厥、回纥(鹘)、沙陀、契丹、女真,几乎无一例外。元亡后留在明朝境内的蒙古人、色目人就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民国建立后保持满族身份的人口也曾迅速减少。这些民族消亡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被动的,尤其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总要千方百计地抵制汉民族的同化。但统治者都无法解决一种两难选择:为了他们的王朝长治久安,特别是要治理人口远比他们本民族多的汉族臣民,他们不得不选择汉族文化;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民族特色,特别是使本民族不至于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中被同化,他们又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甚至是极其严酷的法律手段。从十六国时期刘渊的汉国开始,这些由非汉族所建政权大多实行“一国两制”,如辽朝有北面官、南面官,金朝既有“猛安谋克”又设州县乡里,元朝对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实行不同政策,清朝满汉异制。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些民族在其统治后期已经难以抵挡被汉族融合的潮流,但无不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它们真正被同化都是在亡国丧权以后。今天看来十分正常的民族融合,当年都曾经付出惨痛浩大的代价——征服之初的镇压屠杀和被推翻后的血腥报复。在最残酷的一次民族仇杀中,曾经统治北部中国的羯人几乎被杀光,连不少长得像羯人的汉人也被误杀。清朝入关后的薙发令曾经使多少人头落地?而连孙中山都提出过“驱逐鞑虏”的口号,要不是社会的进步,清朝亡后又将有多少满族人为他们的祖先作出补偿?

应该指出,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鲜卑拓跋部曾经相当落后、保守,对华夏文明格格不入,并没有什么适宜改革的“国情”。公元277年,首领力微(始祖)之子沙漠汗(文帝)在晋朝当质子多年后返回,他当着诸部大人(酋长)的面用弹子打下了飞鸟,这引起了大人们的恐慌,因为当时的“国俗”还没有用弓发射弹子的方法。他们认为:“太子的服饰神态已与南方汉人一样,又学了这样少见的奇术,如果让他继承国统,就会改变旧俗,我们一定会不得志。不如选留在国内本分淳朴的人。”于是一起向力微建议,将他杀害。直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杀汉族大臣崔浩,主要的原因虽在于打击汉族士族势力,但罪行之一也是他所作《国记》将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原原本本写了出来,并且刻石立在通衢大道上,是“暴扬国恶”。

孝文帝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改革完全是自觉、积极、主动的。当时北魏的国势如日中天,在北方的统治已经稳定,并且已得到汉族官僚世族和士人的认同,并没有面临其他民族或势力的挑战,更没有到达不改革就得覆灭的地步。他当然受到了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而且在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死后他才亲政,此前的一些重大措施,如制定新律,官员实行俸禄,施行均田制、三长制等都是在冯太后执政时完成的,但决定性的汉化政策还是由他制定并推行成功的。孝文帝的改革信念是基于他对汉文化优越性的认识和对鲜卑族长远利益的关注,这充分表现在他对陆叡的谈话中:

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见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九)

在孝文帝之前,十六国的君主中也不乏汉化程度很深者,如汉的刘聪、刘曜,前燕的慕容廆、慕容皝,前秦的苻坚,后燕的慕容垂等,他们本人都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但都没有能够解开本民族的情结,打破民族间界线,不得不实行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双重标准。相比之下,孝文帝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孝文帝尽管牺牲了自己儿子,不得不杀了一批企图叛乱的宗室重臣,但付出的代价并不是很大,他的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成功。

孝文帝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百余万包括鲜卑和北方各族在内的移民迁入洛阳和中原,使洛阳再次成为北方以至整个亚洲文化中心,使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并吸收了鲜卑各族的北方文化远远超过了南方的汉族文化,也为以后形成和发展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说,在融入汉文化的同时,鲜卑文化的精华成了汉文化的一部分。鲜卑文化主动汉化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使汉文化鲜卑化或胡化了。

正因为如此,洛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洛阳伽蓝记》中传神的描述和今天还能看到的龙门石窟的辉煌艺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即使在当时,南方的有识之士已经承认,洛阳的文明程度已经凌驾于南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之上。永安二年(529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可比,但陈庆之回国后却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知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从唐朝初年开始,拓跋鲜卑建立的魏国被正式承认为中国的正统之一,与继承了晋朝法统的南朝享有同等地位,官方编纂的历史就有《北史》和《南史》两种,从此有了“南北朝”的名称。一个非华夏(汉)族建立的政权能被华夏(汉)族承认为正统所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迹。此前建立十六国(实际不止)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诸族,被逃离中原的东晋称为“乱华”的“五胡”,在唐初官修的《晋书》中,他们的君主还没有资格享受“本纪”的待遇,只能专门另立一种“载记”。

鲜卑族本身也是改革的受益者。元氏家族,尽管经历了尔朱荣之乱。东、西魏分裂,北齐、北周取代东、西魏等屡次内乱、战祸和天灾,但依然子孙繁衍,名人辈出,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几位杰出人物。在唐朝,见记载的就有神童元希声,北门学士元万顷,名士元德秀、元虚集,学者元行冲等,特别是著名诗人元结、元稹,元稹与白居易齐名而并称“元白”。金代末年,还出了大诗人元好问。

至于其他鲜卑族的后裔,或含有鲜卑血统的“汉人”就更不胜枚举,有兴趣的话不妨翻翻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明显属于鲜卑、匈奴等族后裔的,就有刘氏、窦氏、高氏、房氏、宇文氏、长孙氏、李氏、于氏、阎氏、豆卢氏、源氏、浑氏、元氏、独孤氏、安氏等十多支。就连唐朝皇家李氏,也并不是纯粹的汉族血统,至于其他王侯将相以至士农工商中带有胡人血统的人,尽管我们永远无法作出定量分析,但毫无疑问是相当多的。

经过孝文帝的主动融合和以后的发展,鲜卑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最终成为汉族的一部分。正由于鲜卑等民族的不断加入,才为汉民族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汉民族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今天汉族能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和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离不开鲜卑等民族的贡献。而鲜卑族本身,尽管因此而不再作为一个单一民族而存在,但在另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得到了永生。中华民族固然应该纪念华夏族的祖先,但也应该纪念包括鲜卑族的先人在内的列祖列宗,不要忘记像孝文帝元宏那样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壮大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盖世英雄。

三

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孝文帝或许会被当作千古罪人。由于他的改革,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纯粹的鲜卑族、鲜卑语言、鲜卑文化以至拓跋氏家族很快消亡了。尽管中国还有元氏和其他鲜卑姓氏的后裔,但都已不是纯粹的鲜卑血统;尽管专家们还能复原出鲜卑文化的某些片断,但终究难睹它的全貌了。要是孝文帝不实行改革,或者为了保持鲜卑民族的纯正,宁可放弃中原的物质文明和辽阔疆域,回到沙漠草原,可能近代的人们还会在蒙古高原或大兴安岭中发现一个茹毛饮血、逐水草而居的鲜卑族。或许有人会认为,孝文帝的作用与从肉体上消灭一个民族没有什么不同,不过采用了另一种手段而已,甚至是更阴险毒辣的手法,起到了外部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完全是一个“鲜卑奸”。

如果离开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民族在先进民族面前应该作出什么选择?那么答案一定会更多,更复杂。这无疑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笔者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从孝文帝其人其事的确引起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在今天中国的范围乃至整个东亚,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间,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一直是总体上最先进、文化水准最高的民族,所以对其他民族而言,“现代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就是“汉化”的过程。当然,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等方面的限制,想汉化未必化得了,但要进步就只能学习汉族文化却是别无选择的道路。不仅前面提到过的各个民族毫无例外,就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现代化”而不“汉化”,岂不两全其美?可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除了孝文帝等个别君主,其他大多数非汉族君主都曾想过不少办法,试图在接受汉族文明的同时保留本族的一些重要习俗,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辽朝皇帝曾坚持“捺钵”,即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到不同的野外帐篷中生活和办公,但到了后期,捺钵时间越来越少,而实际的首都却已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南迁到了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王公贵族还喜欢住在更南的南京(今北京市)。金朝后期,迁入黄河流域的女真人纷纷学汉语,穿汉装,改汉姓,以至皇帝多次下诏禁止。但连太子、诸王都“自幼惟习汉人风俗”,女真“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气得金世宗骂他们是“忘本”,看来已无可奈何。满族入关后,为了保持本族传统煞费苦心,将边外的“龙兴之地”列为禁区,设置围场,皇帝每年行围打猎,禁止满汉通婚,强制推行满族服饰。坚持使用满族文字、姓氏,措施不可谓不周。但曾几何时,早已在关内定居的满族人不愿再回关外;八旗将士骑不了马,拉不开弓;乾隆以前的皇帝还能跃马射虎,以后就只避暑不围猎了;满姓虽还保持,名字却早已汉化,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姓氏。到了清朝江河日下之时,关东开放,新军取代绿营,通婚开禁,剪辫合法,还有多少传统能够保得住?二千多年间,没有一个民族取得过比孝文帝改革后的鲜卑族更好的结局,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请注意,这里讨论的是历史,不是现实。当时没有联合国宪章,没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没有民族自治或基本人权的保障。当时也没有火车、轮船、汽车、飞机,没有电话、电报、摄影、电影,更没有电视、传真或信息高速公路,不要忘记,先民是在工业革命前进行民族间的交往、争斗、竞争和融合的。所以我要赞扬孝文帝元宏,因为他走了一条当时唯一正确的道路。





