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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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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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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


内容简介

媒体推荐

译者序

前言(1)

前言(2)

引言

早先的强盗贵族

救命药物之困局

桂格公司的“大英寸”地契赠礼

历史和文化上的困局

艺术上的困局(1)

艺术上的困局(2)

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

世界各地的困局

困局的另一面

引言

神奇停车场(1)

神奇停车场(2)

空中收费站(1)

空中收费站(2)

为什么要为“使用不足”正名(1)

为什么要为“使用不足”正名(2)

集体财产如何运作(1)

集体财产如何运作(2)

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的对称性

几点忠告(1)

几点忠告(2)

引言

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1)

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2)

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3)

从共享到起诉(1)

从共享到起诉(2)

从共享到起诉(3)

是过渡还是悲剧(1)

是过渡还是悲剧(2)

是过渡还是悲剧(3)

解决途径(1)

解决途径(2)

解决途径(3)

解决途径(4)

注意:单一的专利并不会造成困局





内容简介


颠覆“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观点 有趣、有理、有益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福布斯》、《商业周刊》、《纽约客》、路透社 强力推荐



几年前,一家美国制药公司的主管给本书作者——赫勒教授出了一道难题。公司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能有效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新药,但不能上市发售,除非公司能买下几十种专利的使用权。但每一位专利持有人都认为自己的专利特别重要,都可以信口索价;有些干脆不答应这笔交易。故事的结局不怎么美满。原本可以拯救上百万条生命、赚取数十亿美元的新药,就这么束之高阁了。



这种“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情况就是“困局”,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龙多了旱,人多了乱,母鸡多了不下蛋”。



这样的困局给全社会都带来了损失,在医药困局这个真实的例子中,专利持有人没有获益,医药公司被迫放弃了最有潜力的新药研发,而那些被老年痴呆症困扰的病人及其家庭大概永远不会想到,他们本来可以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如何解决这些困局,让大家的福祉都能增加呢?本书不仅有生动有趣的故事,通俗流畅的描述,更给出了一把开启财富之门的钥匙。





媒体推荐


这本书提供了看经济问题的一个新的方法。



——路透社



这本书也许会引发革命。



——《时代周刊》



《困局经济学》道出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的重要经济现实,读起来饶有趣味。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作家,著有《流氓国家》、《30亿新资本家》等书



本年度,甚至最近10年最重要、最及时的一本书。赫勒的《困局经济学》为我们看待政治与经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华伦·班尼斯,作家,著有《成为领导者》等书



很少有书能重新开启一个领域,几乎没有书能重新开启许多领域——这本书就在“几乎没有”的范畴内。



——劳伦斯·莱斯格,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



过去十年间,有很多挑战人们已经接受的智慧的书出现,最新的就是这本。不同于其他那些挑战直觉的书的作者,赫勒教授在他所细致观察的领域内是个顶尖学者。赫勒教授的这本书,是继《资本论》以来关于产权的最具有洞察力的书。



——Slate在线杂志





译者序


美国人爱创造新名词,爱到了有点故弄玄虚的地步。“困局经济学”这个说法很新鲜,道理一说破,却分外简单。文中提到的小块土地困局,和我国农村的情况何其相似—由于包产到户,各家分配的土地面积过小,机械化大生产无从开展,农业新技术迟迟得不到推广。当前的新一轮土地改革,不正是打算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凑巧的是,就在翻译本书的当口,我在电视的新闻报道里听说了一则类似的事件。几年前,由于国内投资渠道狭窄,部分城市的地产开发商趁机推出了一种投资性质的地产产品。举例来说,地产开发商建好一栋商用楼,并将商铺使用权出租给大型商场,以若干年为限。而后将大楼商铺分割成多个小块,把所有权卖给不同的投资者。销售时这样宣传:大楼已经有某某大商场入驻经营了,业主每年可按实际购买的面积收到多少租金,收租至某年以后,商铺将由开发商按原价回购。



具体而言,假设大楼有1 00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租给商场10年,商场支付每平方米1 000元的年租金,每年总计100万元;开发商把大楼分成100个10平方米的小块,将每个小块的所有权以每平方米1万元的价格卖给100个不同的买家。这样一来,开发商回收了1 000万元的资金,每位买家每年可获得1万元的租金。10年后,买家收到的租金抵消了购买成本,开发商按原价收回,则买家还赚了10万。表面上看,这是笔多赢的买卖。开发商回收了开发资金,商场有了营业场所,买家获得稳妥的租金收益。一时间购买者众。



第一年,房东们按时收到了租,欢喜。第二年,房租晚到了几个月,但总归收到了,房东们没吱声。第三年,问题来; 了—房租没了!房东们着急了。租用大楼的商户很委屈:我们的租金早就按时给了管理公司呀。仔细一盘算,大家发现上了开发商的当:原来当初的1 000平方米卖给了150位买家,而且,每位买家的面积还都号称是10平方米!怎么做到的?虚报面积者有之,一户多卖者有之。往年,开发商靠拆东墙补西墙还能把这150位买家的房租凑齐,今年经济形势吃紧,地产业又不景气,开发商蒙混不过去,就断了租。至于到期回收的许诺,恐怕根本无法兑现。



这下捅爆了马蜂窝。房东们赶紧成立了业委会,聘请了律师,准备找开发商打官司,索要欠款。可不管怎么说,大楼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给这事埋下了无尽的麻烦。



事实上,监管部门几年前就发现这种项目存在不妥之处,并规定开发商不得再开展此类操作。可惜叫停之前,已经有楼盘卖了出去。新闻里提到的这座大楼,就属于叫停前项目。怎么办?新闻里没提,可谁都想得到,这场官司可有得打了。



说回本书,译者认为有必要对一个重要名词的翻译稍加解释。“tragedy of the commons”,在中文里已经基本统一了译法,叫“公地悲剧”。本书作者新造的“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却还没有固定说法,谷歌上查到的文献多译为“反公地悲剧”。斟酌再三,译者还是决定采用文献的多数译法,将后者译为“反公地悲剧”。



由于本书内容较新,译文中难免有考虑欠周处。此外,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或一时的疏忽,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译、漏译的地方。如读者在阅读时感到文句晦涩难解,还望来信指正,联系信箱是herstory@163.net。



闾 佳



于成都





前言(1)


几年前,一家制药公司的主管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公司的科学家研发了一种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新药,但不能上市出售,除非公司能买下几十种专利的使用权。任何一位专利持有人都可以信口索价,有些干脆不答应这笔交易。故事的结局不怎么美满:原本可以拯救上百万条生命、赚取数十亿美元的新药,就这么束之高阁了。



还有一道高难度谜题:美国利用最不充分的自然资源是什么?答案或许让人吃惊:无线电频谱。90%的波段都没人用,因为无线频谱的所有权太支离破碎了。结果,我们的信息经济踯躅不前。美国的无线宽带覆盖率远远落后于日本和韩国。频谱困局,给我们造成了数万亿美元的损失。



再来一个:为什么我们要在机场浪费大把时间?这次的答案是房地产困局。30年前,航空管制取消,航空公司数量翻了3倍。可美国有多少机场是1975年以后新建的呢?只有一座:丹佛机场。你在哪儿都没办法建新机场,因为土地所有人太多,每一个项目都因此受阻。只要在我们最繁忙的机场新增25条跑道,就可缓解全美大部分的飞机延误。



19世纪中期,马铃薯荒饿死了爱尔兰数百万人口,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与100年前相比,如今非裔美国人的农庄所有权减少了98%?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得克萨斯州清洁的风力能源?—那里风大,而且湾岸地区的人们也希望使用绿色能源。



所有这些难题都有一个共同的成因。一般而言,私有权能创造财富,但太多所有权却会造成反效果—形成了困局。困局是自由市场的一个悖论。倘若太多人拥有某种东西的一部分,合作便陷入停滞,财富消失,人人遭受损失。



我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出现了一次静悄悄的革命。在旧经济下—其实就是十几年前—你发明一种产品,便去申请专利;你写了一首歌,就得到版权;你把土地划成一块一块,修建房屋。如今,要创造财富,却需要整合。从制药到电信,从软件到半导体,凡是高科技的东西都需要整合无数专利。不仅高科技如此,前沿艺术和音乐也需要把来源不同的文化片段捣碎、重新拼接。甚至连土地,最重要的社会项目,如新机场跑道,也需要产权的整合。创新在进步,我们却困守于易分难合的旧式所有权。



破解困局是当今时代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有些解决办法是创业家式的,比方说,人们可以设计整合所有权的创新途径,并以此赚钱。为了治疗疾病,慈善家可以整合专利。但解决困局最重要的第一步,是给它取个名字,让人们注意到它的存在。有了合适的语言,任何人都能找出困局中存在的联系,把它们串在一起,逐个攻破。



我第一次碰到所有者太多的悖论,是在莫斯科。那时我正苦苦思索该如何向俄罗斯负责经济改革的代总理伊戈尔·盖达尔做个交代,连脑门都冻在了商店的玻璃窗上。



当时苏联解体,我代表世界银行飞到了莫斯科。站在飘扬的红旗海洋和硕大的列宁塑像前,我向莫斯科最高苏维埃讲解如何创造房地产市场。摧毁私有制倒是简单,想从无到有地重建它可就难得多了。不是有笑话说过么,谁都能把一缸金鱼变成一道鱼汤,可有谁能把鱼汤变回一缸金鱼呢?首先,你得界定私人所有权,接着创造所有人,然后……





前言(2)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进展迅猛,但不怎么顺利。有一天,盖达尔向我的团队提了一道难题。政府已经把商店私有化一年了,货架上依然空空如也。但大街上,在冰冷的路边,立着上千座四面漏风的铁皮货亭,里面什么东西都卖。盖达尔问:“大冷天的,为什么商人们不肯进商店做买卖呢?”



那年冬天,莫斯科很冷:足足有零下40度,华氏度和摄氏度都重合了。然而,莫斯科人却在铁皮亭子前排着长队,买面包,买鲜花。我瞅着空空的商店,跟商人们聊了一会儿。原来,修个铁皮亭子很容易,只要给警官一点儿甜头,再向本地黑手党缴些保护费就行。要开一家商店可就困难多了。俄罗斯在私有化商业企业时,把所有权分给了太多利益方,每一方都可以阻挠它的使用,而且也的确这么做了。一位新的业主获得了变卖商店的权利,另一位获得了出租该店的权利,还有一位获得了占用权。看到那些空荡荡的商店,我头一回冒出了“困局经济”这个概念。



自从我发现上述市场动态之后,数以千计的学者测试、检验并扩展了这一概念。困局悖论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它能解释很多现象。莫斯科空荡荡的商店似乎太远了点,但缺失的药物、缓慢的无线网络、飞机延时,以及日常生活中数不清的谜题都与这个原因有关—只要找到了它的解决办法,就能开启创新的大门,提高百倍的生产效率,帮助我们复兴经济。



比方说,就在本书出版的2008年春,报纸上正连篇累牍地报道次贷危机的消息。大型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垮掉了,低落的房价把经济推向衰退的漩涡,但没人从困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不久以前,抵押银行在放贷之前会对贷款人进行评估,如果房主还贷有困难,贷款人会一溜烟儿躲得老远。于是投资银行设计了新的抵押方式,以较高的利率,向信用评级不高的人放出大额贷款。银行把这些抵押债权收拢到一起,而后将之分拆成风险等级不同的债券。细节极为复杂,但结果很是神奇:金融工程一下子把晃晃悠悠的抵押贷款变成了安全的债券。只要美国利率一直保持低水平,而房价不断高涨,那就皆大欢喜,人人赚钱。



可惜好景不长,支离破碎的抵押所有权破坏了借方与贷方之间的联系。随着利率上涨,房价下跌,这种金融创新工具的困局特征显现出来。抵押贷款的所有者太多,再也没人愿意像旧式抵押银行那样提供谨慎的担保和贷款服务了。就在前不久,如果债主还不起钱,银行走投无路之下还可以取消赎回权,拍卖房产。可在新形势下,所有者太多,赎回权太分散,想拍卖也没辄。汇集式抵押贷款的所有者太过分散,很难达成一致意见重新处理出了问题的贷款。如今,放贷人根本找不出到底是谁借了自己的钱。



这就又成了一个管制困局。抵押贷款的规矩还是老一套:有人抵押,有人放贷。(这和高科技领域的“有产品就有专利”模式何其相似!)面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各级管制,新的金融工具土崩瓦解。没有哪一家机构能独力维护金融体制的完整性,但任何一家都可以阻止他人踏入自家领地。管制困局意味着,数千万亿业已卖出的抵押债权危在旦夕,无人负责。



借着次贷危机的故事,我是想说明,新闻里经常隐现着令人震惊的困局。所有者太多,意味着繁荣无望。



在本书,我将带你展开一次困局之旅—从强盗贵族到当今的无线频谱霸王;从密西西比法院拍卖黑人家庭农庄,到烦人的纽约市土地征用;从切萨皮克湾的牡蛎海盗,到当今的基因专利和音乐侵权者。每一个故事,都帮助我们洞悉现实中的困局,告诉我们该如何破解。只要你希望整合资源,引入积极的改变,开展下一代的创新,甚至只是单纯想理解日常生活的无形运作方式,本书便是为你而写的。困局带来的一切,并非不可避免。每一个例子,都源于当初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做出改变,重新控制宝贵的资源。只要知道从哪里开始,我们便可以解开困局。





引言


大企业做事古古怪怪。IBM最近捐出了500套软件代码专利,供公众免费使用。公司的一位主管解释说:“这就好像裁军一样,你总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导弹都撤了。”



1 但为什么IBM会自愿捐赠呢?



与此同时,塞莱拉基因组技术公司投资上亿美元破解人类基因组,然后将其庞大的DNA数据库捐赠给了公众。塞莱拉的发言人说:“我觉得,我们最终为科学尽了全力。”



2 的确如此。但科学代替不了董事会的投票,也不能拉动股价。难道塞莱拉的股东们不希望公司从投资中赚钱吗?



这里还有一个谜。制药公司百时美施贵宝宣布暂不研究“癌症可能涉及的50多种蛋白质”。这些蛋白质的专利持有人“要么不答应,要么索取不合理的专利税”。



3 公司的一位主管这样说。为什么这些专利持有人不同意让百时美施贵宝先治疗癌症,以后再分享利润呢?



这些神秘的企业行为内有关联,它们皆源自一项所谓的“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原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妨先从我们熟悉的东西说起吧:海洋里的鱼。这是一种我们所有人都能分享到的“公有资源”(commons)。要是太多人都能使用一种资源,我们往往会过度使用,于是我们捞光了海里的鱼。这种不经济的过度使用,叫做“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如何解决这一悲剧呢?大多数时候,我们靠创造私有产权来加以解决。私人所有者大多会避免过度使用,因为保护和留存自身掌握的资源,与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遗憾的是,私有化也会过火。有时候,我们为一种资源创造了太多的所有者,人人都可以禁止他人使用,合作搞不成,资源被浪费。假设一对兄妹继承了家里的房子。“身为父母,我们都以为自己过世后孩子们会和睦相处。”一位地产规划专家说,但把房子留给孩子,“铁定招来灾难。”



4 一个人想把房子租出去,另一个人却表示反对。要是两人达不成协议,谁都动弹不得。



5 房子白白空着。这就是困局。



现在假设有20甚或200位业主,每个人都能阻止其他人,结果谁都无法动用资源。这就是显而易见的困局,一种无形的反公地悲剧。之所以说“无形”,是因为资源是否得到充分使用,是个很难界定的概念。人人都能看见浓雾弥漫的空气,这是典型的公有资源过度使用。但倘若数以十计的专利持有人妨碍了大有希望的药品研发工作,谁能判断得出来呢?由于反公有资源(anticommons)未得到充分使用,救命的治疗方案无声无息地泡汤了。困局即是悖论:私有产权能提高社会福利,过多的所有权却造成反效果—破坏市场,阻碍创新,耗费生命。



诸如IBM、塞莱拉和百时美施贵宝等明智的企业已经洞察了困局的无形成本。这些世界最强大的企业干脆不再浪费精力整合支离破碎的所有权,而是直接放弃公司资产,重新到阻力较少的领域进行投资。创新的机会无声无息地溜走了。



但这一乱局亦有反面。重组破碎产权是时代的一大创业和政治机遇,我们可以收回迷失在反公地悲剧里的财富。一旦学会辨别困局,你定会同我一样深信,反公地悲剧带给企业世界以及我们的政治、社会及日常生活的成本,是可以减少甚至逆转的。解铃还须系铃人。你甚至能从所有权重组中找到赚钱的办法。但要想解开困局,首先得有工具。





早先的强盗贵族


中世纪的时候,莱茵河是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一条重要的欧洲贸易通道。6商船支付一笔小额过路费,便可保证通行无阻。但到了13世纪,帝国实力走弱,德国的贵族们开始沿着莱茵河两岸修建城堡,非法征收过路费。“强盗贵族”们设立的收费亭越来越多,水运越来越没赚头。莱茵河水依旧流淌不息,可船夫们再不肯费事走水路了。7



如今,莱茵河沿岸上百座破败的古堡,成了游客们喜爱的旅游景点(在极短的河道两旁,修建了好几座城堡)8。它们密集排列在一起,你可以轻轻松松地骑着自行车游览。可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所有人都为此吃了苦头,连贵族也不例外。欧洲的经济馅饼缩小,财富消失。太多的过路费意味着贸易日渐稀少。



为理解困局,我们把上述场面升个级。所有权一诞生,“收费站”就会出现—人们一直在以各种你意识不到的方式创造产权。当今的强盗贵族是政府官员、普通的公司,甚至任何个人。现在日渐消失的水运贸易,是浪费在人为财富界限之间无数的企业活力和投资。倘若太多的政府机构或私人所有者都能阻止他人染指共享资源,或是为使用共享资源私设条件,他们就损害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这里举一个当代“收费站”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颁发移动电话服务执照时,把全美分成了734个区。一位记者如此形容:“由于分成了这么多个小块区域,很难建立起全国性服务,因为它们就好像是成千上百个小封地,各有各的利益。”9



到了今天,美国无线电话服务网的覆盖面积比好多其他发达国家小得多。在美国,“幻影收费站”意味着“大部分频段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置的”,摩托罗拉首席技术官丹尼斯·罗伯森说。总之,“好不荒唐!”频谱困局的无形成本是什么?《福布斯》记者斯科特·伍利做了回答:“美国最宝贵的一项自然资源,受困于过往的时代和技术,成了废物。落伍的技术霸占了大量用不着的频段,新兴的技术却因为频段不够用而拼命挣扎,大有希望的未来产业奄奄一息。”10



美国的宽带发展水平相当于中世纪,频段收费站造成连接速度缓慢,通话频繁掉线。由此造成了数以万亿计的经济发展损失,放弃创新更带来了无法衡量的伤害。困局状态,铸就了这一“公用电信悲剧”。11





救命药物之困局


有时候,反公地悲剧事关生死。例如,一种大有希望治疗帕金森病的药品,在药店里却买不到。某家“大药房”的研发部主管告诉我,很多年前,他们实验室的科学家就发现了这种药(就叫它“化合品X”吧),但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对手们却阻碍了它的发展。要是“大药房”和生物科技公司携起手来,它们或许都能赚上一笔,我们甚至有可能已经征服了帕金森这种可怕的疾病。但这位研发部的主管,却被一种当时还叫不出名字的问题弄得灰心丧气。他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找到了解释。那篇文章是我和一位同事联手撰写的,阐述了生物医学私有化和药物研发之间的荒谬关系。12



20世纪80年代前后,美国开始允许人们对归属于药品开发名下的大量医学研究工具和测试申请专利。有了这些专利,专利持有人可以禁止他人使用自己发明的东西。除此之外,所有权范围的扩张,引发了“生物技术革命”。由于赚钱大有希望,私人热钱投进了基础科学。生物科技公司刚一发现诸如化合品X之类的药品能够影响大脑通路,就为其申请了专利。很多时候,专利权也的确带来了更好的药品检验和更安全的药品。



但这项改革也存在出人意料的副作用。随着专利权的累积,它逐渐变成了“幻影收费站”,阻碍了新药开发的步伐。莱茵河上的船夫要向每一个贵族的厘卡缴费,开发化合品X的公司,也需要向测试相关的每一项专利的持有人付钱。哪怕只忘了一个人,也会招来昂贵难缠的官司。每一位专利持有人都认为自己的发现至关重要,并有权索取相应的费用,到最后,他们要求的金额总计已经超过了这种药所能带来的预期利润。没有哪位专利持有人会首先让步。生物科技公司看重的是私人收益,可这些理性的个别决策放在一起,却危及了化合品X等新一代药品的市场。



这个故事没有幸福大结局。再也没有哪家公司有勇气整合所有必要的研发工具。怎么做才可能付清所有专利持有人索取的费用,又让这种新药赚钱呢?研发部的主管没盘算出来,所以,他调整了主攻方向,转而从事一些野心没这么大的项目。研发资金用到了现有药品的创新上,因为这些药的潜在专利本来就归该公司所有。实验室不得不把化合品X束之高阁,哪怕明知它技术可靠、市场庞大,并有可能一举消除帕金森这一顽症。



这位知情人要我对当事公司的名称以及化合品X的细节保守秘密。他仍然指望有一天能整合必要的知识产权,所以不肯向竞争对手和管理机构摊牌。就本文之目的而言,他的身份无关紧要,因为碰上这种事的不止他一个。每一家医药公司都处在相同的竞争环境下。没人愿意掀开这道专利谜局,没人会透露自己放弃开发的潜力新药。13



生物技术研究人员并不是坏人,他们不过是照着现行专利制度做事罢了。从单个专利持有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完全合理,但从整个社会福祉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做法无异于强盗贵族。为掀起生物科技革命,联邦政府在无意间为基础医疗研究创造了一个妨碍协作、阻塞救命药品开发的专利权环境。



化合品X并不是困局的唯一受害者。丧失潜在利益的,也并不仅仅只有研发实验室。疾病使得家庭痛失至亲,社会惨折栋梁。研发科学家们悄悄向我透露了好些内幕:治疗老年痴呆症的药品Y,针对某一癌症的疫苗Z,还有其他潜力治疗措施,全都因为专利持有人太多而搁浅了。这些搁浅新药便是无声的悲剧。数以百万的患者,被原本可以治愈或预防的疾病折磨至死,可没人提出抗议。本该发明出来的救命药品没出世,这事你到哪儿去抱怨?要怎样才能调动起公众对药品创新困局的怒气?





桂格公司的“大英寸”地契赠礼


幻影收费站这个说法,抓住了反公地悲剧的一个特点。生物技术专利持有人、政府管制机构或者强盗贵族,一个接一个地要求瓜分利益。此外还有一种想象困局的方式。多名所有人一股脑儿地出现在你面前,每人手里拿着一块拼图,要想拼成完整的画面,你非得把每一块都买下来不可。14



世界上最小的公园



这里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上了一定年纪的读者,想必还记得桂格公司出售地契的故事。15 20世纪50年代末,桂格燕麦公司买下了克朗代河一块20英里长的灌木地,并将之分成2 100万块小片土地,每块的面积都是1平方英寸。接着,他们把每小块空地的地契装在标有特殊记号的燕麦盒子里。公司的广播发言人,来自俄克拉何马育空市的普雷斯顿军士,在每周的电台节目上提到了这件事,全国上下顿时掀起了抢购潮,孩子们抓狂地想得到地契。我拥有编号为#Q578898的土地地契,16 你也可以在eBay上给自己买一份地契。



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吗?确实有问题。对桂格公司有好处的事情,不见得对我们其他人也有好处。桂格公司犯不着费心考虑这些小块土地将来的用途,毕竟,营销活动已经成功结束了。可是,假如有一天这一区域发现了石油或天然气,开采者必须拿到所有地契才能动工。那么,就算每一个拥有地契的人都愿意通过协商让出开采权,石油还是会躺在地下动弹不得。光是把所有业主找出来,跟他们讨价还价,这部分成本就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了。倘若法定权利太过分散,无法有效使用,又没有简单的工具可以重整所有权,那么人人都会为此承担无形的成本。



为解决这些无形成本,立法制度设计了一套限制所有者任意分割其产权的古怪规定。地产税一类的日常琐事,以及“反永续规则”(这是一套极其复杂的地产规划路障,每一代法律系学生看到它,都会不由得打个哆嗦)等晦涩法律,都具备克服或预防困局的作用—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17 这些规则似乎与个人订约自由背道而驰。为什么我们不能随意使用自己的财产?就算我们把它分得太碎,又有谁会遭罪呢?现在,你大概能看出限制分割规则的原因所在了:充当天然工具,控制桂格地契一类的创意行为。



由于桂格公司仅仅把地契当成一个营销策略,根本没有考虑这片土地的未来用途,自然也没有去登记、支付土地税。等未付的土地税累积到大约37美元的时候,这块地重新收归州政府,整块拍卖给一位私人所有者。于是皆大欢喜:桂格公司卖掉了好多麦片,育空市政府使得土地重归经济用途,我的地契变成了纪念品。可有一位地契持有人不乐意了,他本来想把名下的“三大块”(面积3平方英寸)捐献出来,造一座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公园;还有一个小男孩往当地地契办事处寄了4根牙签,说要给自己拥有的那一小块地修个栅栏。除去这些,法律倒确实做了它该做的事。18 地产税充当了整合小块土地、破解困局的无形之手。



五十英里混凝土



其他“大英寸悲剧”的后果远比麦片公司创造的这一起严重。我们经常眼巴巴地坐在机场候机,飞机要么是迟到了,要么是准点到达却没地方可降落,只好在半空兜圈子—这就是管制版“大英寸困局”造成的恶果。1978年,航空业取消管制,乘客周转量翻了3倍。那么,打那以后,美国新建了多少座机场呢?只有一座:1995年建起来的丹佛机场。地方社区的行动就跟持有桂格地契的业主一样,阻碍了新建机场所需的土地整合。不仅美国如此,国外亦然。19 居民们想法设法地推迟、阻挠机场建设项目。由于有能力控制地方土地使用规划流程,他们甚至不需要拥有土地,就能制造困局,阻止必要的建设开发。



居民们还阻止了现有机场的扩大改建工程。几十年来,芝加哥奥黑尔机场一直迫切需要重新规划现有跑道,并增建新跑道(新的喷气式飞机跑道,每条约两英里长)。本森威尔和艾尔克·格鲁夫村的业主们阻止了这一项目的进行。同样的事情还出现在纽约、西雅图、达拉斯和洛杉矶,但凡有地方需要扩建机场,我们就会碰到困局。根据空中交通管理协会的说法:“只要在全国最繁忙的25座机场多修50英里混凝土跑道,就能解决大部分飞行延误事件。”20



困局不仅阻碍了机场的地面建设,还限制了空中交通能力的扩容。在纽约市,只要对飞机到港离港的通路加以优化,就能减少20%的空中延误。现有的一部分航线年代太久了,还是靠飞行员顺着哈德逊河飞下来,从窗口目测篝火和灯塔定下的。2007年,管理当局公布了20多年来的首个重新规划计划。可新航线途经地区的业主们坚决不答应,洛克兰县、费尔菲德、伊丽莎白、卑尔根县和费城郊区立刻提起了诉讼。与此同时,纽约的空中交通延误继续蔓延全国。21



有关空中交通困局的新闻标题,我最喜欢的一条出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终结航空困局之?局”。22 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目前欠缺一种公正又有效的方式来整合经济发展—兴建新机场或其他大规模土地使用计划—所需的土地。(我在第5章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读累了记得休息一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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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文化上的困局


大英寸困局,并不仅限于桂格麦片包装盒里的地契或者修建跑道的土地,它们还生生截断了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想想马丁·路德·金留给我们的遗产吧。少数读者或许跟他一起在塞尔玛参加过游行,甚至听过他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大多数人只能通过著述、采访、录音录像间接地认识他。



PBS电视台荣获艾美奖的纪录片《民权运动史》(Eyes on the Prize),23 为数百万美国观众再现了金博士不朽的形象。克里伯恩·卡森,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金博士报》的编辑、该片的高级顾问,这样说道:“这部影片记录了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社会正义运动。”24 为拍摄这部长达14个小时的纪录片,制片人亨利·汉普顿采访了数百位认识金博士的人,包括民权活动家、家人、记者和朋友,并截取了大量媒体资源:从82卷新闻胶片中摘选重要片段,从93卷照片中挑出了275幅照片,还收入了将近120首歌曲。25



图1-1 金博士的照片(版权公有)26



要把这些素材放进影片,汉普顿必须从版权所有者那里求得许可,否则就可能吃官司。影片初次播放是在1987年,打那以后,许多许可过期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录像片段、照片和歌曲的版权都换手了。很多时候,最初的许可不包括电视重播或用于DVD等新媒介的权利。由于《民权运动史》的制片人没办法获得足够的许可使用资源,因此影片无法重播。好多年都没人看过它了。



我跟卡森教授聊起《民权运动史》,他告诉我,如今再拍这样的片子不容易了,光是拿到所有知识产权的许可就令人望而却步。为了让《民权运动史》重见天日,卡森自己曾和这部影片的其他主创人员花了许多年时间做各方面的工作。福特基金会捐赠了60万美元供他们购买许可,其他一些人也捐了几十万美元。即便有了这么多赠款,外加大量志愿工作,谈判仍然耗了将近20年时间。



困局是怎样形成的呢?假设摄制者使用了一段采访视频,原先答应纪录片可无偿使用这段视频的人,现在或许会提出要求说,收录到DVD里得收费。金博士游行片段里的背景音乐,版权所有人可以要求获得补偿,采访者和叙述者亦然。此外,影片使用了金博士的肖像,他的遗产继承人同样可以提出补偿要求。



要想影片重见天日,制片人必须跨越无数紧箍咒,在交易上,这个过程叫做“明晰产权”,这是件耗钱又耗时的事。一位从业者说,做这门行当,“既要有福尔摩斯的推理本事,又得懂蒙蒂·霍尔多方博弈的那一套”。27 莱茵河上行船的商家一眼就能看出厘捐卡在哪儿,可《民权运动史》的拍摄团队却得艰难地寻找相关权益持有人。把影片制成DVD,意味着确认并查找每一位产权所有人或其继承人,然后分别与之协商报酬问题,或求得他们的免费使用许可。归拢废弃的小块土地尚有法律捷径可走,不付税即可整块交由法院拍卖;整合知识产权却只有死磕这一条路。



明晰音乐方面的产权尤为复杂。如果《民权运动史》的团队拿不到某首歌的产权,就必须彻底换掉那首歌,同时要确保“无损影片的完整性”。该片音乐总监雷纳·考瑟斯基说:“我们说的可不是数码格式,而是一卷一卷的胶片素材。很难,而且很耗时间。”28



2006年,在整个团队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成功明晰了(或替换了)影片里所有素材的产权。《民权运动史》重现人间。





艺术上的困局(1)


詹姆斯·索罗维基在《纽约客》上撰文指出:“越来越多的铁丝网,困住了公共领域的文化。”29 说得没错!成千上万的新媒体创作由于困局而受阻,甚至流产,这是艺术和信息世界里的一个庞大黑洞。《民权运动史》DVD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电影和DVD



当许多纪录片退出了市场,甚至夭折于襁褓之时,我们的集体历史就这么消失了。根据美国大学社会媒体中心2004年的研究,产权明晰成本陡增,“明晰电影和音乐方面的产权尤其艰辛。”30参与研究的帕特·奥夫海德说,“只要想做大众媒体产品,就会变成版权的人质。”31 分开来看,每一项版权或许都有道理,但聚在一起,就成了层峦叠嶂的困局。



《纽约时报》新近刊登了一篇名为《纪录片的无形成本》的文章,举了其他几个相关的例子。前卫纪录片《诅咒》,讲的是与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共同成长的故事,拍摄完毕后,导演在家里的笔记本电脑上完成了后期编辑,成本总计218美元。32 但要想发行,必须拿出额外23万美元购买音乐版权。可爱的独立影片《狂热舞厅》,讲述纽约市一群11岁的小孩成长为充满热情的国标舞表演者,可差点上映不了。由于音乐版权的所有者太多,没办法一一协商,因此被迫剪掉了很多场戏。连法律都拿这事儿没辙。《狂热舞厅》的律师劝制片人艾米·苏维尔说:“说真的,您是初次拍片,哪能搞到足够的钱跟唱片行业对着干?”33



要想了解困局如何在流行文化中起作用,不妨来看看喜剧片《脱线家族》的情况,它翻拍自20世纪70年代的同名剧集。要想翻拍或拍续集,首先要征得当年扮演布兰迪一家老少(当时孩子们年纪尚小,所以还得找到他们的监护人)以及管家爱丽丝的全体演员的同意。光是要取得他们的一致同意,就很叫人头疼了。34 平心而论,困局也不总是件坏事,有时候它能为喜剧带来灵感。HBO的剧集《抑制热情》里有一集,演员拉里·大卫发现,要想把横穿自家后院的丑陋电线埋进地里,必须所有邻居点头。有一家人怎么也不答应,交易谈崩了。35 谁都不喜欢电线,可它只能留在地面上。不过,整体来看,社会从喜剧情节里获得的收益,绝对抵不上我们在文化上蒙受的损失。



喜欢20世纪80年代末经典电视剧集《中国海滩》的影迷们买不到它的DVD,因为剧集的所有者华纳兄弟公司拿不出那么多钱买下剧中大量使用的、归摩城公司所有的音乐,产权清不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辛辛那提摇滚电台》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影片所有者买不起片中出现过的所有经典摇滚乐的版权。36《连线》杂志的凯蒂·迪安写道:“铁杆影迷们想要的是完整的剧集,可不是缺胳膊少腿儿的删节版。”37 迪安还采访了一家网站的新闻主编,该网站专门发布电视剧集DVD的上市日期。主编说,影迷们“不希望换歌……他们希望音乐能跟当初电视台播放时一模一样,这是他们的心愿。可换歌是免不了的,有些剧集连主题歌都给换掉了”。38



弗兰克·辛纳屈的“爱情与姻缘”是《憔悴潘郎》的主题曲,可在第三季的DVD里,它没影了。《特警4587》的DVD没有收录原本出现在重头戏里的“杜松子酒之夜”(Moody Blues原唱)。购买电视剧集DVD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盒子上印着一行小字:“音乐或与电视版稍有出入”;要不就是更乐观些的说法:“执行制片人精选全新音乐”。39 这些DVD的例子小到了琐碎的地步,但合在一起,就成了困局—小小片段上附加了太多的产权—它们破坏了你钟爱的影像与音乐之间的联系。





艺术上的困局(2)


音乐



连嘻哈乐也是困局的受害者。过去十年,嘻哈乐出现了根本上的变化,一部分原因就出在反公地悲剧上。以“全民公敌”乐队1988年的经典专辑“It Takes a Nation of Millions to Hold Us Back”为例。这张专辑是嘻哈音乐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将数百首其他人的作品加以采样,重新整合。站在这堵声音铸成的高墙之上,查克·D唱道:



被逮了,上了法庭,



因为我偷了,一个节拍。



这是一项采样的运动……



我发现了这座节拍的宝库,



可我一个子儿也没付。40



“全民公敌”事件之后,几家主要的唱片公司立刻做出回应,宣布哪怕是最短的采样片段,也要收取版权费用。1988年的这张专辑,如今根本做不出来了。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查克·D说:“‘全民公敌’受的影响比其他人都要大,因为我们要对上千首歌采样。如果你把声音分开,它们什么也不是—根本认不出来。要把所有的声音合在一起,才能铸成音速的迷墙。我们受了影响,打官司实在太贵了。所以我们只好彻底改变了风格。”41