麻城孝感乡——湖广移民的根


在中国移民史上有过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它们被千百万移民认为故乡,尽管它们实际上未曾容纳过那么多的人口。直到今天,很多华北平原上的居民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华南的无数家族溯源到南雄珠玑巷,客家人以福建宁化石壁为发祥地,江苏的苏北地区有不少人自称迁自苏州阊门。而从明朝初年开始就迁往四川的湖广移民后裔,念念不忘的根就是麻城孝感乡。

所不同的是,大槐树等地名今天还存在,有的已是旅游胜地,有的已建有纪念建筑,而麻城孝感乡却早已从地图上消失,所以更使这个令千万移民后裔梦魂萦绕的地名蒙上了一片迷雾,产生了种种猜测和疑问。

湖广移民遍四川

话说麻城孝感乡与湖广移民的关系,还得从元末明初讲起。

元朝末年,徐寿辉、陈友谅为首的农民起义和元军的镇压,使今湖北境内沦为战场,为躲避战乱,大批人迁往四川。至正十七年(1357年),徐寿辉的部将明玉珍率师入蜀,攻占重庆,不久占有四川全境。明玉珍是湖北随州人,其部属大多也是湖北人,因而又有很多湖北人迁入四川。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杀徐寿辉后自立为帝,明玉珍不服,与陈友谅断绝关系,一些反对陈友谅的徐寿辉旧部又入川投奔明氏政权。

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军攻灭陈友谅,据有湖北。由于陈友谅曾多次对朱元璋造成严重威胁,朱元璋十分痛恨,对当地人的杀戮相当严重,至今还在民间留下不少恐怖的传说。加上明初在湖北大规模“垛军”(强征百姓为军户),甚至“见烟起户垛之”(见嘉靖《罗田县志》卷六《修武志·军政》)。因此,在明氏政权还存在的情况下,百姓继续逃往四川。

明洪武四年(1371年),明将汤和、傅友德、廖永忠等率军攻蜀,明玉珍政权灭亡。朱元璋命诸将所率军队就地驻守,又有部分湖北籍兵士定居四川。按照明朝的制度,他们的家属都应随迁。明氏旧部被收编后,也都就地安置。由于四川人口稀少,登记到的户籍仅八万多户,洪武年间曾多次组织移民迁入,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也是来自湖北。明初以后,仍有湖北人陆续迁往四川。从现存的地方志、族谱和其他史料看,明朝的湖北移民遍布四川各地,连川西南汉彝杂居地区也有他们的踪迹。

湖北在明朝属湖广布政使司(俗称行省),所以称湖广。湖广虽还辖有今湖南省,但明朝迁入四川的移民主要来自湖广北部即今湖北。

明清之际,四川再次遭受严重破坏,人口损耗殆尽。从清初开始,又有大批外来移民迁入四川,其中最大部分也是来自湖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这次移民中也有湖南人,但更多的还是湖北人。

这些移民的后代基本都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湖广麻城”,其中大多数还说是迁自“麻城孝感乡”,甚至连叙永县的彝族中也有人说祖上是从“湖北麻城”迁来。由于一部分移民称从江西迁至湖北后再迁四川的,但他们也说来自麻城,因而出现了“江西麻城”这样奇特的地名。

孝感乡已在今黄安(红安)县

清朝的湖北麻城县和今天的麻城市都已经没有孝感乡这个地名,所以有些人认为历史上并没有孝感乡,有些人认为是指孝感县(今孝感市),前些年听说还有四川的湖广移民后代到孝感市去寻根。其他学者虽相信麻城孝感乡确有其地,却没有找到究竟在哪里。1991年,我指导的研究生李懋军以明代湖北人口迁移为硕士论文的课题,在湖北和四川的调查中花了一番功夫,以后又仔细研究了有关史料和历史地理环境,终于发现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邻县红安县城关镇一带。

原来明初麻城县辖有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成化八年(1472年)因户口减少,孝感乡被并入仙居乡。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麻城县的太平、仙居二乡的二十里被划入新设的黄安县。仙居乡位于县西,孝感乡既然是因为户口少才被并掉,就不可能更靠近县城,而应该在仙居乡的西部,这与地方志中称该地“地僻民顽”的人文条件和“四距皆山,中有平原”的地形条件都相符合。所以当仙居乡的西部划入黄安县时,原孝感乡地就改属黄安县了。可以断定,黄安(今红安)县的东南部即原孝感乡地。

在四川泸州《王氏族谱》中发现了一个重要证据。该谱载有三世祖王仁义作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的序,在其中“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下注明“嘉靖中改为黄安县”。谱中另一篇序作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此谱虽刻于民国三年,但这条注至迟不会晚于康熙四年,也就是说离孝感乡划归黄安最多才一百年,其正确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证明以上的推断是正确的。

孝感乡真是移民的故乡吗?

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果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县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原孝感乡至多只占今红安县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么多湖广移民,怎么可能都来自这样一个小范围呢?何至于其他乡、其他县就没有人外迁,或没有留下移民后裔呢?清朝以来的地方志作者和学者早已提出了这样一些疑问,却都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经过近年的深入研究,结合移民史的普遍规律,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了。

首先,由于徐寿辉是罗田人,与他一起组织起义的邹普胜是麻城人,都属黄州府,所以他的部属中肯定会有很多麻城及附近一带的人,随明玉珍西征和以后迁入四川的徐氏部属中麻城人的数量不少。其次,由于麻城处于鄂东北边缘,接近大别山,是难民避乱的场所,因而在元末有不少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流民迁入,其中大部分人又转迁四川。如明朝的名相杨廷和的五世祖杨世贤是江西庐陵人,元末避乱迁于麻城,以后又迁至四川新都,但赵吉为杨廷和作的神道碑中就称他为湖广麻城人了。孝感乡应该是麻城一带移民的集合和出发地,就像洪洞的大槐树、苏州的阊门一样,所以麻城人又都说来自孝感乡。

当然,来自麻城的人再多,也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湖广移民。不过由于移民的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文化的贫民,经过在战乱中的转辗迁移,几代、十几代后的后裔已经不知道祖籍究竟是哪里了。等到子孙发迹,或家族繁衍,需要编造家谱时,往往不知如何下笔,或者不便再写上祖宗低微的身份了。而麻城移民人数多,又出了像杨廷和这样一批大人物和大家族,所以其他家族也都称麻城孝感乡人了。一旦载入族谱,这样的祖籍就再也不会改变了。所以在明朝时四川的麻城人还没有那么多,以后越来越多,几乎都成了麻城人。这种现象在其他移民集中的地区也是很普遍的。

但无论如何,麻城孝感乡是相当多湖广移民的故乡或出发地,又长期得到其他移民的认同,应当看成是湖广移民的根。这个根就在今天湖北省黄安县。





清乾隆年间尹壮图上疏事件始末


在清朝的历史上,尹壮图算不上是什么名人,他虽官居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却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但他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五十六年初的一段经历却值得读史者重视,至今仍能发人深省。关于此事,《清史稿·尹壮图传》有记载,《清高宗实录》所录上谕更多达十余次,兹据以辑为始末。

原来乾隆皇帝晚年,如发现各省总督、巡抚有错误或不称职的,往往采取罚款的办法,只要交了罚金就万事大吉。尹壮图认为这样做很不得体,于是就上了一疏:

督抚们自己犯了错误,皇上圣恩不马上撤他们的职,罚若干万两银子充公,也有的督抚自己请求认罚若干万两的。这样做的结果,贪残的官员就以此为借口大饱私囊,就是清廉的也不得不指望下属赞助,以后遇到亏空营私一类重案,难免不会千方百计加以庇护。所以罚银虽然很严,却非但不能使他们感到羞愧和恐惧,反而会滋长无所谓的念头。请永远停止这一做法,将罚款改为记大过若干次。如这些人才识平庸,或者撤职罢官,或者调任京官,不要再让他们担任地方要职。

尹壮图的意见显然并无不当,却在无意中犯了乾隆的大忌。原来当时吏治废弛,腐败成风,贪赃公行,督抚中的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乾隆一方面要粉饰太平,所以除非实在掩盖不住,否则对督抚们绝不公开处理;另一方面又要显示自己明察秋毫,对督抚们不时要找些过失。而且由于乾隆挥金如土,国库早已逐渐空虚,让臣下自愿缴纳罚款,既没有横征暴敛的恶名,又增加了“计划外”收入,岂不妙哉!至于督抚们的钱从哪里来,就只能不闻不问了。尹壮图要改变这一做法,不仅断了乾隆的财路,而且等于是要他认错。如果真依了尹壮图的意见,不少督抚就得公开处分,大案要案一多,岂不是向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和他这位圣明天子脸上抹黑?

刚度过八十大寿庆典的乾隆头脑十分清楚,他知道要堵住尹壮图的口并非难事,要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和国家的大好形势却要费一番心思,至少要先弄清楚尹壮图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十一月十九日(1791年12月24日),乾隆亲临乾清门听政,下了这样一道上谕:

一些督抚拿了优厚的俸禄,不能尽职,所以给予罚款充公的处分,让他们自己拿出钱来弥补罪过,只是偶然的做法,并没有形成制度。假如有人胆敢乘机向属员摊派,就是贪污徇私,自蹈重罪。要是将他们撤职罢官,或调任京官,名义上是加重处分,实际上反而宽大,他们都得感谢你尹壮图这个建议了。尹壮图恐怕出现这类弊病,要求永远停止罚银的做法,不是没有见地。殊不知朕因为督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只要没有犯贪赃枉法的罪行,为爱惜人才起见,不计较他们偶然的过失,从宽处理,照样录用。即使给予罚款,也都留作地方工程公用。这是考虑到督抚俸禄优厚,所犯错误还不到违法的程度,才采用罚款,以示薄惩。……但督抚中可能有人辜负了我的恩惠,昧着良心,以筹措公费为由,向部属伸手,而部属们也乘机摊派搜括以讨好上司,这种人也不能保证没有。……尹壮图既然上了这样的疏,当然必定确有见闻,应该将具体事实报上来。朕必定严加追究,从重处罚,决不稍有姑息。

尹壮图见皇上说了一番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又是一派虚心纳谏的态度,就将自己的见闻如实上报,殊不知正好落入了乾隆的圈套:

各省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我在经过的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考察官吏是否贤良,过往客商和当地百姓有一半都“蹙额兴叹”(皱着眉头,摇头叹息)。各省风气,大致都如此。但要问下令摊派或奉迎搜括的人,他们上司和下属之间内部勾结,外面人岂能了解?我只是道路上风闻,就随便写进了奏折,绝不敢轻易指出是谁来。……请皇上选派满族大臣与我一起去各省秘密调查财政亏空的情况。

乾隆见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而尹壮图又没有掌握督抚们的具体罪证,立即穷追不舍,对尹的批判也开始上纲上线,十二月二十一日下了上谕:

尹壮图的覆奏朕反复看了几遍,并未指实一人一事,仍然只是拼凑一些没有根据的内容,拿空话来搪塞。朕五十五年间任用的督抚很多,凡是不计较他的小缺点而录用的,都是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或者所犯的错误并不是贪污腐败一类触犯刑律的事情,因此才酌情从宽,重新起用。像王亶望、陈辉祖、国泰、郝硕等有贪黩营私劣迹,一经发觉,无不处以重刑,从不稍存宽贷。……至于说经过各省的商民半皆蹙额兴叹,竟然好像现在这世上,人民已经活不下去了。朕临御五十五年,对待百姓像子女一样,恩施优渥,四次普免天下钱粮,两次普免各省漕粮,数量何止万万?偶然遇到水旱灾害,不惜动用千百万库银,补助抚恤,救济贷款,贫穷百姓都受到实惠,这不是家喻户晓的事实吗?有天良的小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何至于蹙额兴叹,聚在一起发泄牢骚不满呢?或许这是尹壮图在途中偶然遇到一二个受赋役困扰的小民向他陈诉,就应当据实奏闻,朕必定差大臣去调查办理。但这话是从谁那里听来的?在哪里见到过这种情况?也令他据实指出。……

尹壮图要求选派满洲大臣,同他秘密往各省盘查亏空,朝廷从来没有这样的制度。况且各省吏治不同,仓库充足的自然不需盘查,即使偶然有亏缺的,一听到钦差起程的消息,早已设法弥补,名义上是盘查,实际上还是有名无实。合计天下州县,不下千余,即使经历数年,也不能全部查遍。其实尹壮图心里也明白,这事是办不到的,不过是自己掂量学问才干都属平庸,在朝廷不能升为侍郎,外放派不到学政,至于尚书、督抚的职位更难梦想,想借此奏折显示才能,或许能侥幸录用,又可借盘查为名,沿途进行恐吓讹诈,希望得到贿赂好处,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岂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朕自登位以来,至今五十五年,寿晋八秩,综览万机,自问勤政爱民,可以说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也断不会昧着良心怨恨朕。现在离预定归政(乾隆六十年传位于太子)的时间只有几年了,还恐怕年老偷懒,稍有松懈,只是每天孜孜不倦,来报答上天庇佑的厚恩。每次召见内外大小臣工时,随时征询对朕办事情形的意见,都说朕精神强固,办事日益勤励。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都是用假话献媚,当面欺罔,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是被人蒙蔽,对外间一切情形全无照察,最终一无所知了。

著尹壮图将所奏直隶等省亏空在何处,商民兴叹究竟是何人,月选官议论某一职位亏空若干又是听自何人传说,逐一指实覆奏。若果然查询得实,朕从不肯让他们蒙混过关,自有办法。尹壮图不可仅用空言假话搪塞,自蹈欺罔的罪过!

此时尹壮图才知道上了乾隆的大当,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写了认罪书,承认自己措词不当,请求皇上治罪。但乾隆却不肯就此罢休,而是要充分利用这个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在二十三日又下了上谕。

他首先指责尹壮图提这样的建议是为了讨好各省督抚,然后对尹的言词严加驳斥:“若谓普天之下,民不堪命,竟至疾首蹙额,怨及朕躬,则断断无此情理,朕不肯受其咎。”接着他历数“我朝自定鼎以来,深仁厚泽,浃洽人心”的事实,从世祖(顺治)、圣祖(康熙)、皇考(雍正)的德政,一直说到自己的励精图治,认为这些不但是胜国(明朝)所无,“即上溯三代,下迄宋元,亦复罕有伦比。”“尹壮图于朕爱民勤政之意,懵然罔觉,忍为此蹙额兴叹之语,几于摇惑人心,岂伊自外生成,独非大清之民乎?”简直是自绝于人民!

乾隆又以近日各省来京告状的人增多为例,说明这是由于平日爱民如子,连民间一些鸡毛蒜皮的争执也不容稍有冤枉,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来申诉,以至有人说他对此等小民“不啻如慈父之养骄子者”,“愚民感激深恩,尚能咸喻朕意,尹壮图身为大员,曾乡曲小民之不若矣!”

于是乾隆命户部侍郎庆成(满族人)带了尹壮图到山西省“切实盘查”,如有亏缺就治地方官的罪,“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钓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灭,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将百姓当作子女)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试令尹壮图清夜扪心,亦何忍为此耶?”他下令将“朕办理庶务之苦心及尹壮图莠言乱政之处”布告天下。爱憎分明的大臣们立即上书,要求将尹壮图撤职查办。可以肯定,全国大小臣工声讨尹壮图的滔天罪行,歌颂乾隆勤政爱民、洞察一切的奏章会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乾隆却坚持让“事实”说话,对尹壮图不作组织处理,让他以高级官员的身份到各处“任意盘查”。

其实尹壮图盘查的结果已不问可知了,且不说各省地方官已有了充分准备的时间,要是真的给尹壮图查出什么问题,岂不辜负了皇上“办理庶务之苦心”,与“尹壮图莠言乱政”同流合污了吗?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地方官绝不会有半点含糊。到达大同后,果然仓库“丝毫并无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属相符”,查不出任何问题,尹壮图只得覆奏皇上,承认自己“陈奏不实之咎,百喙难辞,恳即回京治罪”,但也申辩是出于“戆愚”,“冒渎圣听”,并说现在“昼夜赶程,诚恐偶冒霜露之疾,不能平安回京,以受朝廷处治,转非为臣之体”,请求让他早日回京接受处罚。

十二月初三,乾隆下了第四道上谕,指责尹壮图名义上认错,实际在造成他是“抗疏铮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居心巧诈,殆不可问”。他说尹壮图因为升不了官,又不能外放当学政多拿些养廉银,才采用这种手段,但奏疏中错别字不少,岂能担当教育士子的重任?还发挥充分的想象,如让尹壮图盘查到淮扬一带,盐商们害怕钦差大臣的声势,必定会大加贿赂,尹壮图就能名利双收了。这类伎俩就是庸主也不会受骗,“若朕烛照所及,情伪周知,小人心术,早已洞见肺肝”。尹壮图当我是什么人,敢用这等伎俩在我面前尝试吗?尹壮图要盘查外省仓库,是他自己的请求,虽然他也承认“大同如此,太原可知”,但他奏折内所指不止山西,“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当前赴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处”。

同日,乾隆传谕军机大臣:庆成是钦差大臣,应按规定开支出差费,尹壮图是自愿去盘查,给他提供驿马(交通工具)已是格外开恩了,不能再给出差费。但他是穷书生,带的盘费大概不会多,如果不够用,可以让庆成在出差费和差役的口粮中酌情分一些给他。乾隆怕尹壮图过于紧张,要在路上有个三长两短,这场运动就搞不下去了,因此又要庆成转告:“尹之谬妄之处,固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要他配合,继续盘查下去,以便“折服其心,无可借口”。尹壮图的奏折中曾提到,认罚最多的督抚所得养廉银,除应酬之外还有结余,钱是从哪里来的?又如何筹措那么多罚款?乾隆说山西巡抚书麟就是认罚的人,让庆成带着尹壮图,当面向书麟问问清楚。又通知直隶、山东、江、浙等省,如果尹壮图去盘查,只提供驿马,而庆成等应按例提供出差费。

在这道上谕收到之前,庆成已带领尹壮图回京。十二月初九,乾隆又发出上谕,令他们速回太原,务必当面向书麟调查,然后去正定、保定,再去山东济南,由旱路去江南等省。最后又指出尹壮图在前两次的奏折中,将“傑骜”写成“桀骜”,将“孟浪”写成“梦浪”,新收到的奏折中又有错别字。同时断定尹壮图之所以会说各州县都有亏空,是因为往来各省时曾向地方官打秋风,地方官为找借口敷衍,就说有亏空。“此系外官常有陋习,而尹壮图遂信以为实,冒昧入告,又可借盘查为名,需索吓诈,其居心卑鄙,即此可见,安能逃朕洞鉴耶?”