如果你是“全民公敌”早期数百万歌迷中的一分子,会很好奇为什么如今的嘻哈乐大多只就着一段主旋律说唱,原因就在这里。并不仅仅是音乐口味发生了变化,而是歌曲所有者们利用版权构筑了堡垒。主流唱片公司出的唱片,再也不会搞什么“声音拼接”了(不过一些小品牌仍然坚持此道)。一位网络音乐活动家写道:“再也没有哪个制作人能搞拼接了,连最有钱的吹牛老爹也不成……类似Beastie Boys《保罗时装店》那样的专辑已成绝响……如果你认真对待嘻哈乐的传统,恐怕必须承认,现在的局面正在扼杀这种艺术形式的一部分。”42



拼接成了明日黄花,接下来恐怕要轮到“杂锦”(mixtaps)了。歌迷们要想跟上瞬息万变的嘻哈潮流,往往只能把尚未发行的片段、偷录的新歌和从未上市的老歌录制在一起。如今,“杂锦”已是“说唱世界的重要环节”。主流唱片公司纵容旗下歌手搞“杂锦”,有时甚至还提供资金以促销。可最近美国唱片业协会却告发了“杂锦”前沿人物DJ Drama,害得他遭警方逮捕。据《纽约时报》报道:“DJ Drama成了音乐产业动荡局面的另一个象征。”43



音符也有版权



总而言之,版权已经走火入魔了。某法院最近做出裁断,连短短一秒半钟且根本无法辨认的声音片段也受版权保护,采样之前必须获得许可。44 有评论员说:“这故事听起来真像是传说,可惜居然是真的……接下来会是什么?版权保护一个音符?我看跟这也差不多了。”45



诚如“幻影收费站”使得化合品X泡了汤,支离破碎的产权也给电影、音乐、艺术和历史造成了无形的损失。由于文化难以整合,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减损了自己的集体财富,包括艺术表达在内的前沿创新遭受的伤害最大。



我相信,查克·D混合短小采样的举动,很大程度上应被视为“合理使用”(fair use)。合理使用是美国法律的一条古老原则,允许对受版权保护的素材做有限度的使用,无需征得版权所有人的同意或支付报酬。但这并不是版权的例外或限制,合理使用属于我们与创作者最初缔结的契约的一部分。遗憾的是,随着大规模版权持有人对国会施压,法院开始一步步收缩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那么,这种做法代价如何呢?46 答案在于: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广泛有着无形的好处—它能消除文化困局。



我们从混合零散文化碎片中所获得的好处,显然超出了此举对个别创作者的伤害,但查克·D所属的唱片公司并不捍卫这一原则。相反,它希望在其他人采样专辑时能获得报酬。主流唱片公司希望极端的版权保护,而这使得我们遭受了损失。其实,哪怕自己的作品被别人采了样,原创者也不会放弃搞音乐。47



对版权官司的恐惧,在法律准许的范围投下了一道深深的阴影。面对这一阴影,几乎所有人都早早放弃了抵抗。我在给学生们准备课堂阅读材料的时候,碰到了与查克·D相同的采样困境。学者和艺术家一样,一般都没有太多钱请律师打官司。



在非公开课的网站张贴文章节选,应当属于“教育性的合理使用”,这就好像在图书馆里,当着学生们的面举起一本书。在现行法律下,在班级网站上张贴文章也确实属于合理使用范围—当然,这取决于我们对一些过往案例如何加以阐释。48 可大学不希望冒打官司的风险,学校的律师不去力争合理使用权,而是要求教授明晰版权,向学生们收取课堂阅读材料费。我不希望再给负债累累的学生们增添负担,所以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省去节选(虽然我觉得这些内容学生们应该读),要么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版权法已经跟不上技术变革的步伐了。过去(不到一代人以前),音乐产业的价值源泉还是单独的一首歌或是单独的某张专辑。如今,大量的价值是通过多媒体DVD、混合与“杂锦”创造出来的。你或许并不热衷纪录片和嘻哈乐,可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音乐、电视、舞蹈和戏剧,类似的困局总会影响你的所见所闻—连法学院的课堂都逃不过它的手掌心。



回到《民权运动史》这部纪录片上,我们或许要问:到底是谁拥有金博士的遗产—是人民,还是那些掠夺我们集体记忆的零散版权所有人?就目前来说,电影摄制者们放弃了无法明晰版权的片段,他们用数码技术模糊处理了背景图片,从影片中剪掉会得罪人的音乐,删除固执己见的当事人。





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


立法者的本意并不是要阻止电影人亨利·汉普顿讲述金博士的故事,不让查克·D为“全民公敌”写歌。产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版权保护,要不然,人们恐怕就没有动力投资于艺术表达了,但要是保护过了头,困局又来了。



为了理解这一两难局面,我们最好是从过度使用公有资源入手。很早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注意到公共所有权会造成过度使用的问题:“由最大多数人所共用的资源,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人人都只想到自己,很少考虑公共利益;除非事情与他个人有关。”49



为什么人会滥用甚至破坏自己珍视的东西呢?也许是因为人目光短浅,脑袋不灵光,若是这种情况,理性的讨论、温和的劝说就管用。可即便是聪明人,也会出于站得住脚的理由滥用公有资源。最难处理的过度使用悲剧是这样的:面对某一稀缺资源,人人都会出于理性选择消耗它,尽管谁都知道这些决定合在一起将对该资源造成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理性走上了邪路,温和的劝说毫无效果。比如:



?我们坚持小病也用抗生素,哪怕由此出现的抗药性疾病会给我们整体造成巨大的损失。



?炎热的夏夜,我们大开着空调,虽说我们知道这会加剧全球变暖趋势,进一步提高空调的需求。



?我们为了省几分钟时间选择自己开车,可由此造成的交通拥堵却放慢了所有人的速度。



换言之,我做了对我最有利的事,你做了对你最有利的事,没人关心公共资源是否还能维持下去。在讨论“复活节岛灭亡”的时候,社会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指出,复活节岛现在一片荒凉,可岛上伫立的巨大石头雕像说明,那里曾经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足以维持繁荣的文明社会。他问道:“为什么岛民们不环顾四周,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并在为时已晚之前罢手?当他们砍倒最后一棵棕榈树时,到底在想什么?”50



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创造了“公地悲剧”这个词,很好地说明了此类情形。1968年,他写道:“在一个信奉任意享用公有资源的社会,人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毁灭是其必然的命运。任意享用公有资源会带来毁灭。”51 自从哈丁写下这段话以后,上千名学者找到了遭遇公有资源滥用悲剧的社会领域。52



除此以外,哈丁的比喻激励人们不懈地寻找解决办法,大多数解决办法可归结为两种方式:政府管制或私有化。假设一片公有湖泊捕鱼过度,政府可以插手,准许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捕捞多少鱼。然而,这种直接的“命令与控制”式管理已经不再受人偏爱了,这不仅是因为它经常失效,还因为人们对这种制度控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近年来,管理者更倾向于想办法私有化湖泊的使用权。他们意识到,分掉所有权,能创造出强有力的个人保护动机。今天在你自己的湖里打了太多鱼,明天你就得挨饿;对湖泊进行明智的投资,能带来永远的收益。基于这样的经验,管理者和选民误以为,既然私有产权是件好事,那就越多越好。从这一观点出发,私有化保准错不了。



一直到最近,人们才凭借如图1-2所示的对比,理解了所有权、竞争和市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私有制解决了公地悲剧,私有化打败了政府管制,市场竞争胜过国家控制。但这种简单的对比从根本上误解了所有权的可见形式。上述假设存在致命的漏洞。



图1-2 公地悲剧的标准解决办法



公有资源的私有化,或许可以解决过度滥用的悲剧,但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招来另一种恰好相反的问题。英语里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资源利用不充分的情况,于是我自己创造了“反公地悲剧”53 这个说法。凡是太多的人阻止其他人创造或利用一种稀缺资源的情况,都可套用此说法。确切地说,公有资源滥用的对立面,就是反公有资源的未充分利用。



这一概念道破了所有权范畴的一半隐秘,一个社会牵连复杂,广泛得超出前人想象的世界,如图1-3,除开正常的私有财产,还有反公有财产。曾有一位法学家写道:“简单一点地说,公地悲剧告诉我们为什么东西容易分得支离破碎,而反公地悲剧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拆开容易还原难。”54



图1-3 揭示所有权范畴的一半隐秘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政府只需要创造明晰的产权,然后就可以闪到一边去。只要权利明确,所有者就可以在市场上交易,把资源转移到价值更高的用途上,创造财富。但仅有明晰的产权和普通的市场还不够。反公有资源概念说明,产权不仅要明晰,内容也很重要。当所有权和政府控制过分零散时,困局就会产生。



点破反公地悲剧,有违我们对私有财产的直觉。私有制不再是所有权的终点站,私有化也会走到破坏财富的地步。太多的所有者会造成市场的瘫痪,因为人人都妨碍着他人。良性的私有制,就是要在过度使用和使用不充分的两极之间实现艰难的平衡。





世界各地的困局


在稍后的章节,我将带你去看看商界、政界和日常生活里的困局战场。一旦弄懂了要找什么,你就能指出周围的困局。每天都会冒出新故事。这里有一些人们发给我的困局难题: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死于器官衰竭?原因之一在于器官捐赠中的困局。即便死者有意捐赠自己的器官,可随便哪个亲戚都可以阻止捐赠过程。就在医生们忙着获取必需许可的时候,器官白白浪费了,潜在的受益人病情日益加重,甚至死掉。



?2002年,两架飞机在飞越德国上空时发生致命碰撞事故,事故起因是什么呢?一部分可归结于欧洲的空中交管制度,有人说它是“一套拼凑起来的东西,受制于各国的边界和不同的技术标准”。一架从布鲁塞尔起飞、飞往日内瓦的飞机,航行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飞行员却需要手动调节无线电频率9次。除去这次偶然的碰撞事故,这套制度“每年要浪费将近35万个飞行小时,并因为航班晚点和日增的运营成本破费旅客10亿美元”。55



?为什么在美国,清洁的风力能源不能再多点儿呢?如今的涡轮技术非常成熟,但能源运输上却存在困局。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是得克萨斯到达科他一带,对清洁能源需求最大的却是沿海密集的城市地区。根据一位行业活动家的说法:“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类似于全美高速公路制度的全国性运输制度。我们必须摆脱现在各家发电厂诸侯割据的局面。”56



?20世纪,非裔美国人的农庄所有权流失了98%,该作何解释呢?“财产继承”困局!孩子继承父母的财产,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代的数量翻番。这些后代散居全国各地,家庭农庄无法管理。接下来会怎样呢?一般来说,会有外人买下某个远房亲戚继承的份额,强迫法院拍卖整座农庄。于是,举家聚会的所在,区区几个小钱就被人买走了。57





困局的另一面


每一起反公地悲剧,都蕴含着机会的种子。个别创业家的努力、人们的通力合作以及政治呼吁,都是弥补困局之道。



让我们回到莱茵河上的困局。1254年,里特贝尔格城的男爵搞得太过火了。他不仅非法征收过路费,还趁荷兰女王出游时绑架了她,这激怒了附近沃尔姆斯城里的市民。他们向“莱茵同盟”提供经济援助,后者暗中活动,试图复兴莱茵河上的贸易。同盟请来骑士,包围了里特贝尔格,救出了女王,顺带干掉了10多座城堡,重新开放莱茵河进行通商往来。但事实证明,此举无力为继。雇用骑士的价格太高,从贸易中获益的临近城市再也供养不起了。同盟瓦解后,强盗贵族风云再起,河道交通锐减。莱茵河上的困局持续了500多年。58 曾有一位船夫哀歌唱道:



“莱茵河呀本不长,



厘卡苛捐多又多。



骑士僧侣大开口,



守卡子的先伸手。



其后还有一长串,



爵爷、术士和书吏,



一个赛比一个贪,



一桶红酒怎养得,



四张无厌大嘴巴。”59



1815年维也纳会议召开后,欧洲列强终于开始着手清除讨厌的厘捐卡。到了19世纪中期,火车出现,这种交通工具速度快、价格低、性能可靠,取代了水运交通。最后,困局消失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解决强盗贵族收费站的3种不同途径:创造新市场、协作和政府管制。欧洲铁路市场取代了水运交通。放到今天,科学家们或许可以为生物医学研究的专利路障设计出解决办法。莱茵同盟的协作也可以放到当今背景下:所有者们兴许可以建立“专利共享”或“版权集体管理”组织,帮助整合零散的权利。最后,维也纳会议可以视为当代的政府管制措施。政府可以修正行业管理规范,为创新创造便利,游说团体也可以为更合理的版权制度当说客。60



要点在于,资源未得充分利用的浪费情况,可以通过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努力加以补救。但首先,我们得确认问题,并给它起个名字。反公地悲剧造成的伤害往往是无形的,所以我们必须多加锻炼,学会探知困局经济,并想出简便易行的办法整合破碎产权。不管是在商界、政界,还是日常生活当中,这都是一座有待挖掘的神秘宝藏。



自从我创造出“反公地悲剧”的说法之后,这个概念迅速扎根并流传开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及其同事永钧从数学上证明了我的反公有资源假设。他们撰文指出,这个概念有助于解释“潜在经济价值会怎样消失在资源利用不足的‘黑洞’里,以及原因在哪里”。61 2006年,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协商处理反公有资源困境时,比处理公有资源悲剧条件下的同类问题做得更差。62 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人们至今仍不太熟悉使用不足的状况。



如今,商学院开始教导未来的MBA辨识和解决困局。63 政策制定者,不管是强调取消政府干预的保守派,还是反对过度私有化的自由派,都认识到了这一概念。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承认,困局是一场皆输的博弈。



如此根本的一条经济与社会生活法则,怎么会直到今天才为人所知呢?有一个笑话,说的是两位经济学家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的人行道上散落着几张百元大钞。一人正打算弯腰去捡,另一人却说:“别捡!要是那些是真钱,早就有人把它们捡走了。”有时候,简单的事实千真万确,可由于它们不符合我们的理论,我们就无视它们的存在。困局就是这样,日常世界里到处可见它的踪影,却无人驻足留心。





引言


在撰写本书第1章的时候,电脑拼写检查程序执意要把“使用不足”(underuse)这个词划上红色波浪线,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词。1 波浪线是一个信号:正因为它的不存在,才更能说明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找不到一个说法形容某种社会状况,是因为大多数人的脑袋里根本没有这种状况的存在。既然人们觉得过度使用(overuse)的相反情况还算不上一个正式的词语,那么,忽视分散所有权的无形成本也就不足为奇了。假如我们找不到一个公认的说法点明困局,就不可能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前一章,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困局的关键术语,不过,还有一些情况需要一一加以说明。





神奇停车场(1)


我已经在前面介绍过了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的核心内容。为更完整地理解这一概念,设想你在纽约时代广场旁发现了一座空荡荡的停车场。一开始,这座停车天堂是免费的,向所有人开放,不用买票,也没人来拖车。你把车停到这里,去了剧院,完全没问题。后来,你告诉了朋友们,他们也把车停到了这里,还是没问题。可因为知晓的人越来越多,停车场很快就堵满了车,车开不出来,车门给撞凹了,每天都有打架事件发生,停车场成了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于是,你只得把车停到其他收费停车场去。



这座使用过度的停车场,便是一个公地悲剧的例子。说它是悲剧,是因为所有停车的人都依理性行事,但个别行为很快积聚成集体的灾难。同样道理,要是一片草场只准一位牧羊人放牧,结果必定是牧草丰茂,羊群肥硕。可如果把它开放给所有牧羊人,每个人都会不顾他人死活,拼命增加羊的数量,过不了多久,草场就成了荒地,只剩下裸露在外的泥土和吃不饱的动物。



过度使用的悲剧到处都是:物种灭绝、臭氧层空洞、高速公路拥堵。自从1968年加勒特·哈丁普及了“公地悲剧”的说法之后,人们为这种普遍存在但难以命名的现象找到了合适的新名字。这个概念有助于人们表达对环境退化的日益关注。



比喻具有强大的力量,公地悲剧揭示了大大小小无数资源困境中的隐形联系。点明这一共有的结构,能帮助人们找出共有的解决办法。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创立了“公有资源管理国际研讨协会”,下设在线图书馆,收藏了与公地悲剧相关的5万个条目。2



我们如何解决这种悲剧呢?有三种不同方法:私有化与市场、协同参与、政治运动与政府管制。请记住,每一种解决方式,在所有权范畴的反公有资源一侧都有着对应做法。等说到第7章切萨皮克湾偷猎牡蛎的故事时,我将更详尽地讨论这三种解决办法。至于现在,我只说个大概。



私有化和市场交易,可以解决过度使用的悲剧。在前面停车场的例子里,你第一个发现了空荡荡的停车场,基于“先到先得”的原则,你可以要求获得它的所有权。“头一个”是占有资源的标准方式(尽管不一定公平,也不一定有效率)。想想互联网上的域名吧。基本上,谁在网上抢先注册,谁就能获得该域名。3



私有化所有权的另一条途径是国家控制。国家可以拒绝你先到先得的主张,没收这座停车场,并将之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悄悄把它赠送给某个代理人。然而,一旦停车场落入私人之手,肯定会比以前获得更好的管理。要是业主把停车场打扫干净,重新铺砌路面,用油漆画好标示,保持环境清洁有序,他就能靠它赚钱。把车停到私有停车场,你丧失了使用公有资源的自由,但获得了秩序与便利。



哲学家们对私有制仍存在道德上的争议,可从实践上来说,很多时候,私有化的确能使公有资源免于过度使用的命运。主流经济所有制理论认为,这种“保护作用”是私有财产诞生的主要理由,并为社会带来了福祉。4