尹壮图赴太原后上奏,书麟说历年积存的养廉银交罚款绰绰有余,何必再想其他办法。他承认自己说话“过当”,“业已倾心帖服,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乾隆于十二日通过军机大臣传谕,让尹壮图继续去山东、江南。

十五日,乾隆又让军机大臣传谕,重申令尹壮图继续盘查各省。

尹壮图在山东上奏,“经过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二十八日,乾隆令军机大臣传谕,让尹壮图无论如何也得找出二三个人来,不能再支支吾吾,含糊其词。乾隆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尹壮图由北京丁忧回原籍云南,只应经过直隶、河南、湖广、贵州等省,怎么会经过江、浙、广西各省?自然是故意绕道各处,与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风,必须老实交代。

事到如今,尹壮图知道再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就直截了当承认自己捏造事实,欺骗皇上,请求治罪。大概乾隆觉得这场用“事实”来说话的批判运动还没有进行到底,下令他们按原计划查到江南,果然苏州的布政使库也毫无亏空。

五十六年正月初十,乾隆发表长篇上谕,指出原来任用尹壮图为内阁学士,只是因为云南没有大员,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说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其希荣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见其肺肝”。但对他这种“天良尽泯”的无稽之谈“不可不辨”,为此乾隆历数康熙、雍正和自己的政绩,从古代至明朝,只有汉文帝曾免过百姓一半田租,史官已传为美谈,从未如本朝再三再四普遍免除钱粮。尹壮图的话“不特诬及朕躬,并将亿兆黎民爱戴悃忱,全为泯灭,故不得不将朕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一一为剖析”。康熙、雍正年间,虽然法度严明、吏治整饬,但还是不免出了不少贪官奸臣,现在“纪纲整肃,内外大臣实无敢有营私玩法者”。“各省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督抚们至多只让下面采买些果品,而受到尹壮图指责的书麟、长麟二人连这样的事也从未有过。尹壮图举不出任何事实,“有心欺罔,其咎实不可宽宥矣”。不仅如此,乾隆还发现尹壮图居然将年过70岁的老母留在故乡,既然不能将老母接来北京,就应辞职回乡供养,“乃竟恋职忘亲,弃之不顾,尚得谓之人类乎?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丧失,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押回北京后,尹壮图被解往刑部受审。正月十八日,乾隆谕军机大臣,让庆成责令尹壮图对要害问题逐一交代。二十日的一道上谕又着重指出,各省藩库存银数十百万两,不可能在钦差到达前的短时间内弥补巨大亏空,现在事实证明,山西、直隶、山东、江苏四省藩库毫无亏空,对四省布政使给予表彰提升。而在大学士九卿会同审讯下,“尹壮图俯首认罪,将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各实情,逐一供吐。”如此“乖谬不敬,忠孝两亏”的弥天大罪自然会激起大学士、九卿的一致义愤,他们秉公执法,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制造假象欺骗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议)问拟斩决,将尹壮图判处死刑,上报乾隆。

二月初四,乾隆对此案作了总结。他充分肯定群臣的正确立场,认为尹壮图即使不马上处决,也应该发配伊犁,以示惩戒,要是他还让尹官居原职,“不特无以安天下百姓之心,而朕亦转类矫情矣”。接着他以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为例,具体说明了对“矫情”的态度:

以往唐太宗对待魏征,徒然以金帛作赏赐,博得纳谏的名气,其实并不是虚心听取意见。试想如唐太宗果然从谏如流,魏征果然直言无隐,那么太宗缺德的事很多,就是他娶弟弟巢剌王(李元吉)的妃子,为何不听到魏征直言谏阻呢?当时君臣之间,争相作伪,不能互相以诚相待,而竟然能博得千载美名,朕一向不以为然。朕办理庶务,一秉大公至正,从来不肯弄虚作假以博取声誉,而对有罪臣子的处理,完全做到既宽大又公允。

他宣布:尹壮图的罪行“原难竟予从宽”,“然朕孜孜求治,兢惕为怀”,以前彭元瑞献上《古稀颂》,赞扬朕的鸿业,朕因此而作《古稀说》,其中提到应该将歌颂视为规劝;现在尹壮图胡说八道,也不妨将他的诽谤当做规劝,所以不值得一下子处以重罪,对他特别开恩免以刑事处罚,降为内阁侍读,但属革职留任,八年中没有过失,方能复职。

乾隆对尹壮图的处置颇能体现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原则,将本来属于“敌我矛盾”的事当做“内部矛盾”处理。尹的处境亦颇似“帽子拎在群众手里”,八年之内如不安分守己是随时可以重新戴上的。乾隆下令将他对这一事件前因后果所作的深刻论述和英明决断的有关文件汇集起来,布告全国,让广大臣民都明白。

因内阁侍读并无缺额,尹壮图被安排为礼部主事,从副部级降为司局级。乾隆大概忘了曾经将尹壮图“恋职忘亲”斥为“人伦丧尽”,居然让他继续与母亲分离。倒是尹壮图知趣,以侍奉老母为由,辞职回乡去了。

本来,臣子给皇帝提了不合口味的意见,注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清朝大臣因此而被充军到伊犁(今新疆)的,发遣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的,以至被杀的并不少见。乾隆对尹壮图要采取如此特殊的方式,自然是有其深意的,或许是受了乃父雍正皇帝的影响。当年雍正在审讯曾静、张熙、吕留良案时获悉民间流传他篡权夺位时,并不是将曾静等一杀了事,而是启发曾静的觉悟,让他写了《归仁录》,连同雍正的有关上谕、审讯时的问话与口供编为《大义觉迷录》刊行,并发至各州县学,向臣民宣讲。曾静、张熙也被宽大释放(吕留良已死)。雍正的目的,无非是希望通过这本书来证明自己从未篡权夺位,通过对曾、张的宽大来表明自己问心无愧和宽宏大量。乾隆逼着尹壮图到各省盘查,让尹自己承认别有用心造谣生事的罪行,再宽大处理,当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勤政爱民、官吏的清明廉洁和百姓的安居乐业。有了尹壮图这个反面教员,就不会再有第二个尹壮图跳出来,看来乾隆达到了目的。

尹壮图获得宽大的原因,也在于他对乾隆的积极配合。他不仅及时认罪,还一次次“如实”报告沿途见闻:“目击各省库项丰盈,仓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所过淮扬常镇,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并未闻有官吏滋扰之事。”他对大学士九卿的交代肯定相当彻底,将自己的罪行“实情”一一招供。要是尹壮图不识时务,一味对抗,这幕戏固然会演不下去,但他的下场也就不会如此平安。另一方面,或许乾隆真的不得不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政治运动,清查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反对派集团,刊行一本新的《大义觉迷录》,在全国开展大宣讲,使臣民们深刻体会大清的深恩厚泽和当今皇上的丰功伟业,认识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

不过乾隆并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至少没有取得自己的继承人嘉庆皇帝的认同。就在他以太上皇身份归天的次年,刚亲政的嘉庆就将乾隆宠信的权相和珅撤职下狱,逼令自杀;又召尹壮图进京,重新起用。至此,乾隆晚年煞费苦心维持的“太平盛世”、包括这起尹壮图上疏事件的真相如何,已不言自明了。





古代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近年来经常听到的说法,也是目前社会上依然随处可见的不正常现象。尽管这两句话是新出现的,这种现象却由来已久,在中国至少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尽管历史上的情况与今天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为什么历史上会产生这种现象?又为什么会长期存在?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本文仅列举几方面的事例。

一

从秦朝以后,历代王朝都实行中央集权制,君主的权力高度集中、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或朝廷的命令无论是否正确,臣子都必须绝对服从,否则就会受到处罚,最严重的甚至会被灭族。但是有的命令是根本无法执行的,或者执行的结果同时是自找死路,在不能公开违抗的情况下,臣子只能阳奉阴违,采用各种对策。

例如汉武帝后期(公元前2世纪末)由于赋税和徭役负担沉重,刑法严酷,不堪压迫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经过多年的镇压仍不见效,汉武帝就颁布了一道称为“沈命法”的法令:凡出现了“群盗”而没有及时发现,虽然发现了却没有完全抓获的郡,从郡太守(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到具体负责的官员全部处死刑。此令一下,基层的小官害怕上报了“盗”情后如果抓不住,不仅自己找死,还会连累上司,所以干脆不报了;郡太守也怕下级报了案后处理不了会使自己丧命,因此也示意下级不要报。这样地方上下都不再报发现“群盗”,为了掩盖因为流亡人口增加而造成的户口减少,各地还虚报户口,形成人口不断增长的假象。等武帝死后,继位的皇帝清查户口,才发现实际人口几乎只有户口数的一半。

类似情况几乎在每个王朝都有,一些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之所以会很快攻入首都或夺取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官和文武百官常常迎合皇帝好大喜功、耽于享乐的心态,用各种手段粉饰太平,掩盖真相。如明朝的崇祯皇帝刚愎自用,对臣下动辄诛杀,结果直到吊死在煤山时也不明白,自己如何被下面的对策对付了。

二

很多皇帝只图个人私欲,朝廷一般只考虑中央政权的需要,总是尽量搜括地方的财力,甚至经常额外征收。而地方官从维持本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利益出发,一般都要设法减轻赋税负担。即使贪官,为了满足自己贪赃的需要,也要尽可能多收少缴。但公开抵制征调是违法行为,有丢官甚至被杀头的危险;申请减免也只能在发生灾害等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由于赋税是根据户口、特别是符合服役条件的“丁口”数摊派的,所以隐瞒户口成了所有地方官的不二法门,连清官也是如此。因为少报户口可以减轻地方的负担,或可以省下钱兴办公益事业,所以会得到百姓的称赞。相反如果在各地都隐瞒的情况下仍然如实上报,必定会增加赋税份额,加重百姓负担。

明朝的官方户口统计数一度达到6600多万,但在以后的二百多年间却一直在五六千万上下,甚至还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就在这里。17世纪初的万历年间,明朝的实际人口已经超过两亿,但户口数却只有五千多万,可见隐漏量之大。

以上海县为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有114326户、532813口,平均每户4.66口;永乐十年(1412年)有100324户、378428口,平均每户3.75口;正德十五年(1510年)有93023户,260821口,平均每户2.80口。到了隆庆六年(1572年),户数虽还有113985,口数却降到了192967,平均每户只剩下1.69口。在没有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的180年间,上海县的人口竟从53万减少到不足20万,每户也从平均4口多降至不足2口,要不是地方官普遍采取这样的对策,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正因为地方官有各种对策,造成各地的赋税常常相差悬殊,而且极不合理,连当时人都讲不清原因。如明朝的苏州府辖一州七县,每年征收的粮额是2038000石,而辖五州二十七县的真定府却只有117000石。号称繁富的河间府二州十六县,粮额只有65000石,而只有一州七县又贫困的登州府却有236000石。同属于陕西的汉中府和临洮府,前者富,辖二州十四县,粮额仅30000石;后者穷,只辖二州三县,却要征480000石。甚至在同一个道中也是如此,顺庆府和保宁府都辖二州八县,情况相似,但顺庆的粮额为72000石,是保宁县20000石的3.6倍。

三

中国疆域辽阔,历代强大的一统王朝的领土往往超过今天的国境,小一点的也等于今天的大半个中国。在那么大的范围内,地理条件的差别很大,各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要执行同样的政策往往很困难。但朝廷为了显示天下一统,绝不会颁布不同的政策,各地的官员只能各显神通,大展对策的身手了。而且,由于祖宗的法度不能改变,一些明显不适应实际状况的政策也得不到及时调控,有时连皇帝和大臣也只能寻求对策。

唐德宗在一年深秋时节到御苑打猎,感到天气寒冷,就对左右大臣说:“九月份(农历)还穿夹衣,二月份还穿皮袍,与气候不相称,我想都提前一个月,你们看如何?”左右都一致赞成,叩头感谢皇上的关怀。第二天,德宗命翰林院讨论,准备发诏书。承旨的李吉甫认为这是圣人上顺天时、下合民情的好事,应该编为法律,向全国公布执行。可是有一位叫李相程的却抬出了吓人的理由坚决反对:“《月令》规定到十月份才能穿皮衣。《月令》是玄宗皇帝制定的,绝对不能改变。”德宗只好收回成命。

所以从八世纪前期唐玄宗制定了《月令》以后,从法律上说,全国的官员到十月才能穿皮衣,到明年二月才能换成夹衣。但实际上,在唐朝北部的蒙古高原上,十月以前早已冰天雪地,而南方的今越南中部,再冷也没有穿皮衣的必要。可见这种政策是从来不会在全国得到执行的,但至少在名义上也不能加以改变。

中国历来以农立国,疆域中主要是农业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并不适宜农业生产。即使在农业地区,也还有发展商业、手工业、渔业、牧业和其他副业的必要。但皇帝为了重视农业,或者在遇到自然灾害后急于解决粮食不足,往往下令禁止除农业以外的一切产业,这无疑断绝了依靠其他产业为生的人的生计,对非农业区更造成极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往往阳奉阴违,用官样文章应付这样的“大办农业”。天高皇帝远,百姓更是我行我素,要不如何活下去?

四

封建王朝虽然都有成文的法律,也有一套监察机构和措施,但至多只有自上而下的督察,根本没有自下而上的监督,普通百姓毫无权利。当政治腐败时,就连自上而下的督察也名存实亡了。

因此,当地方官或下属用对策来对付朝廷或上级的政策时,只要不触犯皇帝的根本利益,不得罪上司,就可以肆无忌惮,完全不必担心来自百姓的检举揭发。直到明清时代,法律还都限制民告官,并禁止越级上告。如清朝的法律规定,百姓越级上告,即使情节属实也要打五十板子。所以百姓连自己的冤情都难以上告,哪里还会对官员如何执行政策实行监督呢?

唐贞元三年(787年)是一个丰收年,一斗米价只有一百五十钱。有一天,唐德宗到新店狩猎,临时走进居民赵光奇的家,问赵:“日子过得快乐吗?”赵答:“不快乐。”德宗很奇怪:“今年丰收,为什么不快乐?”赵答:“朝廷的诏令言而无信。以前说除了两税以外一切捐税都废除了,现在各种苛捐杂税比正税还多。今年又搞和籴(官价收购),实际上是强夺,百姓哪里拿得到一文钱?开始说和籴的粟麦只要送到附近地点就行了,现在又必须送到西京行营,路程有几百里,要是车坏马死,就会倾家荡产。百姓发愁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可乐的呢?皇上虽然常常有诏书说要抚恤,只是一纸空文。皇上住在深宫,这些情况恐怕不会知道吧!”

唐德宗总算知道了朝廷的政策到下面变成了什么样子,但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才被载入史册。因为如果唐德宗不是临时闯到赵家,官员们肯定会预先作好布置,选择合适的视察对象和参观场所,听到的就一定是歌功颂德的话,自然少不了赞扬他的政策如何英明,表明百姓如何快乐,又如何感恩戴德。要是赵光奇的胆子小一点,这位皇帝也就听不到实际情况了。但皇帝得知真情后只是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赋役,却根本不想或者无法纠正普遍存在的弊病,所以司马光在评论此事时只能感叹:“以天下之广,民众之多,又怎么能使每个人都亲自向皇帝报告以便免除每一户的赋役呢?”





官与吏:谁统,谁治——封建时代的奇特现象


这里所说的官,是指封建时代由皇帝或上级任命委派的各级地方政府和行政机构的首长;吏,则是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幕僚或在他们指挥下从事具体工作的秘书、文书和办事人员。按情理说,无疑是官大吏小,官尊吏卑,官统吏治,吏服从官,官指挥吏,但实际上却未必如此,甚至恰恰相反。

不妨先举个例子:

清人许仲元的《三异笔记》中记载了一位“王二先生”的故事。这位王先生是绍兴人,善于写奏折公文,不管是刑事还是财政方面的事都非常内行。他在云南的时间很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成为当地的首席幕僚。他的家住在省衙附近的一座花园内,亭榭戏台,奇花异草,样样齐备。总督、巡抚有事还可以批条子召见他,道台、知府以下的官员就只能登门求见了。云南的布政使是浙江德清人许祖京,按察使是湖北江夏人贺长庚,都是他的儿女亲家。省会所在的云南府知府是杭州人庄肇奎,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平时他的左边一个皮包里放刑事方面的文书,右面一个皮包中放财政方面的文书,签定意见后就让仆人报到布政司和按察司衙门去,两位长官不敢再有任何改动。各府、厅、州、县的官员到总督、巡抚衙门参见以后,中午必定要聚集到他家中,有的拜见上司和要人,有的会见朋友,审理案子的也跑到他家,消遣娱乐的更离不开他家。他家里常常是一个厅上在审讯,鞭打声和吆喝声一片喧哗;另一个厅上却是笙歌悦耳,舞姿婀娜;彼此互不干扰,各行其是。王先生每天晚上都要设宴请客,用具也与众不同,如专门设计了大方凳、宽茶几,每人用一套。送上菜单后可以各人自点,每人有一把酒壶、一个菜盘,各吃各的,专品一种还是每样都尝悉听尊便。

王先生是位绍兴师爷,虽然是省里的首席幕僚,却是毫无官职的,当然属于吏,而不是官。但他的权势却远在省里绝大多数官员之上,除了总督、巡抚这两位最高首长,谁也不能不听他的。他的家俨然就是处理省内日常事务的衙门,也是实际上的行政中心。他的生活在省里也肯定是第一流,并且十分新潮,推出当时绝无仅有的高级自助宴会。不用说一般中下级官员,就是省中大员也未必能有如此排场。

王先生这样的例子或许只是个别的,但吏的权力之大,并且往往在实际上操纵着官,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朱克敬的《晦庵杂识》卷一中记载了清末的吏所说的话,其坦率和自信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来办事的人就像乘客,政府各部门就像车子,我们这些人就像是车把式,各部门当官的就像是骡子,我们用鞭子抽着他们往哪儿走就行了。

本来应该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官却会被名义上的下属和附庸吏当成拉车的骡子,用鞭子抽着爱往哪里赶就往哪里赶,这些吏居然还敢公开说这样的话,这不能不使我们考虑一下:官和吏,究竟是谁管谁,谁服从谁?封建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名实不符的怪事?