由于我们把焦点放在私有制上,容易忽视以协作的方式解决过度使用的困境。协作解决大多是小范围的,有地方特色和特定的背景,不依靠法律体系,因此也就是“隐形”的。在神奇停车场的例子里,挡风玻璃下的留言条、大街上的流言蜚语以及其他邻里机制,可以把停车者团结起来。停车者说不定会想出办法,维持停车场的有序运作,避免政府的强制举措,使之落入私人之手。在《公有资源管理》(Governing the Commons)一书中,奥斯特罗姆指出,放眼全世界,曾有许多组织严密的社区成功地管理了集体财产,避免了悲剧性结果。5 依靠合作,成功保护争议资源,推动社会的整体福祉,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神奇停车场(2)


最后,国家强制措施也能解决过度使用问题。要是有太多陌生人来来去去,大家彼此不熟,或是没法教训不守规矩的人,协作机制就会瓦解。假设如此,停车者恐怕只好放弃在挡风玻璃下留纸条的礼貌做法,弄断别人汽车的天线,故意把车子划花,放掉轮胎的气,甚至拳脚相加。于是,国家宣布将该停车场收归国有,安上大门,分发或销售停车许可证。但官僚机制费用高,而且反复无常。政治压力或许会使得停车场的用途变得千奇百怪。国家并不擅长灵活高效地经营停车场。国家所有、国家管理可以消除停车场的公地悲剧,但也会为停车者增添新的不便和成本。



公有资源的私有化,可以治愈过度使用悲剧,让停车场变得井井有条,也可能在无意间招致与过度使用截然相反的结果—没人使用。“反公地悲剧”描述了这种利用不充分的问题。尽管从核心上来看,“反公有资源”的概念指的是所有权分散,但亦可推广到决策分散上。资源的使用往往取决于某种管控程序的结果,要是管控领域牵涉到的方面太多(如邻里和活动团体;地方、州和联邦立法者;机构和法院),且各方缺乏协调,就有可能阻碍潜在资源的使用。贯穿本书,我对反公有资源概念的讨论,既包括核心的所有权案例,也包括外延的管控案例。



停车场怎么会变成反公有资源呢?请记住,反公有资源的使用不充分,是公有资源过度使用的对立面。政客们私有化国家所有的资源,资源初次为人所拥有,或是所有者瓜分产权,都有可能使得事情走上错误的发展方向。比方说,在私有化停车场的过程中,政客们恐怕并不想得罪停车者,因为这些人也是选民,于是,他们把每一位停车者从前停车的位置指定为免费停车点(有点类似于美国政府分配海洋捕鱼份额和可买卖的排污许可证)。要是停车者有上千人,车位只有100个,那么,每一个车位不得不由十多人共用。把零散的份额重新整合成可使用的停车场,需要进行大量交易。哪怕每一位停车人都依理性行事,讨价过程也会累死人。何况我们不少人并不理性,更何况是在晚上7点,时代广场的精彩剧目正要开演的时候。这样一来,私有化的停车场说不定空空如也没人用—变成了反公有资源。



现在,让我们把背景从停车场的停车人换成牧场上的绵羊。倘若公有牧场划成了一块块面积仅有1平方英寸的“私人产品”,牧羊人连一头羊都没办法在上面放养。若干后代继承了祖上的农庄,每人分别拥有零散的一小块,情况也是一样。反公有牧场牧草丰茂,却无人使用,公有牧场则只剩下光秃秃的泥土。两种情况都不利于放牧,羊群会饿死。



停车场和牧场的例子表明,创造私有产权,可以解决公有资源过度使用的问题,但私有化也会搞得过度。一旦过度,我们就陷入了困局,人人受损。



新增的使用不足和反公有资源概念,为私人交易、政治辩论和财富创造揭开了一块新的疆土。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在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之间寻找产权的最佳位置。





空中收费站(1)


神奇停车场并不存在(尤其是在时代广场),但条块分割随时都可能出现。1个世纪以前,为了建立当代航空运输,政府必须要打破困局。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在航空发展的初始阶段,空域和飞机制造业都曾是反公地悲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灯塔的光束



先来想想你家屋顶上的空域。空域所有权附属于其下的土地所有权。古法有云:“凡拥有土地的,上空也都属他。”6 地球的表面,就是一块由无数所有权柱体构成的平面。又因为地球表面呈弧形,这些柱体的形状,有点儿像馅饼切开后的小块。1928年,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写了一首诗,名叫《法律拟制》,对此情此景做了一番精彩的描述:



法律步子迈得大,却不知短木桩怎做长车轴……



你的权利超过你所求,向上向下无限扩张,



天堂地狱,都有你的领地……



你的权力向下伸,在地狱,与一切有产者相会,



开个秘密会议,在地球中心,



向上伸,穿越无限的星座,成扩张的扇形。



……灯塔之光扫过之处,皆是你的产业,



可它,就像天空的金星,一闪即逝。



地球的轴心常变,你那黑黑的中心锥体晃晃悠悠,



归根结底,就象蜡烛光的影子。7



没有你的许可,没人能在你的土地下开矿,或是修建悬空建筑物。既然地面上下35英尺的范围都归你控制,为什么管不了地面上下35 000英尺?8 1个世纪以前,这是个无法检验的问题,那时只有为数很少的冒险家乘着热气球在天上飞。可没过多久,人们开始有机会空中旅行了。



飞机要想到处飞,必然会穿越无数的空域柱。如果你当真以为“灯塔之光扫过之处,皆是你的产业”,那么,未经许可穿越私人空域柱,就构成了非法侵入罪。每一位土地所有者都可以为飞机穿越空域提出赔偿要求。如果法律真的这样规定,飞机压根儿没法从地面起飞,空中旅行这个市场得不到开发,更无从想象飞行带来的所有进步。



在航空时代之初,一些土地所有者提出了“空中收费站”的法律请求,法学家们在处理方式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或许,飞机可以顺着河流飞,至于飞机在跑道上滑翔时不得不穿越的狭长土地,则支付使用费。9 要不然,就由政府收回土地的暂时通行权(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情况就是这样),向土地所有者支付赔偿,而后由航空公司偿还。连儿童读物都关心这个问题。1910年出版的《汤姆·史威夫特和他的飞艇》,其作者想象飞艇飞越城市。10 两年之后出版的《汤姆·史威夫特和他了不起的探照灯》,英雄径直飞到了老对头的屋顶上:



“嗨,安迪!”汤姆大声叫道,缓缓从天空飘过……



“从这里滚开!”那家伙吼道,“你非法闯入我家的空域,我要叫警察逮捕你。滚远点儿。”11



美国及时调整了所有权光柱(lighthouse beam of ownership)的司法含义,转移了困局。人们或许拥有“上达天堂的空域”,但依据1926年的《商业航空法》,天堂在夜里止于1 000英尺高,白天止于500英尺高,远远低于飞机的巡航高度。1936年,一家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对飞越空域犯了侵入罪的起诉,并在判词中写道:“我们不会把这种空想出来的产权概念硬塞进美国的法律。”12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养鸡场业主请求禁止飞越养鸡场空域的军事训练,最高法院最终裁断,“灯塔光束”一说“不容于当代世界。诚如国会所述,天空是公共的通道。若非如此,每一次横贯大陆的飞行,都会为经营者招致数不尽的侵权起诉。常识厌恶这个想法。承认空域私有的主张,会妨碍公共交通,严重扰乱公共利益的控制与发展,将私有权凌驾于公众享有的正当权利之上。”13





空中收费站(2)


法院和立法者这一回做得对。依靠法律许可,我们消除了(或称为拨乱反正了)所谓分散“私有财产”权设立的门槛,使之适合于一项极具潜力的新兴技术。政府和刚刚诞生的商业航空运营商无需向私人土地所有者支付赔偿,因为他们并未拿走后者的任何东西。这类产权调整,你应当并不陌生。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私有权并非固定不变。哪怕是最坚定的私有制度,也总是在不断调整权利,解决围绕新资源所发生的冲突。



从汤姆·史威夫特到谷歌图书搜索



空域争论可不是什么陈年历史轶事。互联网祖师级人物劳伦斯·莱斯格在《自由文化》开篇就引用了调整空域所有权的故事。14 当今对数码资料库的争论,反复回响着类似飞机飞越空域的难题。谷歌想把成千上百万本受版权保护和无版权作品收入进自己的在线数据库“谷歌图书搜索”,方便资料检索,这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图书目录。为保护作者利益,谷歌仅对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做简短摘录,这些摘录足以帮助你做出要不要购买或借阅该图书的决定。然而,作家协会还是对谷歌提起了诉讼,声称其数码副本侵犯了会员的著作权。15 这种要求就好像是前文说的那个站在屋顶上的浑球,冲着飞越自家空域柱的汤姆·史威夫特大吼大叫。



莱斯格在博客里点明了谷歌图书搜索和飞越空域之间的关系。16 搜索对个别作者的伤害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就好像飞越领空不曾伤害个别土地所有者一样。同样,和每一名版权持有人进行谈判的成本,会彻底毁了数据库,就好像向所有的土地所有者支付过路费会阻碍空中旅行一样。所以,莱斯格认为,国会和法院应当对版权法重做解释,承认在搜索数据库中对受版权保护的图书做索引属于“合理使用”,正如飞越空域并不是非法侵入。常识性结果比恪守教条更重要:我们不应听任零散的所有者制造困局。创造性地适应产权,可以把前沿科技从困局里拯救出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1个世纪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种适应带来了航空工业的腾飞。



飞机制造困局



在飞机产业发展之初,还有一种困局差点葬送了它的前途,而且这种困局迄今仍在反公地悲剧中不断回响。1906年,莱特兄弟获得了飞机上的一项基本专利。格伦·柯蒂斯和其他发明家对这项设计的控制装置和引擎做了改进,提高了两者的性能。人人都拥有飞机的一部分,但在许可条件上总也谈不拢。1913年,法院命令当时最大的柯蒂斯公司停止制造飞机。面对如此乱局,联邦索赔法院坦承:“1917年1月之前,美国飞机制造业围绕重要航空专利合法性与所有权的归属吵得不可开交,严重阻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各家公司纷纷威胁其他飞机制造商,说要控告对方侵犯专利,此种局面造成了整个行业普遍的道德败坏。”17



由于专利乱局,美国航空工业搁浅了。欧洲的制造商们却继续在制造更多更好的飞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会放眼一看,别国的军用飞机满天飞,国内的飞机制造困局给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1917年初,国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委员包括富兰克林·D. 罗斯福,当时他是海军副司令),“设计一套方案,解决当前飞机制造上的困境”18。



委员会全力以赴地开始工作。1917年3月24日,富兰克林的团队提出一份报告,建议设立“强制性专利共享库”,对飞机制造方面的专利权重做安排。同一天,国会通过决议,创建飞机制造商协会(MAA),由其控制所有关键的飞机专利,并向所有者支付固定的专利费。3个星期之后,美国参战。MAA专利共享库正式设立于1917年7月,把制造商从错综复杂的专利官司里解放了出来。时隔不久,军用飞机大规模面世,美国飞机技术创新重新起步。MAA专利库一直持续到1975年。19



我们能进行空中旅行,多亏了政治意愿和法律上的好运气。对原本含义模糊的侵权规则稍加调整,重新界定了所有权的适用范围—这与技术突破全无关系—飞机才得以翱翔天际。因为害怕在“终战之役”中被其他国家抢了先机,国会迅速对专利权进行了强制性共享。立法者以欧洲为参照,看出困局解决之后飞机能发挥何等作用。没有这些偶发事件,世界的面貌与今天肯定大不相同。



飞机专利之争并非个案。柯蒂斯公司遭怀特兄弟起诉,陷入大把烧钱的专利官司之中,亨利·福特为它提供了资金上的帮助,因为福特本身也是一起类似风波的幸存者。福特担心这类官司会搞垮汽车生产。专利官司威胁过数种朝阳产业的发展,不管是缝纫机还是计算机都曾遭遇此劫。20 如今,人们无法想象,没了这些技术该怎样过活,可它们不过是些幸存者。多亏了创业家的坚持、协作的成功以及政府选对了管制的方向,这些技术才成了极少数的幸运儿,得以发展至今,深为我们倚赖。





为什么要为“使用不足”正名(1)


神奇停车场和通天柱的故事,其实只是一套小小的巧妙手法,它们简要地概括了过度使用和使用不足,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都是你理解困局必须用到的词汇。可直到如今,拼写检查程序仍然在“使用不足”和“反公有资源”下面划波浪线。本章旨在解释为什么这两个词应当进入我们的日常词汇表。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简单的办法,在语言鸿沟上架起桥梁,更清晰地识别困局。



除了点明语言问题,波浪线还提醒我到互联网上寻找“过度使用”和“使用不足”。2008年年初,利用谷歌检索“过度使用”,查得350万条相关资料,“使用不足”仅有12万条(“公有资源”有2.03亿条资料,“反公有资源”仅有3.3万条)。数据暗示了两种可能性:要么是过度使用这个社会问题比使用不足重要30倍,要么是我们对使用不足的认识远远不够。我认为后者正确,想必你并不吃惊吧。



解决过度使用的办法



为理解谷歌所得的结果,我们先从“过度使用”入手。按《牛津英语字典》的说法,早在17世纪,过度使用这个词就出现了。几个世纪以前的用法就跟今天一模一样,最早的一条是这么说的:“对低级商品的过度使用,即为滥用。”21到了1862年,又有人这样说:“牡蛎养殖场遭到了破坏,部分原因在于过度使用。”22请牢牢记住牡蛎:1862年的这条用法,敏锐地观察到了我将在第7章提到的困境。



几百年来,“过度使用”这个词的定义一直是“用得太多”、“以过分的力量加以伤害”。在谷歌上,许多与“过度使用”相关的词条来自医学界。医生诊断出“过度使用综合症”和许多的“过劳性损伤”(overuse injuries)—因为网球打得太多、提琴拉得太多、书读得太多,诸如此类事件造成的伤害。那么,过度使用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常规性使用。因为用得太多而伤害到自己的对立面,是正常地用一用,避免受伤。不是要放弃某种活动,而是用理性、可持续性的方式使用它。不管是医学还是日常生活,目标都是常规性使用,见图2-1。自从17世纪以来,过度使用和常规性使用,二者只能择其一。你要么胳膊肘痛得要死,要么高高兴兴地打球,尽管打得不怎么好。一旦你过度使用某种资源,糟糕的事情便会发生。常规性使用要好得多。



图2-1 以常规性使用为终点



我们如何达到常规性使用的境界呢?请回忆神奇停车场存在的问题。我说过,解决公地悲剧的通常办法是私有化、协作与政府管制。对应到传统看法上,财产的所有权可以分为3种基本类型:私有、公有和国有。23



图2-2 所有权三部曲



我们天生就知道私有财产,但要界定它却难得出人意料。最先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是18世纪的英国法学家威廉·布雷克司顿。他曾对私有财产提出过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定义:“人对外界事物主张并履行的唯一、独有的支配权,全然排除宇宙中其他任何人的权利。”24 依此观点来看,私有财产关系到指导资源使用的个别决策者。



公共财产指的是共享的资源,没有单独的决策者。反过来说,公有资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开放式的,不得排斥任何人,就好像停车场和公海上的混乱局面一样。长久以来,法律和经济文献错误地把公有资源和任意使用混为一谈,从而拉近了公有资源与悲剧之间的距离。第二种公有资源名称很多,我们暂时称之为集体式,使用者的范围有限,外人不得使用。25 假如说大海是开放所有的,那么,少数业主围着的一口小池塘就是集体所有的。集体所有是一种常见的公有资源所有形式,虽说经常遭人忽视,但下场却并不见得悲惨。





为什么要为“使用不足”正名(2)


国有财产类似私有财产,只有一个决策者,这种资源的使用,大体上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对公众的整体需求做出回应。近年来,国有财产已经不再是理论界研究的中心。冷战结束了,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了,紧张的国家资源管制不再受到偏爱,私有化日益升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国有财产丧失了其特性。许多观察家认为,当今时代,产权三部曲可以简化成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两极,有学者简单地称之为“人人有份和谁都不准碰”见图2-3。26



图2-3 产权的常见两分法



我认为,我们对困局的文化盲区,很大程度上就源自这种对产权过分简单的认识。请注意,公有和私有的对立,恰如过度使用和常规性使用的对立。前者暗示除了私有财产就一无所有,后者认为常规性使用就不会做得过火。这样的对立合在一起,强化了全球私有化进程背后的政治及经济逻辑。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解决公有资源过度使用的办法,就是私有制下的常规性使用。依靠这种逻辑,我们很难去想象使用不足的困境,更不可能看到私有财产之外的未知世界。



困局的追求



按照《牛津英语字典》的说法,“使用不足”是个新词。它第一次出现是在1960年,当时带着一个焦虑的连字符,以及一对惊恐的引号:“在有些地方,这或许会造成(停车)收费器的‘利用—不足’。”27 到1970年,文案编辑们终于有胆量把引号去掉了:“资源长期利用—不足,国家无从复兴,不列颠就是如此。”28 1975年前后,连字符开始消失。



《牛津英语字典》对这个新词的解释是,“对某物的使用未达最佳值”、“使用不充分”。看到“最佳值”(optimum)的说法,我不禁暗暗推测起“使用不足”当年是怎样进入英语词汇库的。或许,这是成本效益分析在公共政策辩论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致。要是我们把“使用不足”插入图2-2当中,情况会如何呢?结果看似简单,但却会造成概念混乱,见图2-4。



在过度使用对常规性使用的旧世界,我们的选择泾渭分明:要么受伤,要么健康;要么浪费,要么高效;要么坏,要么好。而在新世界,我们期待的是一种更微妙的东西—某一范畴中的“最佳值”。寻找最佳使用水平具有两面性:它带来了“使用不足”的概念,并偷偷改变了“过度使用”长期以来的意义。就像传说里的金发姑娘一样,我们要找的是不热不冷不多不少刚刚好的东西。图2-5揭示了使用不足给我们追求的境界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图2-4 新的使用幅度