要说官员们都心甘情愿,那自然不可能。哪一位当了官的人愿意做自己下属的傀儡?又有哪一位官员会主动让幕僚来摆布自己?但有时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清朝雍正年间河南总督田文镜的故事就很说明问题。

据说当时有位绍兴师爷邬先生,本领极大,但脾气也不小。田文镜请他做自己的幕僚,专门给雍正皇帝拟奏折。邬先生提出的要求是,放手让他写,保证对田文镜有利,但写些什么不许田文镜看。田同意后,邬先生就任幕僚,几道奏折呈上后,果然皇帝龙颜大悦,田文镜一下子成了宠臣。原来邬先生认准了雍正一心想除掉了解他篡位隐私的顾命大臣隆科多,所以以田文镜名义接连上奏揭发,使雍正获得借口消除了这个隐患。但不久邬先生脾气越来越大,田文镜受不了,打发他回了老家。从此以后,田文镜上的奏折无不受到雍正的批驳,弄得他胆战心惊,只得再次请邬先生出山,并且答应了他的苛刻条件。邬先生重新操起刀笔,果然身手不凡,为田文镜起草的一道请安折奏上,雍正居然认出了他的手笔,亲自用朱笔批上:“朕安。邬先生安否?”田文镜对这位幕僚自然只能奉若神明了,哪里还敢说个不字?

此事究竟是否是历史事实,现在已难以查考了,但类似的故事很多,足以说明绍兴师爷们的威力,也说明无论职位多高的官员都离不开吏的辅佐或指点,经验丰富、办事干练的吏更是不可或缺。

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只要看一下封建时代的官是如何培养和选拔的,就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了。

在隋、唐全面推行科举制以前,选拔官员主要是采用世袭制和荐举制。世袭制一般限于皇室、贵族和少数门第高的世家大族,这些家族的子弟在到了法定年龄,甚至无论多大,就能继承某一级官职,或被任命为某一方面的官员了。这些人中虽也不乏人才,但大多却是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或者还是不懂事的儿童,甚至根本是个白痴。他们出任的官职既有中央政府的具体部门,又有地方的军政大员,如果没有各种吏替他们效劳或者包办一切,可能连一天也混不下去。荐举制是由官员向皇帝或上司推荐,且不说不少人趁机扶植亲信,结党营私,就是完全出于公心,采用的标准也主要是道德和学问,而不是行政能力。如一个人父亲死后在墓旁搭草棚守孝三年,这期间不吃鱼肉荤腥,不喝酒,不亲女色,没有娱乐,整天哀伤哭泣,人消瘦得连路也走不动了。地方官认为是大大的孝子,极力向皇帝推荐,于是此人被任命为官员。当然如果只是把他树为典型,或让他到处作报告介绍经验问题并不大,可是如果派他为地方官或朝廷某部门的负责人,这位孝子就未必干得了,要不出洋相就只能让吏来代劳了。

实行科举取士解决了很多世袭制和荐举制的弊病,但科举考试的内容却与行政管理根本无关,也就是说,未来的行政首长并不是根据管理能力挑选出来的。从隋唐到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是这几项:书法、八股文、诗、策论。书法是基本要求,考官对字写得太差的考卷往往连看也不看。八股文是用自己的话为四书五经上的一句话作解释,文章必须按规定次序写出八个小节,连字数也有规定。诗是根据命题和规定的韵目、长短写一首规范的诗。策论则根据提出的问题写一篇对策性的论说文。书法和八股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是诗,用得最少的倒是多少有些实际内容的策论。但一旦考上进士,他们就会被委以具体的政府部门如军事、刑法、财政、赋税、户口、建造、仓储、漕运、水利、档案等方面的行政职务,或者被派为县级或县以上的地方官。在任期届满后,一般还要调动。这些人原来根本不掌握专业知识,又没有经过任何行政管理的训练或见习,每次升迁还要改变部门或地方,靠他们自己的本领是绝对无法胜任的,所以也只能依靠吏。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封建时代专制、集权、官僚的制度。皇帝或朝廷的命令等于法律,既不能更改,更不能反对。但这些决定往往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根本不符合通行的法律,也不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从汉朝以后的各个王朝都标榜以儒家经义治天下,各种典章制度都必须符合儒家经典教义,至少在字面上应该如此。但统治者的真正目的往往与这些教义相反,儒家经典也不能包罗社会生活的一切事务。官场上长期形成的各种惯例、不成文的条例、办事程序、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并且因时因地而异。各种机构必须处理的文书、簿籍、档案也名目繁多,数量巨大,既有严格的规范,又必须弄虚作假。由荐举或科举出身的官员在这些命令、制度、惯例和公文面前往往会一筹莫展,而经验丰富、手段灵活的吏却能大显身手。以原籍绍兴的师爷为代表的吏们一般都没有进入比举人更高的科举,也没有得到过朝廷的正式任命,但他们通过家庭或师徒间的口耳相传和长期的实际操作,已经谙熟一切与自己的部门或地方有关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历史和现状、各种习惯做法和官场的微妙关系,完全能够在不影响皇帝和法令尊严的表面下,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利益和习惯做法;在不改变制度条文的前提下,实行完全不同却切实可行的对策。他们既能成全好事,为主人、部门、地方谋利消灾,也有办法把坏事做绝,不留把柄。

再一个原因是尽管从秦汉以来各个中央集权政权都有相当完整的职官制度,却一直没有形成一套吏的制度。以明朝为例,主管全国刑法的刑部正式编制只有一名尚书(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三品);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分管各省的十三个清吏司各有郎中一个(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二人(正六品);照磨所照磨、检校各一人(九品);司狱司司狱六人(从九品);合计六十五人。主管一省之政的布政司的正式编制也只有二十余人和若干派出人员。一个县的编制只有知县(七品)、县丞(八品)、主簿(九品)和典史共四人。当然从中央到地方的衙门远不止这些人员,但其余的就都是没有正式品级和编制的吏了。他们不是朝廷命官,而是官员聘请或招募来的;不领国家发的俸禄,只有主人给的薪水;高级幕僚与官员是宾师关系,一般的吏则是雇佣来的,或者是高级幕僚的徒弟。高级幕僚一般都随主人进退升迁,一般的吏也没有固定的任期或升退制度。所以官员到了新的任所并没有现成的幕僚和办事班子可用,只能自己随带或重新聘请招募。而官员又不可一日无吏,所以更不得不依赖自己的吏了。

所以千百年来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大大小小的吏组成的管理系统长期管理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具体事务,即使在改朝换代时也很少受到影响。从理论上说,这一管理系统应该听命于大大小小官员组成的决策系统,但实际上官员往往不了解吏做了什么,或者是怎样做的。在很多情况下,吏反而成了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实际的主宰者。没有吏,朝廷和地方官的决策根本无法变为现实;但有了吏,也使一部分决策无疾而终,或变得面目全非。

这种奇特现象已经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而成为过去,但在一个国家如何建立起一套稳定而有效的公务员制度,主管官员与幕僚属员、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应该形成何种关系,官员与幕僚属员应该分别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方面,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





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二题


翻开《绍兴名人辞典》,竟发现了慈禧太后时的权阉李莲英的大名,但仔细一看,原来他只是祖籍绍兴(不知是第几代),本人出生于直隶河间府大城县。要不,说一口绍兴话是当不了太监的,至少不能成为慈禧的心腹。

此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李莲英究竟应该算哪里人?是根据祖籍,还是根据出生地?结论似乎很简单,但遇到实际人物时,往往要复杂得多。

历史上的人才分布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并且很容易引起人们、特别是与此有关地区人们的关注。在中国走向进一步改革开放,各地纷纷致力于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的今天,从历史上人才分布的变迁考察本地的文化背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要比单纯的学术研究具有更大的意义。

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原因之一固然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开始,用现代的理论和手段进行的研究似乎还很少见;但方法上的缺陷和认识上的片面也是影响研究成果的重要因素。兹列举二例:

一

如何确定人才的地理位置或范围,是人才分布(或人才地理)研究的重要前提。但一般的研究都以人物的籍贯为统计指标或确定其地理位置的唯一依据,如一些流传甚广的论文和地图对从西汉至明清的各类人才,如三公、九卿、进士、诗人、宰辅、三鼎甲的分布,无不是根据他们的籍贯确定的。事实上,这种方法不仅存在很大的误差,甚至完全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没有可信的基础。

毫无疑问,作为人才分布研究的基础,是造就人才的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具体地说,就是各个作为人才的人物是在什么地方接受使之成为人才的影响或教育的。因此,最主要的是对他们成为人才最关键的一段时间是在什么地方度过的。从这一角度看,史料中人物的籍贯往往不能代表这样的地方。

古人传记或自述中的籍贯大多是祖籍,但由于种种原因,真正是在祖籍度过这一段关键时期的反而不一定是多数。

尽管中国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这主要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农耕的农民以及单纯的地主,基本不包括被我们列为人才的人物,如有相当地位或作为的文武官员、文人学者等人。因为这些人一般不可能一直住在穷乡僻壤,大多活动于通都大邑,他们的后人出生或成长在外地的可能性就更大。即使是在社会安定的时期,这些人的流动性也比一般百姓大得多。如秦汉以来在首都任职的官员和各地的行政长官多数不是本地人,有的离开原籍已不止一代,但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他们一般不会改变自己的籍贯。东汉时出现了好几位籍贯是西北边郡的知名学者,但实际上除了个别人以外,他们都是在首都洛阳等地居住或接受教育。明清时就有不少生长在京师的人物,籍贯却还是南方的祖籍。南方对他们的影响只是血统(如果父母双方都是南方人的话)和家庭的传统,但北京对他们的影响却是他们之所以成才的决定性因素。

自从门阀制度盛行以后,高门世族成为士人立命进身的基础,各姓人士无不标榜本族的郡望,王氏必称太原,谢氏必称陈郡,杨氏必称弘农,赵氏必称天水,等等。因此,已在京师任职数代的大族,必然还要以郡望所在为籍贯。像出身北朝至隋唐一些大族的人物所用籍贯,大多并不是他们实际生长的地方。而且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一些人进身无门,不得不冒用他族的郡望,伪造世系。这些人的籍贯就更与他们的出生或成长地无关了。

自秦汉以来,历代都实行户籍登记制度,但对外出当官、游学、经商或逃亡的人来说,只要他们还没有在外地取得合法的户籍,他们甚至他们的下一代的户籍就依然登记在原地。如汉代在京城的官员,除非特许入籍首都,否则即使在当地生儿育女,本人和家属都只在原籍登记。科举取士的前几轮一般都按地区分配名额,对应试人的籍贯登记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按户籍为准。当然也有少数人为了应试方便等原因而冒用别的籍贯,但完全可能受到追究。而且一旦冒用,往往就得将错就错一辈子。所以简单地根据籍贯统计出来的科举人物,往往不能客观反映这些人的实际分布,特别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地理环境。

由于长期存在的民族歧视,在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时期,尤其是明清以来,非汉族人士在取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以后,或者为了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隐瞒以至改变自己原来的民族成分,编造或附会自己的汉族世系,为此往往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祖籍或籍贯。如近代贵州布依族学者莫友芝,一直被称为出于江宁莫氏,当然是汉族。已故云南纳西族学者方国瑜,解放前就曾自称是安徽桐城方氏。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运用这些资料,结果必然是人才大大集中于汉族、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和世家大族,而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和普通家族中的人才就会比实际少得多。

在社会发生战争动乱,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籍贯和出生地、居住地完全脱离的现象更为普遍。如从4世纪初永嘉之乱开始的人口南迁和向其他周边地区的迁移至少持续一百多年,仅迁入南方的移民累计就超过二百万。这些移民一般都已在南方定居,但直到6世纪后期南北统一时,士大夫们都还在使用北方原籍。从1126年靖康之乱开始的人口南迁几乎与整个南宋相始终,移民总数多达数百万,遍及南方各地。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移民及其后裔使用的自然也是北方的原籍。在这些特殊的时期和地区内,以籍贯为基础的统计数据可以说完全不反映实际情况。如见于《南史》列传的728个人物中,北方移民及其后裔有506人。如果我们根据他们的籍贯统计,那么南方籍的人物只有222人,似乎即使在南朝,南方的人才也少得很。但实际上,这506人中真正生长在北方的是极少数,其他大多数人早已在南方定居,当然是南方的地理环境而不是北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中的各种人才。

还应该看到,即使籍贯与出生地一致,也还有种种特殊情况。从人才研究的角度讲,最主要的还是要确定对一个人之成为某一方面的人才的主要因素来自何方,产生在何地。例如在明清以来在各地、各级衙门中十分活跃的“绍兴师爷”中不乏优秀的行政、管理、法律、经济、社交、秘书人才。尽管这些人都是绍兴籍,但如果一定要在绍兴本地或从绍兴的地理条件中寻找他们“成才”的原因,恐怕至多只能从当地的人口压力和家庭的择业传统这两方面得到解释。不过这至多决定了这些人的职业,却不能说明他们何以能有如此大的能耐,因为使他们“成才”的主要环境还是自幼耳濡目染和以后亲身参预的官场运作。

对于具体人物,情况就更加复杂。如周恩来的父亲是浙江绍兴人,母亲是江苏淮安人,本人在淮安出生并度过童年,但他受教育时间最长的是在天津,另有两年在日本,三年在欧洲。作为绍兴人的父亲、淮安人的母亲和他本人在淮安的童年对他的成长当然会有影响,但与天津相比哪一方面更重要呢?如果根据籍贯统计,周恩来应算在绍兴;根据出生地统计,他应该算在淮安;却不可能算到天津。又如先师谭其骧先生出生在沈阳,两岁时回到原籍嘉兴,十五岁到上海求学。外国的名人录只登记出生地,他就得统计在沈阳,但沈阳对他的影响却可以忽略不计,其重要性与嘉兴、上海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由于史料的缺乏,对历史上大多数人物很难作如此具体的分析,往往只留下了籍贯,却无法搞清他们真实的出生地和生长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尽可能作出客观的估计,至少要对统计的依据作必要的说明。

还应该指出,有的论文和地图虽然有很具体的统计数字,却不说明这些数字的来源和统计的标准。这样的结果,即使不是毫无意义,也是令人怀疑的。

二

对文化或人才发达地区的确定,不能仅仅根据某一类人才的数量,而应该有比较全面的指标。

首先要有人均指标。人才既然是全部人口的一部分,是某一具体人口的产物,就必须考虑他们与全部人口的关系,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不仅是他们的绝对数字。如明朝的三鼎甲南直隶有66人,总数第一;浙江和江西都有48人,并列第二。但南直隶的人口估计是浙江的近两倍,江西人口可能比浙江略多,因而以人均计,浙江遥遥领先,江西其次,南直隶只能居第三。又如清朝乾隆初所举博学鸿词,江苏78人,浙江68人,江西36人;但以人均计,浙江仍稳居第一,江西略高于江苏而居其次,江苏为第三。

其次,人才不应限于科举人物或儒家文化的范围,还应该包括其他更广泛的类型,如经济、军事、艺术、科技等等。当然由于现有史料的缺乏,特别是由于在儒家思想长期影响下,没有科举功名或社会地位的科技、艺术人才往往很难见于记载。即使侥幸得到记载的,一般也过于简略。但这些人物的重要性和代表性无疑比大多数平庸的科举人物要大得多,应能更全面地显示所在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因此完全值得我们下工夫去发掘收集。至少自明清以来的方志、笔记和其他史料中还是可以有所发现的,只是因为资料相当分散,其中一部分又混杂有迷信荒诞或夸大片面的内容,收集整理工作非常困难。

再次,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应按不同的等级量化,不宜等量齐观。必须指出,不同层次或不同类型的人才产生的条件和所起的作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般说来,产生初级及中级人才的条件在各地都可能具备,并且完全可以与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步;但产生高级的、杰出的人才的条件就不是每一地区都能拥有,也不一定与当地的经济实力成正比;天才的出现,则更多地体现出个人的因素,很难单纯从环境方面加以解释。同样,文学家不必成长于经济发达地区,三鼎甲也可能出在乡村山区,但天文学家大多离不开朝廷所在的都城,经济人才多数产生在通都大邑。又如,即使在穷乡僻壤,也会有私家教授;而各种官学、书院、画院和艺术机构基本都设立在全国性或地区性的中心,都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根据某一类人才或某一类文化设施来分析文化发达程度,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

最后还应该指出:由于中国历史上目前所能统计到的各类人物大多属士大夫阶层,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极大。因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例如,在门阀制度盛行的时期,高门世族垄断了高中级官僚阶层,政治、军事、文学人物往往集中在几个大族,他们的籍贯当然也就非常突出。如东晋、南朝的琅邪临沂(治今山东费县东)王氏和陈郡阳夏(治今河南太康县)谢氏二族(实际多数居住在今南京和浙江绍兴一带)在有关的人物统计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但真正够得上人才的却并不多。而且由于出身寒门素族的人没有入仕或成名的机会,被埋没的人才不知其数。统治阶级内部的朋党、地域集团之争,也使政治人物相对集中在某些占优势人物所在的地区或家族,而非主流集团人物所在的地区或家族则处于不利地位。考察政治因素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到,尽管从总体上说,文化中心是与政治中心一致,并且会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而转移,但却不是同步的,一般是滞后的。如历史上的长安、洛阳、南京、临安、北京都曾在失去首都地位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文化中心的作用。各个地区性的行政中心也有同样的情况。甚至一个家族,在政治、经济地位下降以后,由于传统的影响,也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着高于其实际社会层次的文化水准。不过由于赖以存在的主要基础已经丧失,它们的衰落只是时间问题。

在史料不足,量化困难的条件下,比较稳妥的办法还是将与人才有关的种种因素叠加统计,综合分析。如考察一个地区的文化发达程度,可以从人口构成(包括科举在内的各类人才的人均数量、人口的职业构成、外来移民的类型和所占比例等)、教育状况(有多少公私学校、在全国或地区的地位、教师和学生人数等)、学术水平(拥有多少著名学者、学派、著作、涉及的研究领域、在全国和地区的地位)、出版事业(有多少书坊、书铺、印刷发行了多少书籍、流通的范围等)等各方面的数字加以统计或估计等级,再结合当地的社会风尚、经济水平和历史传统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无疑会比仅仅根据若干类人物的统计数要合理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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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自古长安不易居