图2-5 追求最佳值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对资源是过度使用、使用不足还是用得刚刚好呢?不太容易,而且这并非单纯的经济分析问题。比方说,公众强烈要求提高立普妥等他汀类药品的使用,这种药品有助于降低胆固醇。他汀的使用不足,或许意味着心脏病发作过多。29 但没人认为所有人都该服用他汀;把这种药放进供水系统会造成过度使用。那么,最佳使用水平在哪里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得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我们估算药品的成本,把死亡和预防疾病换算成美元数值,对使用水平提高带来的负面效应加以量化。



一旦开始在过度使用和使用不足之间寻找最佳值,我们必然会展开对当代政府管制风险的争论,这种质疑,首先从经济分析开始,而后很快牵扯到我们的信仰。为解出方程式,我们不得不把人的生命、过度使用和使用不足行为带来的成本换算成金钱,整个过程充斥着道德和政治上的两难。我们应当按年龄、收入潜力、性别、职业或是犯罪记录,给不同人的生命评估出不同的金钱价值吗?要是服用他汀能减少公共成本、造福社会,我们应当违背人们的意愿,强迫他们服药吗?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一争论披着各色外衣反复出现。开快车能让你早些回家,可提高了你出车祸的概率。这笔交易划算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知道如何给生命估价。如果生命无价,我们会要求获得完美的汽车安全性,汽车会贵得离谱,汽车的使用会陡降至零。可要是安全规范太少,会有太多人丧命。于是在汽车安全性上,社会面临着另一种“刚刚好”式追求:综合全局考虑,我们尽量争取让汽车造成的人员死亡保持在最适宜水平。听起来很残忍,可最佳值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提出这个棘手的话题,是想指出寻找最佳值需要“使用不足”这一概念,反过来,这个新字眼又改变了过度使用的含义。“过度使用”不再仅仅意味着超出常规范围使用一种资源。因为存在利用不足这一可能性,所以当局在制定政策时,从原先相对简单的“选这个,要不就选那个”,变成了争议颇大的权衡管制风险。



反公地悲剧



新增“使用不足”的概念,为确立“反公有资源”一词奠定了基础。请回过头去看图2-2到图2-6,你会发现,我们的示意图有失完善。“使用”有了完整的范畴,“所有权”却欠缺似的归纳。什么样的所有权形式,与“使用不足”合拍呢?对称性的力量,为我们揭示了一种隐形的产权形式。图2-6是我的反公有资源思路。



图2-6 所有权谜题



我提出“反公地悲剧”这个说法,是想点明所有权(不包括私有财产)过度分散的困境。诚如使用不足的概念改变了资源使用范畴的连续性,反公有资源也改变了所有权范畴的连续性。它表明,将公有资源转为私有财产,也会出现走火的情况,见图2-7。要是私有化做得太过分,资源会以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白白浪费掉。



图2-7 所有权的完整范畴





集体财产如何运作(1)


完整的所有权范畴,还带来了另一个好处。我们对公有资源所有权的理解,或许有助于找到解决反公有资源困局的办法。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开放性使用(无区别地开放给所有人)和集体使用(仅限于内部人士使用的公有财产,外人不得使用)的区别。这一区别对我们了解反公有资源概念也很有帮助。传统观点往往忽视集体使用,我们不必走他们的老路。



在适当的条件下,很多集体成功地保存了公有资源,无需政府管制或私有化。协作能让我们找到最适宜的使用程度。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协作才能发挥作用呢?它对我们补救困局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法外秩序



人人都喜欢吃龙虾,所以,在公地悲剧下,它们有可能遭受被过度捕捞的命运。为了保护龙虾,缅因州的一些捕虾人结成了“港口帮”。30 《纽约时报》记者约翰·泰尔尼写道:“港口帮用黑老大的方式建立起一整套管理原则。”新来的人想捕虾,可不能随心所欲,他们必须遵守港口帮定下的规矩。在泰尔尼笔下,港口帮会采取一系列逐步升温的威胁手段:先是捕虾网里出现一个瓶子,瓶里封着纸条;而后网子给人开了口,龙虾全放掉;再之后是锯掉补虾网,剪断浮标上的绳子。要是新来的人“还不懂事,说不定连船都会被烧掉或弄沉。”31 排外行动有助于防止过度捕捞。



仅排外还不够,港口帮的成员还必须彼此监视,提防有人作弊。因为所有的捕虾人都要回到港口卸下收获,监控相对容易。一上岸,捕虾人就会到港口的酒馆里说这道那,谁又“踩过界了”什么的。“踩过界”,就是在别人的地盘放捕虾网。名声很重要。在小镇上,不利的负面传言能有效地限制恶性捕捞,以免龙虾绝迹。32要是蜚短流长还不够,港口帮同样会采取对付外人的威胁手段—把贪心的捕虾人的浮标绳打成死结,剪断他的捕绳,烧掉他的船。通过限制资源使用,也即对内自我规范,对外一致排斥,港口帮确立了法学家罗伯特·埃里克森所谓的“法外秩序”。33



这一幕的最终结果,是现有的捕虾人都能捕到更大的龙虾,因为他们齐心协力捍卫自己的地盘。缅因州的港口帮把沿海地区的捕虾数量控制在可持续捕捞的范围内。但这种非法的集体所有制也有额外的成本。港口帮行私刑,歧视新人和外人,有时还适应不了新的环境条件。



龙虾不是唯一一种通过法外秩序得以保存的沿海资源。浪头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要是你冲浪的话,大概知道这一行有些什么规矩。闯进别人正在玩的浪头,你马上就会遭到报复—拳打脚踢,或者下一次你冲浪的时候有人跑来干扰你。然而,如今海岸边涌入了上百万缺乏社交技巧的新人,长期以来确定的冲浪规矩趋于瓦解。“你可以看到,用跳跃方式踩踏浪头的人越来越多,”《冲浪客》杂志的发行人史蒂夫·佩兹曼说,“可浪头资源还跟以前一样,只能承载有品质的冲浪,而且承载能力也很有限。”34



冲浪客们碰到了约束外人的艰难时刻。此外,争抢一流波浪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比如冲浪风筝、冲浪皮艇,以及其他有着自身竞争规范(这些规范可能更快、更强,甚或更卑鄙)的人。当资源使用压力增大时,集体所有制的解决途径有可能遭到瓦解。





集体财产如何运作(2)


混合型解决方式



开放性使用到了极端程度,集体规范就坚持不下去了。比方说,任何人都可以到公海捕捞金枪鱼。金枪鱼捕捞船队的工作方式相对孤立,捕捞所得可以匿名卖给不同的买家。保护性规范,比如自愿限制捕鱼季节的捕捞量作用不大。流言和其他低成本维持措施,不适用于跨国船队。除非国家干涉,否则过度捕捞难于避免。鲸鱼免于灭绝,主要是靠各国海军执行国际公约,而不是港口酒吧里的蜚短流长。



国家也可以采用混合型解决办法。倘若国家宣称对龙虾和鱼拥有所有权,然后创造私有权(如颁发许可,或规定可交易式配额)来辅助协作式解决途径,情况会怎样呢?一般来说,这类混合制度能比非正式的集体所有制带来更公平、收益更高的结果。举个例子,澳大利亚政府颁发许可证,只允许购置有限的龙虾捕网,并执行严格的捕捞量限制。捕虾人要么等到龙虾成熟后捕捞,要么把政府发放的捕捞权卖掉。此举既保障了市场,又维护了产权。由于靠海为生的人少了,较之美国受港口帮控制的海岸和自由捕捞的公海,澳大利亚出产的龙虾又大又多。35



金枪鱼的情况也一样。36 美国和加拿大的渔民可以相对自由地捕鱼,所以,他们把好多鱼都捞得差点灭绝了。美国的政策完全是自食其果,政治压力使得政府给渔民们发放捕鱼补助,于是渔民们购买更大的船,花更多的工夫捕鱼,结果鱼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小。在各种保护措施中,这无疑是最糟糕的一种,所有人都受到了损害,包括渔民。澳大利亚反其道而行,设计了一种“个人可转手配额”,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一种产权,并能强化对捕鱼的协作管理。渔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鱼,他们协作圈定捕鱼范围,共同经营、收获与营销。结果,过度捕捞受到限制,鱼群更健康、更大个,捕捞所得更值钱。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的保护措施更为得力,但最初设计这种混合权利措施时,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配额最先该发给哪些人?配额的发放,应该采取拍卖方式,还是仅限内部从业者?正是这片厚厚的政治荆棘林,使得美国政府放弃了澳大利亚式管理方法。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混合制度是一项巨大突破:除开可交易的捕鱼配额,还有碳排放市场和可转手空气污染许可证。37 诚如我们所见,混合型解决办法不仅对龙虾和金枪鱼管用,甚至不仅限于自然资源领域,高科技创新领域说不定也有其用武之地。



公有资源带来的经验



解决公有资源难题的办法,为解决困局提供了线索。对公海等开放性使用环境,国家必须直接控制资源的使用,或设计捕鱼配额一类的混合型权利。反公有资源恰好与任人使用的公有资源相反,任何人都无法染指它,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互相设置了障碍。由于任何人都无法染指,国家必须收回零散的权利,或创造混合型产权制度,方便人们整合各自的所有权。否则,资源会使用不足,白白浪费。然而,无人染指的彻底排斥与开放性使用存在一点重要区别:反公有资源往往是隐形的。解决难题之前,你必须找出陷入困局的资源。



公有资源的集体使用也存在反公有资源上的对应概念:集体性排斥,即数量有限的所有者互相设置障碍。想必读者还记得神奇停车场的各色所有者吧。不管是集体使用还是集体性排斥,以市场为基础的协作性管制办法都适用。尽管对反公有资源来说,自我管控较为复杂,38 但有时候,关系密切的所有者也能够组织起来克服困局。对于集体排斥性资源,管控的焦点应当是支持市场,重组所有权,消除协作障碍。



公有资源的集体产权或私人所有的反公有性,比极端的开放性使用或彻底排斥重要千百倍。现代经济的许多部分,比如企业、合股、信托、共管,甚至婚姻,都可以理解成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集体所有制,意在解决使用和排斥困境。39我们的生死将取决于我们如何管理集体所有权。现在,我们终于得以一窥产权的完整范畴了,如图2-8所示。



图2-8 现有产权的完整范畴40





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的对称性


当我提出反公地悲剧概念后,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及其同事永钧着手设计正式的经济模型。依照他们的模型,倘若一种资源,比如前面提到的神奇停车场,只由单独一位决策者控制其使用,社会从这种资源获得的总价值最高。自行其是使用停车场的人越多,其价值下降—导致公地悲剧;阻止彼此使用停车场的人越多,价值亦出现同等下降—反公地悲剧。图2-9以图形的方式总结了他们的发现。



图2-9 反公有资源和公有资源的价值对称性 41



布坎南和永钧找到了证据,指出如何用反公有资源结构解释各个领域的诸多问题,并得出结论说:“反公有资源结构为有时迥然相异的制度结构提供了一种确定其中心特点的分析方法……(人们)可能对公有资源一面给予了太多关注,而相对忽视反公有资源的一面。”42



反公有资源经济学



近年来,反公有资源经济模型已变得相当成熟,并在继续发展。43 用最浅显的说法就是,我们可以把反公有资源理论看做一种解决“补充品”经济学的合理途径。“补充品”概念最早是1838年由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在《对财富理论数学原理的研究》中提出的。44 反公有资源理论部分纠正了当代经济学模型重“替代品”轻“补充品”的倾向。45 那么,替代品与补充品有什么区别呢?



请看图2-10。从甲地到乙地,铁路A、B、C互为可替代线路,假设费用为9。要是A铁路找到办法,只需8就能提供同等服务,它必将赢得乘客。B与C必须提高效率才能跟得上。在充斥着替代品的市场上,竞争者有着强烈的创新、降价动机,从而间接地造福于整个社会。反过来说,铁路D、E和F互为补充品。莱茵河上的收费城堡、半导体芯片里的上千颗晶体管,以及发明无线网络过程中的无数专利,都是这样。由于它们内部互为补充关系,一般来说,你要么照章全收,要么一个也得不到。



我们再次假设从甲地到乙地的费用为9,D、E和F各收3。铁路D知道,只要你想到乙地去,就必须买它的票。那何必创新呢?D干脆把费用提到了5,并指望E与F各减至2。但为什么E和F要这么做呢?恰恰相反,他们同样会提高费用,于是总费用超过了9,乘客人数减少,降到了最适宜水平以下。互补的竞争妨碍了创新:即便D降低费用,E和F也可能会涨价。



图2-10 替代品和补充品



铁路A、B和C互为替代品;铁路D、E和F互为补充品。



现在,让我们把互为补充的铁路换成互为补充的专利权。创新者面临着经济学家卡尔·夏皮罗所谓的“专利丛林”,也即在新技术商业化的道路上遍布着大量幻影收费站。46 古诺证明,在受补充品控制的市场(如本例的铁路和专利),要是我们把D、E和F合并起来,能获得更高的社会整体福利。这里,垄断好过竞争。反公有资源理论依次涉及到了铁路、专利权、所有权和政府管制。所有这些概念描述了同一困境的不同方面:彼此之间欠缺协调的所有者或管控者太多,妨碍了资源的最优化使用。



实证切入点



如今,反公有资源理论早已确立,实证研究却没能跟上。围绕分散的所有权进行谈判,到底有多难呢?困局令技术创新的脚步放慢了多少呢?困局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吗?要想衡量本该出现但最终没能问世的发明、理应存在但其实并不存在的行业,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才刚刚开始着手检验这些难题。



2006年,一支由法律、经济和心理学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发表论文,以实证结论否定了公有资源和反公有资源的对称性。他们发现,反公有资源困局“引发的自行其是行为,似乎比公有资源困局还多”,“较之公有资源困局带来的过度使用问题,它带来的使用不足问题更为严重”。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倘若说公有资源带来‘悲剧’,反公有资源带来的恐怕就是‘灾难’了。”47 另一支实证团队则报告说:“反公有资源环境下的效率损失,可能远远多于”经济理论所预测的。48



这些围绕困局谈判失败展开的初步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看似莫名其妙的经济现象。比方说,多年来,全世界最大的几家能源公司一直无法就联合管理自身所有的油田和天然气田达成一致意见。49 倘若一家公司开采石油过快,会破坏天然气田的气压;倘若另一家公司开采天然气过快,则会妨碍油田产量。为克服困局,消除联营障碍,美国司法界为这些公司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工具,叫做“统一”。50 然而,企业互相给对方下绊子,年复一年地耗时间。



这是怎么回事呢?石油单位可不像两家恶邻为一道破烂的后院篱笆吵架,它牵涉到大公司之间漫长的商业谈判。各方都对潜在的地质和技术问题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协作或许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可为什么一家公司要把自己的利益卖给别人呢?为什么不直接合并公司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源自困局心理的解释。51 当谈判建立在反公有资源的框架之下,哪怕是最老练的商人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几点忠告(1)


对垄断的额外解释



在我们结束本章的名词解释之前,尚需做一些额外的解释。首先,本书的重点是困局与利用不足的一种形式,即当所有权太过分散时产生的悲剧。这里,多位所有者互相阻碍对方使用一种稀缺资源。垄断也会造成使用不足,单一的所有者会阻止其他所有人使用资源。这种情况也是悲剧,但并不属反公有资源范畴,因此也就不是我所指的困局。



在旧经济制度下,不少公司实行垄断—贝尔公司、铁路、地方自来水公司。社会从这些部门的垄断中获得了规模经济的好处。国家制定政策,通过复杂的费率调控和极为谨慎的监督,避免垄断集团滥用权力。美国的电话线路比其他许多国家便宜,而且布线范围更广。这种垄断的成本大多是无形的,和胎死腹中的发明创新一样。倘若利润受政府限制,创新会使现有的投资报废,垄断者为什么还要创新呢?垄断管理天生就具有难以权衡的特点:应当允许私营公司与美国邮政竞争吗?应当允许全国性电话公司合并吗?



在信息经济下,无形财产的任何一部分,比如专利,都属于垄断。我们奖励专利,因为垄断利润刺激了发明创造,也因为专利促使发明者公开发明创造(没有专利的话,人们宁愿把发明创造私藏起来)。另一方面,倘若竞争者能随意使用基因拷贝,药品会更便宜,获救的患者会更多。为平衡创新、公开和竞争的价值,美国国会不断调整专利赋予所有者的权利范围。管理专利法牵涉到复杂的政策问题:到底哪些专利给社会带来了过高的垄断成本?



垄断困境,不论是在新经济还是旧经济下,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过,那得另外写一本书来专门论述了。不管是好是坏,进退两难的窘境是类似的。然而,对于分散所有权和专利带来的棘手局面,我们没有太多处理经验。困局词汇表的侧重点不是垄断性,而是多重性。



慎待“绝对”



在探讨困局时,请远离绝对。52 首先,反公有资源所有权不见得必然导致悲剧。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充分掌握信息,并能以零成本在彼此之间进行议价的世界里,那就能避免反公地悲剧(诚如完美的世界里没有公地悲剧,这么说吧,完美的世界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悲剧)。然而,在实践当中,议价从来不是免费的,人们推卸责任,为获得报酬拖延时间,此外还有认知局限影响着所有者的决策。在真实的世界,反公有资源所有权并不必然导致悲剧,但出现悲剧的情况也确实很常见。



其次,从理论上来说,反公有资源更可能碰到过度使用,而非使用不足。以加利福尼亚沿岸的房地产开发商为例。不同的社区组织、环境保护主义者、邻里和政府机构,每一方或许都对地产项目有着不同的设想。可是,即便身处这片管控的沼泽地,倘若履行开发否决权成本过高,过度建设的情况仍有可能出现。反对开发的每一方都宁可袖手旁观,指望其他人完成沉闷的公开聆讯。想搭免费便车的人太多,开发项目要面对的阻力就很小了。不过,加利福尼亚沿岸到底是过度开发还是开发不足,是个实证问题。也就是说,就我所见的大多数案例,反公有资源管制往往与困局联系在一起,经济建设是太少而非太多。53



反公地喜剧或许是故意设计的困局





几点忠告(2)


最后一点解释来自法学家卡罗尔·罗斯,她注意到所谓的“反公地喜剧”54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好处。某些资源,如公路和水路,公有最有效率。罗斯指出,执行私有产权本身很昂贵,有时候,不管从经济还是社会的角度来说,成本都超出了收益。村镇公共绿地和市政大厅对社区所起的巩固作用,有着宝贵的社会价值,很难用货币加以量化。罗斯对反公有资源的看法非常有用—较之单一的所有权,我们或许更偏好集体性排斥,这是有着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理由的。比方说,创造多重否决权,或许有助于保护珍稀资源,避免暂时性政治压力的强迫开发,如纽约市的中心公园或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墓地。55 类似地,“保护管理权交易”也有意识地利用困局来达成环保目标 56 (有了保护管理权交易,所有者卖掉或放弃开发土地的权利,获得减税,并保留继续按当前方式使用的权利)。倘若环境收益超出所有权分散的成本,分割所有权创造困局的做法或许是站得住脚的。话是这么说,但权衡之下,我仍对此持怀疑态度。假设一代人之后,社区希望减少无序扩张,但发现管理权七零八落,根本没法进行“善后”建设,情况会怎样呢?在我看来,不少“保护管理权交易”都像是潜在的反公地悲剧。



房地产问题是反公有资源所有权的一个典型例子。此外,有益的集体性排斥,大概也包括在这一概念的外延当中。举例来说,刑事案件的陪审团一般都要求全体一致,任何一名陪审员都能阻止有罪裁定。在一个力图避免司法错判的社会里,这种反公有资源是正当的(因此也就不是悲剧)。反之,非刑事案件的陪审团一般不要求全体一致。这里,我们不接受困局带来的风险,因为我们对原告和被告并无预先偏好。



同样,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和州政府实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早在1788年,詹姆斯·麦迪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之时,美国的立宪主义者们就论证了“相互制衡”的合理性,因为它有助于深入思考并保护少数人权益—尽管权力的分散有可能制造出政治反公有资源。57



选民有时似乎偏爱困局,投资者也是。按理财经理约翰·戴维森的说法:“市场实际上喜欢行政当局和立法当局分属不同体系,因为它能减少华盛顿造成的任何损失。”2006年,共和党人控制了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接着,到11月选举时,民主党人重新夺回了国会两院的控制权。投资者们反响如何呢?“华尔街沸腾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创新纪录,因为投资者相信,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能创造困局,阻止立法者干扰商业利益。”58



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各享有一票否决权,你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反公有资源结构的国际性应用。各国建立联合国之后,害怕它滥用集体行动甚于毫无作为。除非能依靠困局保护国家利益,否则五大国绝不同意联合国行使其广泛的权力。困局的副作用是,握有否决权的国家可以而且经常阻止安理会结束战争、避免种族大屠杀的行动。



“反公地喜剧”的看法暗示,有时候,对于某些资源,我们应当提倡困局。然而,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资源来说,一定的使用度对社会是最为宝贵的。困局很少能保证最佳使用度。



在辨识公地悲剧方面,我们有过千百万次的实践。太多人捕鱼,鱼群就枯竭了;太多人制造污染,我们就会在浑浊的空气中窒息。于是,我们根据以市场为基础的协作与立法解决方案展开了行动。类似地,我们在辨别因单一垄断所有者造成的使用不足方面也有许多经验。我们设立了管制机构,多少知道该怎样解决这类问题。



但我们不熟悉因多重所有者造成的使用不足局面,难以辨识受影响的资源。和其他资源误用形式一样,反公地悲剧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小的损失,然而,我们从未注意过,未给它起过名字,没有围绕它展开过辩论,也不知道该如何补救。我们怎么会陷入所有者太多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脱身?首先要迈出的第一步,是别再给反公用品悲剧中的“使用不足”划上波浪号。





引言


说不定有一天,你,或者你深爱的某个人,会因为一项根本不该批准的基因专利白白送了性命。听起来很牵强?遗憾的是,此事丝毫不假。如今,有人用基因专利来终止研究,阻挠医学试验,向你和医生屏蔽关键信息。基因专利放慢了我们对致命疾病的治疗步伐。



—2007年2月13日《纽约时报》署名社论,迈克尔·克莱顿



生物科技革命当初信誓旦旦说的救命药物在哪里?可能是生物医学困局挡了它们的道。本该诞生的药品没设计出来,这笔赌注未免太大了。



一方面,提倡者认为,国会应当对专利权做一般性的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申请新的基因专利。



1 另一方面,生物技术行业的说客们却说,光是嘴上嚷嚷倒没问题,可立法悬而未决,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2 国会山就公众的健康和不少主导产业的财务健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辩论。这是生物科技与电信公司之战,是大药厂与软件之战。人人都被困局搞得焦头烂额。



3 《洛杉矶时报》社论指出:“立法冲突反映出华盛顿方面日益感到专利制度误入歧途。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高速发展,迫使专利持有者做出新颖、出人意料的权利主张。但它同时也反映了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本质。对于小块土地或成串珍珠来说,你很容易判断产权的边界在哪里。可对于像发明创造这样抽象的东西,边界非常模糊,并有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4本章会带你畅游药品专利困局。10年前,丽贝卡·艾森伯格与我携手拉开了当今辩论的序幕,我们在《科学》杂志上提出警告:“生物医学研究的私有化务必谨慎部署,方可维持上游研究和下游的产品开发。”否则的话,我们写道:“知识产权越多,改善人类健康的有用产品反倒越少。”



5我们发现的危险是,私有化解决了一个悲剧(投资不足),却又导致了另一个(反公有资源)。两极结果并非唯一选择。对产权进行谨慎的定义,可以带来不同的局面。近年来,私有产业和公立管制机构都提出了不少巧妙的解决办法,并在一路上学到了不少管理困局的经验。但这个过程尚处于尝试阶段,还不全面。如果生物科技产权设计得更好,能挽回多少人的性命呢?





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1)


首先请看图3-1,水平横条代表基因专利。图中标出了专利分布多的区域。想象一下,开发一种医用产品,需要拿到某条染色体上所有专利的使用权。过去30年通过了4万多项与DNA相关的专利。6 但凡需要创建数据库的发明发现,都会受到不利影响。7 危在旦夕的不止基因专利,越来越多的发明需要整合生物科技前沿分布的各种零散知识产权—就好像是想要买下所有的小块土地。8



图3-1 20号染色体片段上的专利活动 9



如果说困局阻碍了研究,那么,制药产业投入的创新能量变成了什么样呢?图3-2给出了一部分答案:公司耗费资源,威胁要打官司、打算打官司、回应别人的官司、继续打官司、解决官司。位于该图中心区域是昂飞公司,类似这种情况的企业可不少。每一家生物科技先锋企业都是自己官司小宇宙的中心点。据尼古拉斯 J. 纳克莱奥(摩托罗拉生物芯片部的主管)说,近年来生物专利的增多,非但没有带来更多新药,反而“弄出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官司网,而且很可能越演越烈”。他还说:“要是我们想制造一种包含40个基因的医用产品,20家公司分别持有这些基因的专利权,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根本没人知道该怎么解决。”10 要是人人都跑去打官司,把创新抛在一边,困局乘机而入,我们全会输个精光。



记住,图3-2是一幅官司示意图,仅仅涵盖了基因微阵列(一种诊断工具,把多种基因探针放在微芯片上,筛选基因组里包含的信息)的小小一角。不管你是否留意过自2000年开始进行到现在的微阵列新闻,或者是否考察过生物医学的其他领域,情况完全一样—许多创新变成了打官司。



图3-2 2000年基因微阵列专利官司示意图 11



请注意,打官司还不是全部。批准专利权的过程本身,与专利权的内容一样,很容易引发困局。例如,在美国,生物技术专利权的归档和公布之间存在很长时间的延迟。专利权未决期间,没人知道最终能获得多大的权利覆盖范围,甚至没人知道申请是否能获得批准。未决的专利权本身并不具备执行权,然而,企业和大学会在专利生效之前,为本机构的研究结果许可权利。此外,企业还会根据专利申请保护的预期权利进行筹资活动。于是每一项潜在专利都创造出一个权利幽灵,随时可能激活困局。考虑到生物医学研究耗时漫长,申请人为专利创造的潜在权利,恐怕比美国专利商标局最终批准的实际权利更为重要。



专利革命



近年来,专利申请呈指数增长,不仅意味着核准专利的时间越来越长,还意味着专利商标局核准的专利质量出现了下降。12 图3-3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各领域的所有存世专利。两位顶尖的专利理论家,马克·列姆莱和卡尔·夏皮罗指出,专利是“随机的”,也即他们对产权的看法并不像人们想得那么肯定。13 商标专利局批准大多数专利申请,之后让人们为其有效性争论不休。判断邻居在你篱笆的哪边,比判断获批准的专利是有效还是侵权要容易多了。约有半数提出诉讼的专利是无效的;剩下有效的一半,又有半数是侵权的。14 但每一项专利都打官司,成本太高,太耗时间,结果又无法确定。因此,哪怕手里的专利权有可能侵权或无效,专利所有人仍然可以凭借它榨取许可费、阻止创新。不可靠的专利太多,狠狠地拖了创新的后腿。





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2)


图3-3 美国历年来的存世专利



然而,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困局源头,并不在具体的某起官司上,甚至也不在专利范围和有效性的不确定上,而在于进行任何形式的创新,包括药品开发,都必须获得所有相关权利。一家公司可能有十足的把握打赢某场专利官司,但它无法保证能战胜上百项不可靠的权利主张。光凭分散的所有权,已足够阻挡创新的脚步。



以脑受体(脑受体是一种大脑蛋白质,与特定的分子产生反应,刺激大脑细胞响应)相关专利有可能造成的困局为例。默克公司全球基础研究部副总裁,本内特·夏皮罗解释说,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症药物的人,往往会产生某些类似帕金森式症的行为失调,帕金森式症也是一种与多巴胺系统相关的疾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合理的方法是寻找改进精神分裂症药品的途径,使之专门针对特定的多巴胺受体。可要是不同的公司掌握着不同受体的专利,我们就根本没办法迈出这迫切而又重要的第一步”。15



假设默克公司发现了有望治愈精神分裂症的化合物。此时,公司必须先找出该化合物的所有潜在副作用,再考虑要不要投入数亿美元进行临床实验、把药品推向市场。倘若相关脑受体的专利掌握在不同的所有人手里,研发阶段的费用很快就会高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在测试化合物之前,默克要先跟每一位相关专利的持有人达成交易。他们每个人都能阻止默克的进展,因为美国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提出过一个相当合理的要求:药品必须测试对所有已知相关脑受体的副作用。



从默克的角度来看,每一项专利或未决的专利,都有可能充当着幻影收费站,合在一起,专利持有人就变成了当代的强盗贵族。倘若默克认为克服精神分裂症研究困局的成本太高,就会把研究经费重新分配到产权环境不那么零散的其他领域。简而言之,重叠的专利太多,有可能把制药企业从大有希望的医学研究战线逼到法律风险最低的领域去。



一旦出现致命的新病,困局也会变成热点问题。比方说,2002年年底,中国南方出现了一种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也就是俗称的SARS。16 接下来的半年,有700多人死于这种新型疾病,其中包括第一个发现SARS的医生卡罗·厄巴尼。专家们害怕这种疾病蔓延全球。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展开协作,成功地找出了病原体。遗憾的是,这一了不起的公共卫生成就很快就陷入了专利混战:“构成基因序列的专利权有可能落入若干不同利益集团之手。筛选出这些专利会很复杂,甚或招致司法干涉……(对正在考虑研发SARS疫苗的公司而言)专利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做出决定的难度,因为既不可能判断获得专利许可的未来成本,也无从知道有多少专利必须拿到许可……因此,疫苗制造商有理由暂缓投资的打算。”17



为预防下一次全球流感的蔓延,世界卫生组织于2003年发表声明:“从长期来看,各方对SARS专利权的争夺态度,对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将来协力抗击新型传染病的爆发造成了显著影响。”18 仅仅一年之后,研究人员就开始担心“专利权阻碍了对禽流感爆发的预防工作”。19 所幸,到目前为止,SARS和禽流感还没有变异成全球性杀手,但超级细菌随时都可能出现。20 它们可不会坐等我们筛选出四分五裂的所有权。





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3)


黄金大米的故事



对于那些无力照料自己的贫苦者所患的疾病,困局的威胁尤大,因为它腐蚀了企业为之生产药品的动机。这里,我要讲述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以作警示之用。在这个故事里,一项突破性的健康技术早在若干年前就已被发明出来,却因为反公地悲剧迟迟无法推向市场,拯救患者性命。



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缺乏维生素A,每年会导致25万~50万名儿童失明。这些失明的孩子,半数以上活不过一年。21 基因研究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这一问题带来了一线希望:培养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大米。22 1999年,彼得·鲍尔和英高·伯特里库斯教授带领的团队设计出了强化维生素A大米的原型,这是一项了不起的科学成就,可当这种“黄金大米”问世之后,项目却搁浅了。



为将这种大米推向市场,挽救患者的视力与生命,鲍尔和伯特里库斯不得不与多达70项的美国专利(美国以外的有效专利很少)协商授权问题。23 除此以外,他们还必须用到其他15种技术产权。也就是说,他们一共要跟30多家公司、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谈判。找出相关各方,与之进行磋商,是一件耗时耗力又费钱的事情,虽说所有专利持有人都明白,最终产品能够让上百万人免于失明与丧命。黄金大米的人道福祉清清楚楚摆在眼前,专利困局引发了人们强烈的道德义愤,个人所有者恐怕愿意将专利权贡献给发展中国家的健康事业,同时并不危及自己在发达国家市场的潜在利益。伯特里库斯清楚地描述了反公有资源困局的复杂性:



我感到相当烦乱。在我看来这真是不可接受,甚至非常邪恶。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公立机构进行,又完全由公共资金提供资助,意在为人类谋取福祉。结果,它的命运却落在少数人手里,只因为他们提前对技术申请了专利,或是在早前的实验中签下了MTA(材料使用转让协定)。这样一来,不管一个人做的是什么样的公共研究,都逃不过企业(和一些大学)的左右。这时候,我真的很想跟那些激烈反对专利权的人站在同一战线。



好在我又深入思考了一下,意识到“黄金大米”得以问世的唯一原因还在于有了专利保护。我用到的大多数技术能为公众所知,全因为投资者得以保护自己的权利。若非如此,人们恐怕会把它当成秘密牢牢地保守起来。如果我们想要利用所有的知识造福贫苦人民,反对专利并不合理。争取明智地使用知识产权,这才更有意义。24



经过多番的拉锯战,与黄金大米相关的知识产权持有者终于达成了协议,答应帮忙把这一救命大米推向市场。



先正达—当时叫捷利康率先整合产权,开发技术,并将研发结果赠与了饱受维生素A缺乏症折磨的国家。受诺华、拜尔、孟山都和日本烟草等竞争公司控制的知识产权允许先正达在开发黄金大米项目中免费使用这些技术。2004年收割了第一批试种的黄金大米,现在,该项目终于迈入了执行阶段,开始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国推广。25



黄金大米能预示我们的未来吗?对抗其他主要折磨穷人的疾病,也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吗?我猜并不容易。黄金大米获得成功,因为它有着有力的宣传者,在获得许可之前就发明出了产品,之后,又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专利持有人的携手合作。卓越的领导造就不同,耻辱感是敦促各方达成协议的有效工具。名誉事关重要,企业愿意宣传自己参与了成功的人道主义活动。这个项目有着鲜明的非营利性用途,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说服个人专利持有者加入。他们的经济风险相对较低,因为黄金大米主要是用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此外,美国的“赠地学院”拥有大部分相关知识产权;而这些大学又有着捐赠公用农业技术的长期传统。26 上述诸多因素的结合纯属偶然,倘若风险再高些,合作往往失败,便利的解决方法也随之泡汤。



农业研究中的反公有资源



生物技术困局不仅放慢了救命药品的创新,也阻滞了维续生命的农业发展。黄金大米的圆满解决,在农业创新前沿领域很少见。《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其中的两难困境:“(农业研究)从前是赠地学院等公立机构的地盘,现在却日益为私人公司所控制。部分农业专家对这一根本性转变提出了警告……现在,这些批评人士认为,专利限制扼杀了种子与技术的无偿交换,对公共体制造成了破坏。改良农作物的研究受到阻碍,甚至被迫放弃。”27



孟山都等产业领袖或许可以允许出于研究目的使用旗下专利,但绝不会允许它涉嫌商用。植物遗传学家担心农业生物技术专利将结束人们上千年来杂交农作物、改善健康与营养的良好传统。《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继续写道:“例如,哥斯达黎加大学的科学家用基因工程改良稻米,使之能够抵抗热带地区的一种流行性植物病毒。但大学要是想把种子卖给农民,必须获得34项专利持有人的许可。”28 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小组评论说:“随着农业研究日益?杂,它越来越需要使用已为他人申请专利的知识和生物原料,难以逾越的专利荆棘有可能扼杀农业创新的商业‘运作自由’。”29



植物遗传学上的困局和人类药品开发当中的同样错综复杂。我们不能总是指望竞争企业协作解决反公地悲剧,发明家把发明捐赠给公众,或立法机构不偏不倚地调整专利法,配合公共利益。这类困局不见得总能大白天下,或自我解决。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学会如何发现这些问题。





从共享到起诉(1)