中国历史地理学——二千年常新的学科


1954年冬,当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期间,毛泽东主席与坐在邻座的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谈到,读中国历史没有一本合适的历史地图,看到古代的地名就不知道今天在什么地方;清末杨守敬绘的《历代舆地图》方法不科学,一套几十本,查起来很不方便。毛泽东问吴晗,能不能组织人用现代科学方法改画。会后,吴晗找范文澜、尹达等人商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领导协调这项工作,并推荐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主持编绘。但在编绘过程中,谭其骧和同事们发现,对杨守敬地图的重编改绘不仅有很大困难,也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委员会决定撇开杨图,重新编绘一套反映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变迁的历史地图集。由于工作量巨大,又因“文革”而中断多年,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他还没有能用上这套新图。

1984年,世界上不少电视观众看到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复旦大学发表讲演的新闻。当这位总统从一位女学生手中接过复旦大学的礼物——一套用锦缎精装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他回身向坐在后排的谭其骧教授握手致意。向来访的外国元首赠送这样的礼物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图集》显示的是中国历代疆域政区的变迁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中国历史的过程,代表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最突出的成果。其实,早在1982年《图集》还没有公开出版之前,它的内部本已经出现在海外研究机构或有关学者的书架上;而送给里根的那套《图集》还只有五册,缺少的后三册到1988年出齐后才补寄给这位总统。从毛泽东提出改绘杨图至《图集》第八册出版,历时三十余年。

在当代中国,出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直接要求、又是受到国内外如此瞩目的学术著作大概极少,但只要你打开这部地图集就不难明白其中原因。在除原始社会遗址外的19个图组、300幅地图中,每幅图上所画出的古代城邑山川,少者数百,多者上千,只要对照较淡色的今地底图,它们的位置就一目了然。如翻到第二册第27—28页《西汉幽州刺史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行政区的东部直到今朝鲜半岛中部江华岛以北部分,而北界大致在今河北康保、沽源、围场,内蒙古赤峰、敖汉旗,辽宁阜新、新民、铁岭,吉林海龙、长白一线;今天的北京市内设有广阳国,国都蓟县就在城区的西南,还包括了上谷、渔阳和涿郡的一部分;渤海湾西部的岸线离今海岸还很远,今天津市区还没有成陆,而华北平原北部的河流与今天的水道大多并不重合,并都是独流入海,与今天汇聚为海河水系迥然不同。这种古今的差异在每一幅地图上几乎都可以发现,即使是最晚的一幅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国总图也是如此:当时的中俄边界远在萨彦岭和恰克图,黄河口和黄海的岸线还在今海岸线之内,不少地名已是历史陈迹。整部图集所收地名约有三万个,大多与今天的名称和位置不相同,小到一个村落,大至相当于今天几个省的政区,或一条黄河、一段海岸线,都得根据不同的标准年代一一绘出,研究工作之艰巨浩繁是可想而知的。

翻阅之余,读者一定会问:作者是根据什么绘成这些历史地图的?它们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如何?世界上其他国家是不是也能绘成这样的历史地图?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从我国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历史地理学讲起,如果没有这门学科,《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无法编绘的。

在中国古籍《山海经》中,相当大的篇幅是用来记载当时的地理状况的,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其中很多内容符合实际情况或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山海经》成书于二千多年前,所记载的内容反映了更早的历史。后世被列为儒家经典的《禹贡》,至迟问世于战国后期,也已有二千多年,是中国最早的地理专著。《禹贡》中关于“九州”的划分虽然只是作者对统一的理想蓝图,却记载了当时山川、物产、水文、土壤、交通等地理状况。公元前1世纪,杰出的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135年—?)在《史记》中撰写了一篇《货殖列传》,根据战国至西汉初的自然和经济状况,将全国划分为四个大的地理区域和十几个亚区,论述了各区的地理环境、物产、经济状况、中心城市、历史和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内容。在同书的《河渠书》中,他还记录了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时代以来全国主要的水系、水道和水利工程以及西汉一百多年间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很明显,司马迁的目光已不限于当代,而包括了历史时期的地理状况,但全面系统的历史地理记录和研究还是始于东汉初班固(公元32—92年)所作的《汉书·地理志》。这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不仅内容详细,而且不限于西汉一代,实际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正是由于《汉书·地理志》为当时的地名作了注释,后人才能知道一些先秦地名的正确位置。班固还录入了西汉末年刘向所作的《域分》和朱赣所作的《风俗》,这是两篇包括现状和历史的人文地理资料。此后,无论是各种正史中的《地理志》和各种官修的总志,还是以某一方面内容为主的地理专著如郦道元的《水经注》、顾炎武的《历代宅京记》等,无不由今溯古,记载一朝之内或更长时期内的变迁。如果以《汉书·地理志》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起点,那么快有二千年历史了。

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还没有历史地理学这个名称,而只有称为“沿革地理”的学问。所谓“沿革”,就是指一个政区的辖境和名称的延续、改变或取消的变迁过程。由于历代王朝一般都拥有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政区,一朝间的变化也非常频繁,追溯到古代就更为复杂,因此研究沿革成为专门学问,也成为学习和研究历史所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由于黄河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河道决溢无常,不时改道,也成为沿革地理的研究对象。由于现代意义的地理学在中国一直没有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研究沿革地理的又主要是历史学家,所以它始终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在北平发起筹建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以后,他们与同人逐渐意识到传统沿革地理的局限,努力使它“地理化”,并开始使用“历史地理学”作为学科名称,这无疑受到了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地理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实践下,沿革地理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转化终于基本完成,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在学科性质、理论、方法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已从疆域政区、地名考证和水道变迁扩大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分支,研究的范围也已由表及里,由现象的复原深入到规律的探索和总结。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显示的成果虽然也包含了历史自然地理方面,但主要还是传统的沿革地理内容,正在编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共三册,第一册预计1997年出版)才真正能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与现代地理学相比,在研究对象和方法方面,历史地理学并无二致,所以从理论上说,现代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手段同样能用之于历史地理学。但历史地理学却有现代地理学所不具备的研究手段——历史文献资料,而这正是中国举世无双的优势。以往的地理景观,虽然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实地考察或非文献手段加以复原,但大部分却离不开文献记载,或者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对人文地理现象更是如此。如人类用科学仪器观测天气、气温、降水量等气候资料最多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不少地区只有数十年的时间,但利用我国的文献资料却可以研究一二千年前的气候,从而总结出长期的气候变化规律。又如人口地理研究离不开人口普查数据,西方国家的人口普查历史只有二三百年,但我们利用《汉书·地理志》中的全国和分地区的户口统计数据,却可以研究公元初中国的人口地理。计算机、遥感、数理统计等方面的新技术的运用,使中国丰富的文献资料的价值得到了更充分、准确、迅速的发挥,这方面的潜力之大目前还难以估量,但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必定能居于世界前列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虽然免不了要常常钻入故纸堆中,却同样关注着人类的今天和明天。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地理学找到了最广阔的舞台。在参与黄河、海河的治理,长江口、杭州湾的开发,地震、旱涝、海平面下降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城市和地区的规划,植被和环境的保护,沙漠化的防治,古河道和地下水的利用等很多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功使我们坚信,在与人类一起进入21世纪时,这门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学科依然保持着青春,并必将在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方面的规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册问世


自从芬兰于1898年出版了世界上首部《国家地图集》以来,全世界已有约八十个国家编纂出版了自己的《国家地图集》。

《国家地图集》是系统反映一个国家的自然、经济、人口、历史和文化全貌的综合性地图集,可以为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提供全面系统的参考图件,因此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之一。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一般早已出版了《国家地图集》,并且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修订。

20世纪50年代,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地图集》的编纂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于1956年正式列入《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按普通、自然、农业、历史四个专题分卷出版。尽管受到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的影响,率先编纂完成的《国家自然地图集》还是在1965年正式出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编纂工作才全部停顿。1981年,经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国家决定恢复国家地图集的编纂,并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增加了经济专题。到20世纪末,普通、自然(经修订)、经济、农业四个专题地图集先后完成编纂和出版。

1982年12月《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在北京成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法学家张友渔任主任,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任副主任兼总编纂,副主任还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侯仁之,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史念海,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翁独健,编委中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林甘泉、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余绳武、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科研局学术秘书高德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研究员、国家藏学中心邓锐龄研究员、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等,几乎囊括了历史地理学界和相关学科研究机构负责人和学术权威,数百位专家学者承担了编纂工作,或参与协作。1983年8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第一次编务工作会议,确定了编纂条例,任命了各图组负责人,讨论了部分样图,编纂工作全面启动。到90年代初,进度快的图组已基本完成初稿,但有的图组因前期成果有限,或工作量太大,人员不足,计划一再推迟。1991年10月,总编纂谭其骧先生突发脑溢血,丧失工作能力,延至1992年8月去世。编委会决定不再设立总编纂,由林甘泉、高德、邹逸麟组成助理小组,代理总编纂工作。张友渔去世后,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继任组委会主任,其间一度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汝信署理。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一卷终于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三两卷的编稿和设计也基本完成,只待清绘制印。但半数以上的编委已经去世,其中包括硕果仅存的编委副主任、享年102岁的侯仁之院士,在世的编委最年长的92岁,三人助理小组平均年龄超过80岁,最年轻的我也已69岁。

这项工作之所以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主要是因为它的艰难程度和巨大的工作量。不少人以为既然已经有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再编《国家历史地图集》就会轻车熟路,这是由于不了解两者的差别。实际上,《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以疆域、政区为主的“普通地图集”,而《国家地图集》是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历史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