生物技术反公有资源是怎样产生的呢?直至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生物医疗研究都遵循“公用”原则,任何人均可自由使用研究成果。在这一模式下,“上游”或基础研究大多是由美国政府、大学和慈善事业买单,并将研究结果公诸于众。到1975年,科学家乔治·科勒和塞萨尔·米尔斯坦还不愿对“单克隆抗体”申请专利,因为他们觉得这有违道德。30 不久以后,两人凭借此项发现同获诺贝尔奖。这一类非专利上游生物医学发现,为下游制药企业提供了大部分的原材料和基础知识,生产出可用于诊断、治疗疾病的产品。



造就今日困局的关键转折点是在1980年,当时国会通过了《杜拜法案》。这项法案鼓励大学和其他机构对联邦资助的研究发现申请专利,并试图将这些技术转移给私营部门,对其进行商业化。在《杜拜法案》新型产权的带动下,专利申请和私人对生物技术的投资猛增。数十亿美元私有实体资金涌入生物技术公司。



新产权制度使得生物医学研究从所有权范畴的公有资源一端,转入私有和反公有资源的混合体。如今,基础生物医学研究有可能是私人资金赞助、私立机构执行,并由私人通过产权、商业秘密或限制原材料和数据使用的协议加以持有。结果,过度重叠的专利权利要求遍及整个生物医学界。31 科学的文化氛围彻底改变,人人都用尽心机谋取交易,再没有谁想做最后一个浪漫的科学家,把发明发现无偿捐献给公众。



在这种新的环境下,企业不约而同地采取财产分割行动来对付竞争对手,制造出愈演愈烈的“防御性专利申请”。“现在我们都有做交易的老本儿了。”默克的本内特·夏皮罗解释说,“默克觉得有必要在申请专利上投入更多精力。举个例子吧,角叉菜胶致足炎分析(默克设计的一种海藻丸,可减轻实验小鼠的痛阈)可用来开发非类固醇消炎药。这种分析技术属于公共领域,不少公司都用它来开发新药。搁在今天,默克会对这种分析法申请专利,并利用此项专利交换其他公司的其他研究工具。”32 人们有时也会用“导弹防御计划”(又叫MAD)这个冷战字眼称呼这种防御性专利战略。33 对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来说,MAD战略有可能缓和局面—企业互相交换专利,放弃打官司。但在一个不对称的世界里,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并不想跟医药巨头做交易,他们只想要现金。



产权环境的改变,不仅影响了现有公司的行为,还刺激了当代强盗贵族的出现,也就是常被人称为“专利倒爷”的公司。这些公司并不发明或制造任何东西,相反,它们四处寻找并收购相对低价、不可靠的专利,指望哪一天会冒出某种重要产品对它侵权。34 MAD战略无法阻止这种不入流的行径。“专利倒爷”的业务模型就是钻现有专利制度的空子:倒腾专利能赚钱,因为站在生产成功产品的厂商角度来看,打官司指不定谁赢谁输,况且,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超出了涉事专利本身的或然价值。大公司绝不希望法院禁令断了它们的财路,还不如干脆掏钱和解了事。35



倘若在生物医学行业日益显现的结构下,更多的疾病得到了治愈,倒也不值得为它忧心忡忡,但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经济学家伊恩·科伯恩敏锐地观察了制药行业的创新,他指出:“尽管不乏卓越的科学成就,比如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排序,但整个产业新产品的诞生速度却似乎出现了萎缩。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证明,2002年,全美只有17种新分子实体(NMEs)上市销售—仅占15年来最高水平(1996年批准上市56种新NMEs)的一小部分,也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值。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新药数量锐减,但1995年到2002年间美国医药公司的科研支出却翻了一番。”36





从共享到起诉(2)


在图3-4中,你可以看到这一发明缺口。研发经费增长,新药却不按同等速度增加。我们必须有保留地看待这一数字:药品研究要花数年时间才得以成熟,因此投资和回报之间存在延迟。对于真正重要的“新分子实体”来说,其意义并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说不定,容易的发明发现都已经被前人搞出来了。然而,研发投资持续增长,改善人类健康的发明却明显没跟上趟。37 反公地悲剧大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取得的成果反倒更少了。



图3-4 美国药品研发经费增加,药品发明萎缩 38



困局是如何产生的呢?艾森伯格与我在《科学》杂志上联手撰文,指出分散的产权如何在不经意间冻结了生物医学创新。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一位创新者走进坐满了小块专利持有人的大礼堂,也可以想象成货船驶进河道,却不知抵达药品发明终点时会遇上多少强盗贵族。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多重的分散所有者制造了困局。39



基因片段



10年前,药品研究者碰到了基因片段上的“大英寸”困局。40 幸运的是,自那以后,美国专利商标局和大型制药企业成功地逆转了这一反公有资源。但基因片段的故事,仍然是当前生物技术辩论中一道长鸣的警钟。



贯穿20世纪80年代,基因方面的专利大多紧紧对应着可预见的商业产品,“无产品不专利”。到199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着手为一种叫做“表达序列标签”(expressed sequence tag,EST)的“匿名”基因片段申请专利。虽说NIH很快倒转了立场,对这种专利采取敌对姿态,但的确是它的最初申请开启了这扇大门。私人公司也开始在找到相应的用途之前,为新确认的DNA序列,包括基因片段,提出专利申请。



然而,申请并不等于专利。要是美国专利商标局真的批准了上千个有关EST的专利,早就轻易制造出了困局。可这一次,它打算消弭祸害。从一开始,许多人就意识到了基因片段专利的危害性,并力争人类基因序列数据应当为研究人员免费使用。41 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对基因片段颁发专利不合情理。可预见到的商业产品,如药用蛋白质或基因诊断测试,都有可能需要整合多重片段。分散所有的基因碎片专利,会让公司在着手开发有用产品之前就陷入无穷无尽的授权谈判之中。大型制药企业在EST辩论中采取了看似出人意料的立场:它们觉得,把基因片段捐献给公众比申请专利会让自己的日子更好过些。这些公司或许并未意识到反公地悲剧的问题,但它们担心所有权权利要求之争已经很久了。它们希望通过捐出自己的EST发现,避免专利阻碍下游的实用项目研发,因为这些项目必然会用到大量基因序列数据。1995年,默克创建了公共基因序列数据库“基因索引”,并宣布将尽快免费公开旗下科学家的数据。1998年,默克公布了将近100万组基因序列。外界随后对此举评价说:“默克的战略极大地消除了这一领域的反公有资源威胁。”42



2001年,美国专利商标局采用了新的标准,提高了对基因片段申请专利的门槛。基因片段专利申请者必须说明该发现具备哪些明确的功能或效用,依照此一标准,单纯的DNA序列很难受到专利权的保护。43 在诉讼层面上来看,一家美国法院最近刚针对若干此类专利申请的举动做出了有利于专利商标局的判决。44同样是在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公布了完整的基因组,将大量原始基因数据开放给公众,使得基因片段专利申请锐减。总而言之,制药公司的积极支持、专利商标局标准的合理修订、法院的判决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似乎联手逆转了基因片段上的“大英寸”困局。45





从共享到起诉(3)


要想象药品发明道路上的“幻影收费站”,不妨看看有关专利研究工具的“穿透式许可协议”(reach-through license agreements)的例子。46 有了穿透式许可协议,倘若上游(或基础)研究阶段使用了某种专利发明,那么,其专利持有人可在随后的下游发明(比方说药瓶里的药丸)中享受权利。穿透式许可协议的内容大致如下:“你现在可以免费使用我的诊断工具,但要是你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得给我销售额的5%。”



原则上,穿透式许可协议为上游专利持有人和下游药品开发企业都带来了好处。研究人员可以凭借有限的资金使用受专利保护的研究工具,只有当研究产生有价值的结果时,才需要付钱。上游专利持有人也宁愿有机会获取下游产品的巨额回报,而不是只拿一笔有限的提前许可费。这是好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则是,倘若上游专利持有人太多,对潜在的下游产品提出不一致的要求,穿透式许可协议就有可能造成反公地悲剧。47



穿透式许可协议的失控威胁引发了公开和私下的反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修改了许可方针,使之有利于学术(非商业)研究。我的合著人丽贝卡·艾森伯格参与了一部分修订指导工作。该方针指出,卫生研究院赞助的基因研究工具可在大范围内供各方研究人员使用。48 大学普遍采用了卫生研究院的方法,对自身和其他非商业机构例行保留“研究免责权”。49 实际上,研究机构通过不断地颁发许可,创造出了有限的特许免费地带。2001年,连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改革,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专利局做出决定,DNA研究工具专利上的特定权利要求,不应当“穿透”至最终开发的药品上。法院判决进一步深化了此项政策调整,但仅限于专利要求本身;至于各方在私下协商许可时提出繁复的契约式规定,并不在限制之列。



从企业层面来看,许可惯例也有所改变。有时候,专利持有人宁愿将专利白白搁着,专门用来阻止竞争对手开发更好的药品。通常而言,持有人无非是为了一个钱字。而要赚钱,他们必须提供合理的许可条件,比如,专利持有人或许会根据其他必须用到的研究工具数量,调整许可费。特许费总额的上限,务必处在可控制的水平(如净销售额的百分之几)。要征求许可的工具越多,每项许可的费率就必须向下调整,以使总额维持在上限以内。如今,在公司起草许可协议时,有大把此类“反堆栈”(antistacking)合同条款可供使用。50 不管你信不信,“样板”法律文书的实用性和普遍采用,在规避困局方面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总之,社会在预防幻影收费站困局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当然,要衡量残存的无形成本并不容易。产品开发领域到处都是商业机密。倘若某种重要产品指日可待,下游产品开发企业大概会迫切地与上游专利持有人达成协议。倘若成功把握不大,或者预期商业价值不高(哪怕人道主义价值大),各方面说不定都会谈崩。一位观察家说,困局的潜在成本仍然很高,“尤其是在基因治疗领域,因为如今最有希望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一些少见的基因疾病上,这些病症的市场很小。”51





是过渡还是悲剧(1)


生物医学困局能得到解决,还是会越变越糟糕?随着许可转让方和接受方的经验增多,帮助所有者和使用者达成协议的机构逐渐出现,因上游专利权激增导致的威胁似乎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倘若耽搁了疾病的诊治,换来上游研究得到合理报酬,保证了其长期的生存能力,短期成本也算是物有所值。产权对产品研发造成的阻碍或许只是过渡现象,而不是一种持久的悲剧。



另一方面,你难道敢对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说,其实他们的病本该治得好吗?不加批判地顺应市场的力量,问题有三。52 首先,高昂的议价成本有可能成为有效整合知识产权的持久障碍。议价成本出现在研发阶段初期,正是潜在收益最不确定的时候。由于这些权利难以估价,也就难以提出标准的授权方案。面对这种精明的买卖,研究机构竞争力有限。其次,上游生物医学知识产权属于大量不同的公共或私人所有者。53 有时候,所有者多元化,能使交易及早完成(“你分荣誉我拿钱”),但互相冲突的议程却会阻碍协议的顺利实现,尤其是对那些完全仰仗授权专利包获利的小型生物技术公司而言。最后,野心和敌意往往会给看似简单明了的谈判造成妨碍。想想前面说的飞机专利权之战吧:威尔伯·莱特至死都在跟格伦·柯蒂斯打官司,这场战斗没有赢家。从专利官司的漫长历史来看,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利所有人都希望控制市场,讨价还价成不了事。



反公有资源之战的三大里程碑



为跳出困局的纯理论研究,大量研究员在过去10年间致力于更具体地解答“是悲剧还是过渡”的问题。54 然而,就在人们围绕反公有资源威胁的悲剧争论不休之时,司法和政治之战已经追上了学术研究。国会着手大幅度修改专利法。55 高科技支柱产业纷纷意识到反公有资源对其利润底线造成的威胁,下定决心削减这方面的成本。诚如一位评论员所说:



英特尔、微软、IBM、苹果以及其他诸多公司日益发现,国家的专利制度变成了一块遍布危险的雷区,它们开始想办法限制小型专利持有人和专利“倒爷”(购买成百上千项专利用于牟利的投机者)的势力……反对大企业的是一小撮姿态鲜明的投资人……(他们)跟制药行业站在同一阵线,素有依靠强大版权制度保护的传统。如今战线已经拉开,怎样才能最好地保护创新,是立法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56



在政治辩论中,有三大困局经济研究最具影响力。57 改革倡议者经常引用它们的结论;反对者则声称潜在数据并不能作为立法的正当理由。58 公允地说,这三项研究对技术创新中的困局表现出了真诚的关注,而且也确有道理,只是基础的实证发现尚欠缺力度。



这三项报告均认为,应提高获得专利的门槛。第一份报告是《推动创新:竞争、专利法与政策的恰当权衡》,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采访了300多位学术界和高科技产业代表。来自各行各业的受访者(从生物医学到软件界)尽管对反公有资源威胁的意见有所分歧,但这份出自2003年的报告仍得出结论:“生物技术科技专利创造了反公有资源,有害跟进创新。”联邦贸易委员会建议,有必要提高最初获得专利以及其后维持专利的难度。59 第二份报告是2004年发表的《21世纪的专利制度》,国家科学院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研究工作做了检验,发现专利质量有恶化之嫌,并提出了与前者同样的建议。60 最后,国家研究委员会200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获取基因组和蛋白质研究带来的好处》,对生物技术专利进行了专门考察。和前两者一样,这份报告也得出结论:专利的标准应当提高。





是过渡还是悲剧(2)


上述报告公布后,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裁决,开始控制地方各级法院对专利保护过度宽泛的司法解释。例如,最高法院提高了“显著性”的认定标准(这是一个法律手法,提高了获得专利的难度),不再为专利持有人用结业禁令威胁其他创新人士的做法大开方便之门。61 当然,就减少困局以及影响国会改革这两方面的作用来看,现在评价这些案例还为时过早。



学术研究是怎么做的



实证辩论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对学术研究的威胁,以及对商业药品开发的威胁。在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任委员的社会科学家约翰·沃尔什及其同事着手对科学家进行调查,评估专利困局的危险性。沃尔什的第一份研究发表于2003年,指出学术界的科学家是靠法外行事勉力为生的:“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一贯无视知识产权。”62 所有政府实验室的受访者都说,他们对知识产权法不屑一顾,1/3的产业研究人员说,他们偶尔会在未得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受专利保护的研究工具。63 遵守法律可不容易。比如,为了弄清校园实验实里使用的知识产权,爱荷华大学被迫联系了71家实体,在背景调查上花了上万美元。64



这种情况对药品发明来说可不妙。学术实验室或许可以容忍一项研究暂时调用“非法科学”,但这样做不确定性高,而且有风险。65 归根结底,一套把研究人员变成盗版专家的产权制度,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要是研究结果会暴露自己侵犯了他人的专利,科学家有可能不愿将之发表,从而窒息开放的学术交流,人人都觉得脆弱、不确定。诚实和正直在科学发现的每一阶段都很重要;专利权里遍布的欺骗和机密破坏了公开的质询。倘若新发现秘而不宣,创新的循环就中断了。整个趋势是专利越多,机密越多,协作越少,发明药品所需信息积累得越少。66



沃尔什的第二份研究发表于2005年(与另一组同事合作完成),更深入地调查了学术界生物医学研究人员的情况。67 他们发现,29%新近生效的材料使用转让协议都附有穿透性条款,16%做了版税规定,26%包含出版限制。在涉及有众多商业利益的领域,30%接受调查的研究人员说,他们曾要求获得最新的生物研究资料,但没有收到。68



有商业用途的诊断测试愈发受到限制,研究人员很容易放弃涉嫌侵权的研究。尽管从另一方面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仍然否认专利丛林和分散所有权会延误疾病治疗。



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些调查结果呢?沃尔什和第二组合作的同事们指明了一条方向。他们的结论是:“要说有关产权的例行谈判陷入了绝境,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研究工具专利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成本,并施加了一定的使用限制。”69 受访者承认授权或材料使用转让谈判很耗时间,但认为它不会对工作进度造成影响。沃尔什指出,受访者会采用各种独特的解决办法:绕开棘手的专利继续搞研究,把更多研究外包到海外的实验室,对知识产权搞盗版,甚至打官司。



基于这些发现,反对专利改革的人,其中包括沃尔什小组的部分成员,建议政府采取相对袖手旁观的做法。70 这个想法不成熟得叫我吃惊:研究人员注意到,沃尔什小组的部分采访协议存在设计问题。71 此外,我不相信美国的创新政策应当依靠盗版,或是把研究工作外包到专利制度更合理的国家去(况且,随着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做法也越来越受限制了)。





是过渡还是悲剧(3)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受访的科学家不可能揭示出系统化的困局。72 他们兴许会单纯地回避拥堵的领域。倘若说良好的研究目标足够多,倒也不是什么太坏的结果,可我怀疑,许多疾病都存在这种情况。73 调查无法揭示潜在困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学术界科学家往往以为专利法具有普遍适用的研究免责权。其实并没有。2002年,联邦上诉法院做出裁决,不存在此种豁免权。74 这或许错误地阐释了国会当初撰写专利法时的意图,但就目前而言,法律总归是法律。国立卫生研究院新近鼓励授权者开放的研究免责权,只针对联邦资助的部分研究发明。不管怎么说,大学科学家大量侵权却又未遭控告,原因如下:商业专利持有人不愿破坏与学术界的关系;大学实验室付不起高额损失费;最重要的一点,商业知识产权持有人希望某一天能从学术界侵权产生的创新中获取利益。故此,学术界经常未经许可使用专利。



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正确地指出,倘若研究机构有意让科学家踩过法律的界限,或者专利持有人更强有力地维护自身权利,当前的研究环境会出现“戏剧化甚至完全出人意料的”变化。75一场官司足以打破平衡。唱片公司已经把矛头对准下载音乐的青少年;学院院长围追堵截复印图书章节给学生的教授。不难想象,说不定有一天,生物技术公司或专利倒爷会拿大学实验室杀一儆百。生物技术所有者的容忍,并不是解决学术界生物医学困局的可靠办法。一套允许科学家例行违法的司法制度,绝不可能成为长治久安的社会政策。



商业药品开发的境况如何



迄今为止,大多数有关困局的实证研究都试图量化它给学术研究造成的成本(在我看来,很不成功)。这一焦点固然重要,但忽视了困局带给商业药品研发的大问题—由于生物技术专利分散,商业实验室放弃了哪些潜在的救命良药?所谓商业层面,就是我们创造实实在在能治病的测试或产品的地方。“一旦靠近市场,所有权问题可就迫在眉睫了。”昂飞公司的总顾问芭芭拉 A. 考菲尔德说。昂飞是基因微阵列芯片的主要生产商。76 毫不奇怪,该公司反对严格的DNA专利法,因为它对产品开发有着极不利的影响。



商业科学家无法轻易盗版。侵权很容易被发现,竞争对手不可能坐视不理,潜在责任太大,所得发现的专利又很成问题。投资上百万美元搞研发,却无法享受成品商业化带来的利益,这种事情谁会做呢?商业制药公司会悄悄放弃相关项目,就像我在第1章里提到的化合品X的例子一样。这种案例不会出现在沃尔什的调查里。商业科学家可不会轻易透露因为授权限制搁置了哪些大有潜力的项目。他们可能签过保密协议,不得透露所知情况,也不愿别人注意到自己公司的商业计划。



步入这一研究真空的慈善家,还没着手进行艰苦的药品开发工作,就摊上了令人咋舌的成本。之前讲的黄金大米故事是个特例,因为产品在许可开始之前就已经发明出来了。这里另有一个疟疾疫苗的例子,研究人员在准备阶段发现,疫苗的一种重要成分牵涉到39项专利—众多的专利使得疫苗设计昂贵又复杂。哪怕对财大气粗的盖茨基金会(该基金会投入了充足的资源克服药品开发中的反公地悲剧),困局也是个棘手问题。77





解决途径(1)


困局上可没装着开关。反公有资源所有权占了产权范畴的一半,从有限排斥到彻底排斥。困局如何运作,取决于参与者的数量与类型、市场结构、潜在资源等因素。药品研发悲剧的成因很多,解决办法也有不少。这里,我收集了一些有助于解决生物医学反公有资源问题的工具。这里,我将它们分成市场途径、“防产权机构”、共享库和其他协作途径,以及政府管制改革。



市场解决途径



“是过渡还是悲剧”一节中指出,专利是损耗性资产,也就是说,过一段时间之后,专利就终止了。维持专利的费用很高,单单一项就要花数万美元。私人所有者往往有着强烈的动机要克服困局,因为他们要么想把专利组合成宝贵的新产品,要么想避免打官司。反过来说,专利投资也是搞垮成功创新者(倒爷行径)、阻止竞争对手创新或改进的杀手锏。78



或许,我们应当信任市场,成熟的参与者懂得如何保护自己。79 他们能够达成所需的交易。下游产品开发商会购买许可,协商材料使用转让事宜,或以其他方式获取所需的知识产权。80 从学术界来看,凭借经验,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推动,大学产权办公室或许能更好地管理属于自己的组合创新。81 至于学术界科学家需要的研究免责权,卫生研究院新近的指导方针已经创造了一处安全港。



要是下游药品开发企业能在当前管理制度之下取得成功,真是再好不过了。对产权法进行大幅修订,有可能招来无法预见的风险。另一方面,袖手旁观同样有风险。在“是过渡还是悲剧”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怀疑的理由:学术界研究人员中普遍存在侵权行为,对研究成果秘而不宣的事情越来越多;产业科学家对困局扼杀创新的无声关注;过去10年里上市的新分子实体锐减。市场有助于解决困局,但它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防产权投资



有时候,一家公司的最优竞争战略,是花钱阻止其他人获得产权,哪怕自己也必须为此放弃产权。例如,公司可以把辛苦完成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让其他人无法利用该发明申请这一领域的专利。



知识产权理论家罗伯特·梅杰斯生造了“防产权投资”(property-preventing investments)这个词,用来形容这一反常的市场行为。82 防产权投资看似古怪,可要是你从反公有资源的角度仔细观察创新,便会发现它的合理之处。防产权投资解答了我在本书开头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像IBM或塞莱拉基因组技术公司这类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会主动将旗下拥有的研究开放给公众?



防产权投资的出发点不是舍己为人。企业只是不想让困局妨碍自己重要的业务线。制药企业的竞争优势—有意以之赚取利润的地方—是开发、销售药物或诊断测试,而不是从阻碍研究的专利丛林中突围。倘若它们能保证没人对原始基因序列申请专利,根据序列数据开发产品就会容易得多,价值也高得多。



除了梅杰斯的解释,我相信药品研发中的防产权投资还有一点更微妙的政治动机。在专利法上,大型制药企业处于不利局面。光从困局带来的成本看,它们本应和美国的其他高科技企业结成联盟。它们应当支持改革,提高自己整合产权、开发新药的能力。可恰恰相反,它们却跟生物科技和其他搞基础研究的创造者站在同一阵线。为什么呢?因为大型制药企业认为,基因制药企业比生物技术竞争者的威胁更大。一旦专利过期,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就会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基因冲击市场,价格下跌。哪怕只多几个月的专利保护期,也值得去投资一大笔钱。





解决途径(2)


因此,大制药企业总想要时间最长、力度最大的专利权。它们不愿容忍任何地方出现较为宽松的专利保护,哪怕是在上游研究,也不管生物技术和专利倒爷会利用这些权利践踏未来的创新。针对这一政治背景,防产权投资暗中为大型制药企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们间接破坏了生物技术竞争者有意谋取的专利,又与制药企业坚决维护核心产品专利权的立场不相冲突。这个小算盘,有助于解释默克公开基因索引的部分动机。



再举一个防产权投资的例子,过去10多年,制药企业一直担心“单核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也即个人基因变异)专利上出现困局。83 SNP是基因编码中单个碱基出现变化—比方说“A”变成了“C”—是以,同一种基因或许存在多种变体。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开始意识到,这种变异与特定的基因疾病有关系。SNP可以视为疾病的标记,但同样有可能制造出完美的困局:想设计诊断测试或治疗方法的公司,有可能需要获得与单个基因相关的多种SNP专利的授权。



和EST(表达序列标签)一例中一样,制药企业立刻展开行动,阻止对SNP申请专利。1999年,英国维康信托和多家大型制药企业创办了“单核酸多态性协会”(SNPs Consortium)。到2004年,他们已经花掉4 500万美元,把将近200万组SNP开放给公众。协会成员答应不对捐出的SNP谋取专利,对基于数据得出的下游发明不做限制。除去单核酸多态性协会和针对基因探针的默克基因索引,现在还有 “世界蓝图”(Blueprint Worldwide)、针对蛋白质的“蛋白质数据银行”(Protein Data Bank),针对基因的“基因银行”(GenBank)。生物学期刊甚至向研究人员提出把基因和蛋白质序列捐赠给公众的要求,以此作为发表论文的条件(当然,为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有些研究人员恐怕会推迟发表论文)。默克还按成本价为研究人员提供了150种无专利“基因改造”实验鼠,用途不做限制—另一种向公众捐赠上游研究工具的方式。84



我们能依靠防产权投资来抵挡困局吗?不行。有时候,大型制药企业、慈善组织和学术界研究人员的利益一致。那么,经过艰苦的努力,防产权投资或许能抢在困局之前先发制人。但仅仅因为企业参与解决EST和SNP上的困局,并不意味着它们能阻止生物医学上所有因产权分散带来的问题。迄今仍然在案的SNP专利仍有可能造就反公地悲剧。85 总之,我认为不必对防产权投资持太大期望,它变成一般性规范的可能性不高。



专利共享库和其他协作解决途径



防产权投资介乎于个别公司竞争和协作之间,这类的中间途径还有一些。知识产权持有人有时候会通过大量的交流设计协作制度,减少整合产权的成本。有些制度还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在音乐行业,依靠诸如ASCAP和BMI等版权组织,无线电台得以任意播放歌曲,整笔支付使用费,无需跟每一位音乐人谈价钱(但这类组织并不为DVD授权,而我在第1章 提到的《民权运动史》恰好以DVD为音像载体)。



在第2章,我介绍了另一种叫专利共享库的协作机制,还讲解了如何用它整合分散的产权。说真的,1917年国会成立飞机制造商协会共享库之前,整个行业正闹作一团,全无半点协作之意,莱特兄弟和格伦·柯蒂斯宁肯看着飞机上不了天,也不愿达成一致意见。还有些时候,专利共享库是靠专利持有人的志愿合作形成的,没有政府做背后推手。





解决途径(3)


共享库的相关法律和经济原理很复杂,不容易理解。即便是当共享库设立之后,内中也充满着谈判失败的危险。倘若技术标准正在成形,就有望为大规模技术授权打开方便之门,专利共享库似乎就能发挥最佳效果。最成功的例子来自电子行业,举例来说,共享库保证了MP3和DVD播放机的“互用性”:你可以下载任意一首歌(或任意一部电影),用任意一台播放机播放,不管它是什么牌子。可即便是在这么幸运的领域,共享库仍很稀缺,尤其对那些想整合共享授权生产产品的人,更是风险重重。86



这种专利共享库有遭到反托拉斯诉讼的风险。反托拉斯法规定,共享库必须由“本质上”互为补充的专利组成,可生物技术专利是否满足这一要求,谁也说不清。87 生物技术从业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仍然认为专利共享库是一项危险活动。88 光是想到反托拉斯官司带来的成倍伤害,企业就踌躇不前了。过去10年,仅有4项重要的专利共享库(MPEG-2、两项DVD专利库以及3G手机无线平台)获得了美国司法部的肯定,创新者不必担心会受到反托拉斯诉讼。89



火上浇油的是,反托拉斯的思潮一年一变。例如,1997年,司法部允许创办MPEG-2技术共享库。可1998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却对激光眼科手术专利共享库提起控诉,使得此事以流产告终。区别在哪里呢?不清楚。两者看起来都是解决专利困局的竞争性途径。90 今天,完全或部分基于专利共享库技术的产品,其销售收入至少达到每年1 000亿美元。91 这个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它本来是可以大得多的。生物技术专利共享库要想得到成立的机会,国会或许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反托拉斯条款。



不管怎么说,之前提到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得出的结论说,专利共享库恐怕帮不上生物技术什么忙:“这不是一个必须制定标准的行业……公司的价值与知识产权紧紧联系在一起,培养出一种草木皆兵的‘防卫心态’。”92 专利对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行业,所以这些领域的企业不愿意建立专利共享库,因为它会破坏排他性权利带来的收益。同样道理,生物医学发现一般并无替代品(如受专利保护的基因或受体),这为某些专利持有人带来了更多优势,增加了谈判的难度。由于存在专利屏障,对手在研究中无法理解致病的基因原理,也就无法得出相关发明。较之专利库取得成功的领域,生物医学研究的专利权主张范围更窄,专利持有人更为分散。再者,需要植入授权技术的商业产品往往还没面世。即使专利持有人愿意花大价钱组织共享库,拿到授权的人还是得冒着重重风险,投入大量研发资金,才能发明出安全、有效的诊断测试或治疗方法。



总而言之,哪怕反托拉斯氛围变得更宽松,我对生物技术产业成立共享库的必要性也表示怀疑。93 在某些条件下,专利共享库或许能有效地解决困局,例如,对标准至上的电信、半导体或纳米等技术,94但可它对生物医学研究是否管用,就颇值得怀疑了。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协作解决途径,不过同样存在风险。有些研究领域尝试组织起来避免专利分散化。例如,计算生物学(也叫生物信息学)的主要从业者力求维护“开放的科学”精神,主动放弃专利权和打官司。按伊恩·科伯恩的说法:“公共部门的研究人员有效运用了人类基因序列之争带来的经验教训。”95





解决途径(4)


“对等生产”(peer production,如维基百科等在线创作)和开放式授权(如creative commons,也即创作共用许可)也属此列。96 这些方法类似于跟市场打太极,调整现有的所有权形式,规避困局。对等生产和开放式授权搞不出能通过FDA审批的药丸,但能让人们团结起来从事创新和宣传活动。在农业研究领域,人们成立了“农业公共知识产权资源”机构,用于协作管理与农业相关的知识产权,使之符合公共利益。97 另一个组织是“生物创新开源社区”,类似于计算机软件界的开源软件,禁止用旗下工具开发出来的技术在后期为私人所有。98



政府管制解决



大型制药企业愿意在默克基因索引或单核酸多态性协会等新颖解决途径上花费数千万美元,却反对以立法手段改变上游基础研究中的专利规定,害怕此举会削弱自身在下游产品上的权利—毕竟,下游产品是它们的利润之源。从产业的角度看这一观点合情合理,但它对社会政策有害无益。



站在公众立场,可供参考的案例相当多,包括总是在国会悬而未决的各种立法动议。当汤姆·史威夫特飞过那个浑球屋顶的空域,我们调整了法律,说汤姆没有非法侵入他人土地。如今,科学家们惯例无视知识产权法,说不定,我们也该对权利重新做个定义,别让药品发明家被迫当强盗。我们应当保证批准的垄断性专利能带来合理的价值。



尽管每一种改革方案都有弊有利,但我们至少可以考虑放宽对研究、实验和诊断用途的专利保护;扩大不适宜颁发专利的范围;或为专利法增加公共秩序和道德条款。99 为什么不把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授权方针(创造有限的研究免责)扩大到所有由联邦提供资金的研究上?推而广之地说,为什么明明可以通过法律,允许联邦资助的所有研究享有专利使用免责权,却非要依靠特别的指导方针呢?100



我们还可以按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国家科学院报告提出的建议改进专利管理:资助、训练更多合格的专利审核员。美国以外地区的专利局一般是通过对专利权施以更严格的限制,扩大免责范围,回应对基因反公有资源的关注(类似我们的表达序列标签之争)。101 同样,我们还可以改一改专利法里的晦涩规定—它们对律师的钱袋大有好处,对其他人可没太多慈悲。102 最后,我们还可以在专利商标局下设一个部门,负责研究专利制度给竞争和创新带来的影响—从内部纠正专利局员工支持专利的偏差。



进行力度更大的改革也是有可能的。阿特·莱和丽贝卡·艾森伯格建议,对于专利权私有但由联邦提供资金赞助的发明发现,要给予方便的“入场权”(所谓入场权,多多少少可以理解成药品专利的征用权)。103 病患权益保护组织大力倡导这一途径,国立卫生院却从未同意。这其中的道理,或许跟政府很少征用土地一样:哪些产权应该予以征用,政府并不擅长查明;而权利有可能遭到征用的人,又展开了强烈而有效的抗议行动。104 莱和艾森伯格还建议,在碰到反公有资源困局威胁的时候,应授权国立卫生院及其他联邦机构终止特定专利权。105





注意:单一的专利并不会造成困局


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要反对药品研发专利,困局问题根本有别于良好的专利制度固有的使用不足。授予发明短暂的垄断权,使得任何一项专利都可以出于需要提高价格、限制使用。我们愿意承担这样的成本,鼓励发明和信息的公开。



当然,也曾出现过例外的情况:一项专利带来了过高的社会成本。比方说,最近马里德基因技术公司对BRCA1和BRCA2(两种与乳腺癌有关的基因突变)申请了专利,此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106 由于马里德的专利涉及范围广,授权严格,很多跟进研究都受到了阻碍。举例来说,马里德禁止“各大癌症研究中心用廉价的‘自制’测试研究乳癌基因”。107 研究人员不能围绕这一专利展开工作,不管你的工作与上述两项种癌基因变体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全世界都对马里德基因技术公司的霸道举动义愤填膺。108 然而,它不属于困局的范围。



权衡单一专利权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成本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一个病患权益保护组织、制药企业、国会和法院早有办法对付的问题。我无意插手这一辩论。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陌生问题:随着知识的积累,生物医学创新逐渐迈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为了创造出有用的产品,我们越来越需要拥有多方面的信息输入。



艾森伯格和我首先提出生物医学反公地悲剧概念的10年之后,实证研究对我们的理论仍旧拿不出决定性证据。这不足为奇。困局难以量化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得检验与事实相悖的情况:倘若人们能更便利地开展合作,我们能拥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调查研究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不少研究科学家对困局并不太担心。如果你在1915年去调查飞行员对商业航空困局的看法,他们同样摸不着头脑。专利妨碍了旅客搭乘飞机旅行吗?飞行员们会回答说,没这回事,民用航空还根本没影儿呢。要是专利交换授权更方便,会出现大型高速货运飞机的市场吗?他们会说,不可能,谁会想空运货物呀。既然指望飞行员判断商业航空的未来前途不切实际,我们也没有理由指望科学家能敏锐地观察出类似反公有资源这种系统化的无形威胁。大型制药企业所处的位置更方便观察困局,可它们正在跟基因生产企业展开激战,专利太多威胁创新这种事情还是闭口不谈为妙。



最关键的一点是,药品发明显现出来的结构,与旧式专利法及竞争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冲突。困局的风险,至少应该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开展更有效的实证研究。药品发明管道的枯竭,也应当刺激大型制药企业放弃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现有专利制度的立场。达成交易的空间一定有:我们保护制药企业的盈利能力,它们不再妨碍改革,只有这样,高科技创新者(包括药品开发者)才能公正、有效地整合多种专利,设计出宝贵的新产品。



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也一贯是:依靠专利,为私人投资和创新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在进行这一权衡时,我们应当对潜在的反公地悲剧保持警惕,尽管目前还很难测算它们的成本。只需要一丁点儿的调整,类似于1个世纪前使我们能够在空中飞行的小小调整,我们就能破解困局,加速新药研发。